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已逾期了
六四忌日又近，与往年不同，就是中共刚经历薄王案震撼，而民间又受陈光诚事件鼓舞，地火涌动，人心思变。二线城市贵阳民众聚集纪念六四，套用官方对薄案定语，那是「孤立事件」，然而却是一个讯号，提醒官民双方：「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的镇国咒语已经逾期。
后六四二十三年来，中国确实大变，变成何等模样？历史学家黄仁宇把中国衰落的起点划定在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其中重要原因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腐朽以及官僚集团的同步腐朽，换言之，仁义道德之国家学说和泛社会的实际行为相去甚远，官民皆然，他们内心都不信国家标榜的那套话语和规范，却假装相信。於是社会开始风化剥落和倾圮，这正是今日「盛世中国」的写照。
全国人大代表最富的七十人，财产是美国两院全体议员加总统、大法官、全体政府阁员财产的十二倍；中共中央委员九成都有直系亲属移居海外；中国民众的消费从过去佔 GDP比重的百分之五十，跌至未足百分之三十五；薄熙来案更抖落出国家话语和政权本质的巨大反差，现实已荒诞到整治薄案已不能从贪腐角度着手，否则大家都受不了，於是只好以「孤立事件」名之。
不难推算，这轮政治震撼决不可能成为政改和重评六四的契机。倒有江湖传闻，薄熙来篡权早有谋算，其中六四就是可能的政治资源之一，他曾拟篡位之后把六四定为「反腐爱国运动」，以拢天下民心。「反腐爱国」而非民主爱国运动，由此可见薄熙来与民主宪政绝缘，如说他有何贡献，那就是加剧了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纵观大历史，任何集权王朝均有自我毁灭的归宿，试看世界上诸多显赫帝国，莫不灰飞烟灭。中国历代王朝都先是德不修，政不通，人不和，而后滑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外族入侵只是给其陵墓添上最后一抔土。中共「盛世」当前，衮衮诸公却抱着末世情怀，纷纷转移宝眷和财产，他们全力维系这个体制，无非是对踞金字塔顶端的人最有利，而无关人民和社稷福祉。
然而六四这场记忆和遗忘的长期抗战，人心终须战胜强权，这是天道。如果薄熙来都念及六四是政治资源，习近平怎会想不到，他想到也不会去做，除非人民逼着他去做。六四香港维园的烛海，已经燃烧了二十二年，中国人已守望了二十二年，犹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战，亦八年而已，六四碧血沉埋的光阴却三倍於此。天日昭昭！
――苹果日报
【附录】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概述
一般史家以为是明朝灭亡的起点，如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二十年（1592年）援朝鲜之战，万历三十一年间的"妖书案"，接下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起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败等。与这些年份相比，万历十五年（1587年）虽然有海瑞、戚继光的去世，但终究只是无足轻重的一年，也即如其英文版的书名：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但黄仁宇提出与其他史学者不同的看法，指出此一年似是无重大动荡，实际上可能却是明朝发展至尽头而步向灭亡的一年。黄仁宇引用典籍，特别是《神宗实录》，就此年中发生的立储之争和一连串使万历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作分析，研究发生在万历帝身上的变化。黄仁宇指出，虽然最后万历帝在种种问题上妥协，但他由此怠政三十三年，可能是他对抗无效之后，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方式。由此可以理解，明朝的皇帝表面看是有其无限权力，但终归也要受到传统文化和文官集团的制肘。
另外书中还提到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也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制肘，而得不到有意义的发展。对海瑞，黄仁宇形容"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对戚继光，黄仁宇评"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而对李贽，黄仁宇也评说李贽不过是反映明朝在儒家伦理文化趋于僵化下，思想界的苦闷和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