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 文 革 历 史 真 相
—— 读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者：白云黄鹤
共产党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 1969 年 4 月胜利结束已经 41 年。有人道听途说断章取义，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描述成青面獠牙十恶不赦，文革被盖上了罪恶的烙印。到底谁破坏文革，谁整群众，谁打砸抢，谁给人民造成灾难？《奉献》为还文革历史本来面目，提供了翔实的历史事实。请看：
1 、谁在文革初期整教师整学生整群众？
1965 年 1 月《二十三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 年 5 月《五 . 一六通知》说，斗争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1966 年 8 月《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然而， 1966 年 6 至 7 月，由省、市委工作队在 21 个单位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中 “ 横扫牛鬼蛇神 ” ，以 “ 三家村 ” 、 “ 右派分子 ” 、 “ 资产阶级黑帮 ” 和 “ 反对和破坏文革罪 ” 被枪毙的 1 人，死缓的 1 人，无期徒刑的 1 人，判 15 年徒刑的 1 人，被逼自杀的 6 人，自尽致残 1 人，受到纪律处分的 112 人，打成黑帮、右派、三家村批斗、游斗的 1081 人、被捕 400 余人 ( 其中学生 159 人 ) ，共计 1608 人蒙冤受害。 1966 年 8 月 24 日省、市委指挥的武汉地区的官办红卫兵，掀起的破 “ 四旧 ” 横扫 “ 牛鬼蛇神 ” 的第二次 “ 革命行动 ” 中，先是改路名，对老字号商店门牌又砸又换，隨后，凡是他们认为的 “ 牛鬼蛇神 ” 、 “ 反动资本家 ” 、 “ 反动学术权威 ” 和 “ 资产阶级右派 ” ，都采取批斗、抄家、挂牌戴高帽、游街、剪裤子和剃阴阳头等 “ 革命行动 ” ，七天功夫，被抄家的 21000 多户，抄得黄金 110 斤，白银 1800 斤，银元 26 万 7 千块，现金与存析 440 万，导致自杀 112 起，被恐嚇死亡 62 人，游斗折磨致死 32 人。
当时我（杨道远）是武汉测绘学院航五班文革小组组长，当时我们整个学校都在整学生，整老师，青年教师仇爱立被打成反革命，从一号楼跳下自杀了；一对老教师（顾保康夫妇）被说成是国民党中校，也被逼双双自杀了。还有一级教授叶雪安、讲师洪克艺、讲师梅其祥都被整死了，毛主席对走资派整群众称之为 “ 五十多天 ” 的白色恐怖。我认为这种作法不对，斗争的大方向不对，就去找工作组，工作组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就去找驻院工作队，工作组工作队都不解决问题，我就找省里，找到北京。从此班里文革的一些活动就不再都通过我了。
1966 年 9 月 13 日 ，我们成立了学生组织 “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 ，把斗争的大方向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武汉地区最早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9 月 24 日，张体学亲自到武测召开会议，咒骂我们是 “ 一小撮反革命右派 ” ，千方百计把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为保证这支队伍的正确方向，我们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形成了很强的领导班子。
1966 年 10 月 15 日 ，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在省委礼堂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个批判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扭转了走资派整群众 “ 横扫牛鬼蛇神 ” 的大方向。
在文革初期是谁转移文化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破坏文化大革命，往死里整群众整知识分子？是谁保证革命大方向，反对整群众？是走资派还是革命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还有疑问吗？文革结束后那些走资派贼喊捉贼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整知识分子整群众，难道不是嫁祸于人吗？至今有些被整的 “ 右派 ”“ 黑帮 ”“ 牛鬼蛇神 ” ，竟不知是谁整他，仍怨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嫁祸造反派，不是千古奇冤吗？
2 、造反派与走资派谁不人道？
1967 年 1 月 1 日 下午，批斗走资派王任重大会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批斗会主持人员立即令人剥掉王任重的军大衣，给王任重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王任重不肯挂牌子，把牌子取下扔掉。造反派立即又给他挂上，为防止他再扔牌子，两位造反派前去把王任重架住。王任重的军大衣被脱了，怕他冷，一个造反派工人姜诗存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给王任重穿上。会上湖北大学 6.20 事件（ 1966 年 6 月 20 日湖北省委王任重把湖北大学敢于造反的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围攻、隔离、批斗、监禁）受害者张维荣等九位同志对王任重作了深刻揭发和控诉，以大量事实证明了王任重是湖北镇压群众运动、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 1967 年 1 月 4 日，举行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第二次批斗王任重大会，墨水湖中学三名教师代表发言，揭露运动初期他们就被王任重判了刑，一个被判死缓，一个被判无期，一个被判徒刑 15 年，还有一名初中学生叫徐苗还不到法定年龄，但还是以胁从犯给判了刑。
开批斗会后，王任重、张体学等省委要员暂时集中在水电学院，有专人负责他们的医疗、生活；还有人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指示，提高认识，检查思想，揭露问题，表态，亮相。革命造反派对当时的批斗对象，政治上是严厉的，生活上却是很关照。派专人照管他们，负责他们的安全，负责他们的食宿，王任重有肝病，水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余某某专门为他煲药、倒痰盂，生炉子，还给他们煲汤喝。斗他们时把他们当走资派，在会下却把他们当老革命看待，很尊敬他们，吃住上唯恐照顾不周，晚上给他们三床棉被，唯恐他们受冻，张体学通过被批被斗，提高了认识，自己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写了检讨认了错，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又被结合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当了副主任。
走资派在运动初期破坏文革转移斗争方向，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围攻隔离批斗监禁逼死，同革命造反派对走资派政治从严生活关照相比，谁人道呢？那些把走资派说成受害者，攻击文革和革命造反派迫害老干部（走资派），难道不是千古奇冤吗？
3 、所谓 “ 抢档案 ” ，看谁整群众谁保护群众？
1966 年 10 月 5 日 ，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紧急指示》，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 ‘ 反革命 ’‘ 反党分子 ’ ，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中央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1966 年 11 月 16 日，中央《补充规定》说：必须将 1966 年 5 月 16 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其他所有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拒不执行中央精神处理材料，把整群众的材料进行转移。走资派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他们为保自己就死保黑材料，生怕落入造反派之手，进行隐藏转移。
文化革命初期，武汉测绘学院在老师和学生中抓 “ 小邓拓 ” 、 “ 小三家村 ” 、 “ 反革命 ” 等整教师学生，院文革不承认整了群众材料，拒不交出，斗争的关键时刻，院汽车队老工人报告，院文革组织车队的人转移 “ 黑材料 ” 。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带领群众冲到了现场，抢出了 “ 三军 ” （院文革的下属组织）整的黑材料，成为院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整群众的铁证。
1966 年 12 月，武汉文化系统走资派把整群众的黑材料装入档案，用汽车转移到湖北省五三农场，被五三农场汽车队职工发觉，造反派去事发地，果见大批木箱子，说他们转移黑材料，当权派说是档案不是黑材料，造反派提出：任意打开一箱，如若是档案，造反派不动，原封归还，如若是黑材料，造反派要全部查抄。双方达成协议后，当场打开一箱，不是档案，正是某单位文化革命的材料，有会议记录，划左中右的名单等，当然被认定为 “ 黑材料 ” ，在场双方签字，造反派接收了这批被转移到五三农场的材料。我说：五三农场有劳改犯，就是档案运到劳改农场也很不安全。当晚全部材料运到武昌红楼司令部所在地，总共 81 箱，当即全部藏于红楼礼堂地下室里。随后抽调五名党员，组成清查黑材料小组，对这 81 箱材料全部开箱查验，按照中央有关处理档案问题的规定，黑材料全部检出，其他材料原样放回，各个木箱互不混淆。黑材料发给有关单位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剩余的材料一直保存到 1967 年 3 月省军区接管司令部后，全部收走。
1967 年 1 月上旬，武汉市教育系统的黑材料被转移到武汉市委机要室，是麻袋装的，待转运走。我们赶到现场，双方达成协议，当场检验，任意拉出一麻袋，由机要员动手打开，把麻袋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这一袋全部是某单位文化革命办公室的东西，有《湖北通讯》、《武汉市文革动态》、笔记本、会议记录本，内有左中右排队名单等等。共 23 麻袋，两个机要员坐在材料车上押车，运到了武汉测绘学院。双方共同查阅，除双方认定为黑材料的材料外，其他材料一律放回原袋。 1967 年 3 月由机要员带人将全部清走，办了交割手续，当时并没有说缺少什么，我们和机要员都签了字。
在文化革命中谁在保护群众，谁在整群众，还有疑问吗？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走资派以 “ 抢夺公文罪 ” 判杨道远有期徒刑三年！那些对抗文革对抗中央，转移整群众的 “ 黑材料 ” 的走资派，不追究罪责，对执行中央文件、落实中央精神，追缴 “ 黑材料 ” ，保护群众的造反派反而坐牢！真是黑白颠倒，千古奇冤，天理何在？
4 、谁破坏生产？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推行的整群众转移文化革命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批判之后，不甘心失败，以他们占据的领导岗位消极怠工躺倒不干，来破坏生产秩序，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企图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武汉各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 “ 抓革命，促生产 ” 指挥部，保障各项生产任务的完成，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从 67 年 1 月上旬开始，多次组织各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车派人到车站、码头帮助转运物资，尤其春节前加紧转运过节物资。新华社就此还发表了新闻稿，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支援生产的事迹登在《人民日报》上。武重等各厂矿企业革命职工纷纷建立 “ 抓革命、促生产 ” 班子。 67 年 1 月 20 日，革命造反组织及外地来汉师生 50 多万人，以 “ 抓革命，促生产 ” 为题，分别在汉口人民公园、武昌体育场、青山等地集会，揭露走资派破坏生产的阴谋，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一些单位还把本单位消极怠工，破坏文革破坏生产的走资派游街示众。
革命造反派在保守派外流，走资派躺倒不干，使生产可能瘫痪的情况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使走资派以破坏生产达到破坏文化革命的伎俩破产。文革后有人把走资派破坏文革破坏生产，说成革命造反派破坏生产不是千古奇冤吗？
5 、谁搞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
搞 “ 二月逆流 ” 的武汉谭式人物，通过武汉市人武部的走资派于 1967 年 5 月 16 日，策划、纠集、拼凑、炮制出一个大杂烩，一个保守派的集合体 ——“ 百万雄狮联络总站 ” 。这个联络站开了成立大会，它的口号是 “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 ， “ 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 ， “ 围剿钢二司，踏平九一三 ” ！百万雄师基本上不搞 “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 ，他们一开始就是 “ 行动行动再行动 ” 。百万雄师成立之后在东湖宾馆开会，制订各种 “ 扫平计划 ” ，先从汉阳开始扫平，然后在汉口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去扫平，最后扫平武昌的各个大学。百万雄师没有搞一天的 “ 文化革命 ” ，同造反派也没有公开开展过辩论，是个纯粹的武斗团体，是武老谭武力镇压造反派的武斗队。百万雄师从 1967 年 5 月 16 日成立，到最后一次攻打武汉体育学院，至 7.20 事件后被解散，在这个组织存在的 68 天内，进行了 70 多场武斗，杀死杀伤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上千人。
如血洗工造总司。 6 月 24 日凌晨，百万雄师，组织了七八千武斗人员、几百辆汽车、七辆消防车，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消防车，向设在汉口大智路的工造总司司令部扑来，军管的电信局把我们和外界的电话联系完全掐断了，工造总司司令部内大概有 220 人左右。由于军队担任武斗指挥，一切都很专业，百万雄师总指挥由雄师支队队长汤忠云和江岸区二号头头陈文担任。八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开来几辆消防车，开始向工造总司大楼喷水，十点钟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圈，向大楼内抛石头， 11 时，百万雄师用汽车将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大门强行撞开，准备杀人。十二时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仍未攻下，大楼后面驻武汉市无线电厂的军代表，突然将工厂的大门打开，二十多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大楼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被逼到三楼左侧平台上，面对着团团包围的百万雄师暴徒寒光闪闪的长矛大刀，举着红旗高喊 “ 毛主席万岁！ ” 跳下楼去，壮丽牺牲。可怜才 15 岁的小姑娘广播员朱庆芳被几个百万雄师大汉用铁矛活活戳死。工造总司当场被杀死 28 人，重伤 60 余人。这难道是两派武斗吗？这是走资派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大屠杀，这段历史记录了走资派仇视文化革命群众运动、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武汉的 “ 武斗 ” 不是双方对打，而是革命造反派遭到走资派镇压，遭到血洗的时候有过反抗。武汉不存在武斗，只有血洗，只有镇压。在走资派操纵的百万雄师的进攻面前，在百万雄师的残暴镇压下，不屈服的不愿投降的人们奋起反抗，这就是 7.20 前武汉武斗的真实情况。每次武斗百万雄师都是有备而来全身而退，死伤的都是革命群众和造反派，百万雄师除了 6.17 在铜人象前被打死两名成员（在押犯）外，再无人被打死。只要对武汉曾经发生过武斗的地点稍加研究，不难发现，所有武斗现场都在造反派的地盘上，都在造反派的家门口。这充分说明，是强盗到造反派家中大打出手，造反派不愿举手投降，被迫自卫反击，没有任何一份资料能够证明造反派曾经主动到哪里进攻过。
走资派专搞武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操纵武斗组织 “ 百万雄师 ” 镇压革命造反派，却诬陷文化革命和造反派武斗，真是千古奇冤啊！
6 、 “ 抢夺枪支 ” 罪的千古奇冤！
武装左派的由来。 1967 年 8 月初，毛主席两次 “ 批阅、同意 ” 的中央文件指出： “ 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 ”“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 ”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指出，要有计划的、分期分批的把革命左派武装起来。钢二司的同志们学习中央文件和《红旗》社论，自认为钢二司就是革命左派，要武装首先就应该武装钢二司。
钢二司领导班子，根据中央文件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去了部队设在武测图书馆的支左办公室。要求给我们发枪。支左军代表康星火说，发枪是件大事，我们做不了主，要请示上级领导，没有指示，不能发枪。隔了一天，他们就答复了。支左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武装左派，钢二司肯定是应该武装的，但是不能直接发枪给你们，因为武汉群众组织比较多，给钢二司发了枪，别的组织要是也来要枪，就很难办，要钢二司体谅部队的难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那个时候部队都是支持造反派钢二司的。我们先派了一个小分队，赤手空拳，打着钢二司的旗子，戴着钢二司的袖章，朝着仓库方向走去。守卫仓库的解放军立即开门表示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紧跟着开了进去。在我们的要求下，值勤的解放军把各个库门都为我们打开了，我也亲自进了仓库。先是拿枪和子弹，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都运到了武测。这些枪是不能用的，枪都是没有枪栓的。这些枪提前做过技术处理，枪栓和枪不放在一起，后来枪栓是在什么地方弄到的，我就不大清楚了。守卫部队看到钢二司搞枪，当即给上面打电话， 8199 部队去了很多人，他们到达的时候，我们装枪的第一辆汽车已经出来了，正好拦住，我就在这辆车上。我下了车，同前来的解放军讲明了情况，他们认准是钢二司后就放行了。部队还派战士封锁路口，保证钢二司运枪车辆通行。枪运回钢二司后，钢二司成立了 ‘ 军政训练办公室 ’ ，军政训练都是请部队搞的。这个办公室的技术指导都是部队派来的。清理枪支、给枪配枪栓、校正、试射，都是部队干部帮助完成。钢二司组织民兵队伍，发放枪支，训练打靶，都是部队干部领着干的。红武测成立了钢一连、钢二连， 8199 部队派了两个编制连进驻武测，同民兵连搞 ‘ 一帮一、一对红 ’ ，一起训练，一起打靶。当时《解放军报》还报导过。钢二司搞枪就是这么个行动，回来之后经清理发现什么枪都有，手枪、步枪，还有高射机枪和迫击炮，学生们都不会使用，只有军队的人会使用。我们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在军队干部指导下进行的。我们规定；除了在靶场，一颗子弹都不准放。总部的头头每个人都有了手枪，我自己在靶场外一发子弹都没有打过，要是自己打了怕管不了别人。
1967 年 9 月 5 日 中央发布命令，要求缴枪或者原地封存。我们坚决执行，在部队的参与下，仓库的枪先行封存，发下去的枪支都上缴，由钢二司军政训练办公室收齐后全部转交部队。发枪的时候造了册的，收枪时按册核对，全部收缴了，此后再没有人找过我们。从此以后钢二司作为一个组织，再没有搞过枪。 1970 年在北京办学习班时，张昭剑说我们搞 “ 反革命武装 ” ，我说是你们派人组织训练，是你派部队去同我们搞 “ 一帮一、一对红 ” ，我们怎么成了反革命武装了呢？我记得收枪的时候， “ 九五命令 ” 上说，除了反革命之外都不予追究，九五命令还说 “ 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 ” 。后来，武汉军区三办干部徐健说：一九六七年的所谓抢枪，方铭（ 15 军军长）有电话指示说要给造反派发枪，要发三万条枪，要我们做计划。后来沒有直接发，叫派人到仓库去搞。又说是造反派抢枪。
1982 年走资派清算文革时，把我们 95 命令下达 “ 以前 ” 发生的事当作 “ 今后 ” ，以 “ 违犯国法 ” 给我定罪，判我十年徒刑，罪名是 “ 抢夺枪支 ” 。我在法庭上说， “ 抢 ” 是要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我们赤手空拳，仓库有一个排还是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卫着，我们如何抢得了？更何况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何以定我抢夺枪支罪！自己辩解是不起作用的，刑还是照样判了。
走资派对打死那么多革命群众，不予追究，对革命造反派按中央文件规定执行，却判刑坐牢，天理何在？公理何在？
7 、世界上有这样的 “ 罪犯 ” 吗？
杨道远出生于河南镇平贫农家庭， 1961 年 9 月进武汉测绘学院， 65 年加入共产党， 65 年参加四清， 66 届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按照中央 516 通知和 16 条办事，始终保持斗争的大方向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革命造反派 40 多万人的武汉钢二司负责人，周总理 16 次接见。经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 1968 年 2 月 5 日成立，成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常委。
省革委会刚成立的时候，实行集体办公，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实行分班轮流值班制。曾、刘不参加，张体学的班则要我来代。在省革委会工作的时候，时时刻刻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标准要求自己和革委会成员，结果多少得罪了某些老同志。
一次是在东湖客舍开会，代表们都睡的是钢丝床，在当时那是最高档的。我反对在那里开会，坚决不住东湖，认为这是接待外宾的，为什么省里开会不能在招待所里住，非要上这里来？最后只好给我换了棕床。
还有，曾思玉个人批准，把省革委会周围做了五六米高的围墙，我当时不知道是谁批的，只要一开会我就说，这个围墙用了多少砖头，花了多少钱，这够给农民盖多少房子。王任重那时都没有修这个围墙，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连过去的走资派都不如。革委会知情的工作人员私下对我说，是曾司令员批的，劝我以后别提了。
还有一次开常委会，晚上十点种会议可以结束了，也都有车子可以送大家回去，但是硬要留下来吹牛吃点心。那天刚好是我值班，计划拿到我这里批，我说不要搞，工作人员说是首长叫搞的，不搞不好。我批上：夜餐照发，我不要，对这种做法我坚决反对。这件事后来整我的时候，被说成：因为一个饼子两个点心，就说张体学又犯了走资派错误，说我打击老干部。
还有一件事， 1968 年初武汉测绘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曾思玉、刘丰等都到会祝贺。此前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批评西安某大学成立革委会大摆宴席，故此，武测没有准备宴请，只想着散了会就走人。可是散会后曾刘要到武测革委会坐坐。这一坐问题来了，我们没有准备午饭！怎么办？学校食堂是来不及了，当时 7252 部队驻在武测，就请曾、刘等人到部队伙房吃午饭。这件事我当时觉得很尴尬，并没有很在意。可是过后到省里开会时，刘丰多次当作众人说我：杨道远真小气，到他们学校去连饭都不管，他们觉得对他们太不尊重了，不把他们当领导、当上级，别人请都请不去，到你们武测去了，你们这样怠慢！我当时也没有多检讨自己，还以为，中央要求勤俭节约。
1969 年元旦、春节期间，省革委会组织慰问团，我作为副团长，任务是带慰问团去荆州、宜昌地区慰问解放军。慰问团不仅有文艺演出队伍，还带有慰问品，还去了当阳飞机场，机场在山上有个雷达站，我们慰问团到山上去慰问，雷达站只有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有一个战士在烧火做饭，为使这位战士能看演出，我替他烧火，结果把饭烧糊了，成了笑话。
1969 年 8 月份我请假回河南老家去结婚，为什么要回河南老家去结婚呢？因为在武汉结婚，不设宴，不举行婚礼，那么多朋友不好交代。特别害怕送礼，搞不好就犯错误。我和我爱人悄悄的回到河南，在老家也没有办酒，没有请客，我要离开老家的前一天宴请了全村的长者，向他们告别。回到武汉后，大家还是知道了，朋友们来闹就给几颗糖吃就算了。
在省里值班时碰到一个知青，她姨妈带她来反映问题。她被下放的荆州某地，有一天生病没有下地干活，在家里躺着休息。人武部长知道了，假装来看望她，结果被人武部长乘机强奸了。我一听就气炸了，这些中学生才 15 、 6 岁，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下放到农村就很吃苦了，还这么糟蹋她。我当即就批了 ‘ 撤职查办〈他们说我处理太严了〉。
1969 年 6 月中旬，由于连续大雨，河水暴涨，府河决口，沉湖受淹，我立即去现场，组织疏散人员，抗洪救灾。 6 月 27 号洪湖长江堤溃口，我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洪湖，抗洪救灾指挥部在省革委会领导下，城乡军民共同奋斗，堵住了溃口，锁住了肆虐的黄龙。抗洪救灾成效显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发挥了巨大作用。显示了新生政权的优越性。
一个这样廉洁奉公、嫉恶如仇、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勤务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1983 年 1 月 18 日走资派以莫须有的 “ 抢夺枪支 ”“ 抢夺公文 ” 作为 “ 罪犯 ” ，判刑 12 年，天下有这样的 “ 罪犯 ” 吗？天理何在！
8 、无产者联合起来！
2007 年夏天，湖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和最大的保守派组织 “ 百万雄师 ” 的负责人，两次聚集一堂，回顾总结文革经验教训，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工人阶级经过历史的洗礼，对走资派如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清楚的认识，感慨万千，保守派并没有因为保了走资派而免予下岗失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找市里解决问题，要求在国家法律、法规内坚决 “ 维权 ” ，他们的行动却遭到盯梢压制。现在真正理解到 “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 ，走资派才是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走资派希望工人阶级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工人斗工人，以破坏文化革命保护自己。工人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
老红军老革命李尔重，当过省委书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受冲击，被关押在福建乐清监狱，他自觉革命不断学习，革命思想不断升华，毛主席逝世后有人 “ 反毛，批毛 ” ，他勇敢的站出来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李老谦虚的对我说， “ 你们是先知先觉，我是后知后觉，我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才有了认识的 ……” 李尔重同志是不计个人得失，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为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 41 年，历史荡涤着掩盖事实的浮尘，显现出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相：
走资派破坏文革罄竹难书！
造反派受尽冤屈天理难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