《通渭县志》：50年代末大饥荒实录 该《县志》记载：1959年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人均年口粮20斤。能吃的和不能吃的全都啃了嚼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荞麦皮也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肿得不成人样。1959年仅上半年就饿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人还在继续饿死。 但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灾情，反而认为是地、富分子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召开万人斗争大会。他们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许多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如此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 该《县志》记录了大量人吃人事件。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偎在炕上，饿得只剩下一口气。一天，他歪斜地撑起了身，给锅里添上水，女娃被赶了出去，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白花花的，灶边是堆白骨头。隔了几日，父亲又给锅里添上水，女娃吓得浑身发抖，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1959年入冬，饿死的人更多。人饿极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饿死老人的，饿死婆娘的，把人煮了吃，肉割来吃。还有的把娃娃吃了，把外逃来的人杀了吃的。吃了自己的娃娃，吃过就后悔了，恨自己。人们普遍浮肿、中毒，人不像人。那时候，人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们怕事，相信政策，想共产党会把人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通渭县志》主要编纂者张尚质当年是《甘肃日报》的记者。灾后，他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为此险些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当时他回到家乡，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老百姓一想起就流泪。张尚质所在村，人饿死了三成，他一家就死了3口。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决心要编纂这部县志。 共产党总是说1958年至1960年是“天灾”，而《通渭县志》用事实记录了灾难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1958年5月，中共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共八届二次代表会议；6月，全县抽调农村近20%劳动力参加引洮工程；8月，响应毛泽东的指示，大刮共产风，办公共食堂2,759个；9月，为迎接中央检查团，全县调集近40%的劳动力，大搞形式主义的水利工程；10月，县委又组织6万多人，用“野战兵团作战法”大搞深翻地“放卫星”。 《通渭县志》记载：当地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县政府曾草拟了挽救局面的布告，受到群众欢迎。但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被视为“右倾”思想，召开“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老百姓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整死，要么饿死。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活活饿死。当地流传下来一个顺口溜：“吃饭舔碗，通渭人的出产”，便是当年这一惨剧的历史见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