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回家省亲，一共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时间很短，外出旅游已不可能。我本想携带父母亲在江苏附近的城市玩一玩，却遭父母的反对。一来这炎炎夏季，热浪滚滚，出门只添奔波之劳苦，他们吃不消，二来父母年事已高，腿脚都不是很利落，怕出门。母亲说的好：“你的孝心我和你爸爸心领了，我们看到你们就够了。”
一切只好遵从父母亲的意思。我把头一周的时间安排在拜会公婆，朋友聚会及一些推不掉的应酬上面，剩下的一周，我完全留给父母亲。我要和他们呆在一起。
父亲已年近七十，身体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那样瘦弱。比起前年我看到的他，又老了些。脸色暗淡，眼窝塌陷，眼睛周围布满深褐色的斑点。眼神似乎也不大好使，看人的时候总是眯缝起双眼，头也要随眼睛够近一点距离。胳膊上到处是抓伤的痕迹。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解释是皮肤搔痒，不知不觉中自己抓伤的，无大碍。弟妹偷偷告诉我说，父亲身体虽维持原状，也大不如前。体质非常虚弱，牙痛，皮肤病，眼睛发炎等等，都是糖尿病引发的综合病症，不得好的。
看着父亲吃完饭，一步一挪地回到楼上，回到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中去，我的心里一阵阵地难过和无奈。我那风华正茂的父亲哪里去了？我那开朗豪爽，笑起来“哈哈哈”的父亲哪里去了？我那耿直不阿，曾经为了教师的利益，连续几次上告某些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的一身正气的父亲哪里去了？
没有回答。
我心中的悲伤隐藏在我平静外表的下面，包裹着，虽然它时不时地翻腾出来，湿润了我的双眼，但我都会强忍回去。我回来，父亲是要看到我幸福快乐平安。我知道，我就是他的心爱宝贝，如果我因为他的身体而流露出不快乐，父亲的心也会痛的。他是一个内敛又极度自尊的人，他不希望任何人的同情心，尤其是他的女儿。
父亲最灿烂的一生，几乎都是与病魔相依相伴的一生。一次次的病痛，消磨掉了他昂扬的斗志，也改变了他乐观向上的性格，变得与世无争，自卑，依赖母亲的照料，脾气也变得有些古怪。平时总爱钻在他的书房里看书写字，饭菜做好了，要家人喊上三四遍才下得楼来，被家人戏称为“楼上小姐”。家里来了客人，他也是自顾自地吃完饭，上楼，不好好地招待客人，害母亲一遍遍地解释，以后习惯了，也就随他去。其实，他也更乐意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默默不语，不惊扰别人，也不希望人们来打扰他。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被胃痛病困扰。说起他的病，是年轻的时候在新疆，为响应党的“反修防修”的政策，“深挖洞，广积粮”，靠着年轻力壮，连续奋战好几个月挖防空洞，饿了啃几口干馒头，累了就地倒在防空洞里睡觉，作息时间紊乱烙下的。那时候家在新疆奎屯，生活条件很差，大人的口粮配额是每人每月二十八斤，小孩子更少。我家父母加三个幼小的孩子，粮食根本不够吃。母亲把百分之十的所谓白面（新疆称之为七五面）都剩出来给父亲，做成包子，擀成面条为他补养。我们家的三个孩子，都是吃粗粮长大的。
有一个画面，一直刻在我的心里，永远都不会忘记。父亲的胃病又发作了。他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呻吟不止，豆大的汗珠不住地从头上滚落下来，浑身湿得透透。母亲抓不住他，在一旁抹眼泪，我们三个孩子，趴在门框上，吓得一脸的惊恐，忘记了哭。听母亲说，父亲曾经因为病痛的折磨，有轻生的念头，可是母亲哀求他，为了三个幼小的孩子，为了母亲跑来这么远的大西北，无依无靠，也要活下去，父亲才含泪作罢。父亲的胃病，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71年初冬，一个寒冷的夜晚，我胃痛发作剧烈，秀芬找人帮忙，用板车拉着送到师医院。值班医生只是用针灸的方法临时止痛后，就打发回家。当我们提出要求住院时，医生说，胃病很普遍，都来住院，哪来这么多的床位？没办法，只得回去。哪知才走出医院100来米，又痛了起来。知道再去也不会收住，回到家吃了些阿托品止痛。
秀芬怕我这样痛下去会出大事，第二天，她找到陈副政委家，诉说病情，请求批准住院治疗。他出于对退伍军人的同情吧，批了字条。这天晚上，我们带上字条，又来到医院。医生还是那套老话，拒绝接收。当把陈副政委的批条给他看时，他说，既然有领导的条子，那就住吧。检查粪便为黑色，有便血症状，通知外科医生，准备手术。一位哈族医生来到床前问了一些情况，说先观察一下，如继续便血就要考虑手术了。第二天，见病情较稳定，决定由内科进行药物保守治疗，服用当时推广的新药“920”外加一些辅助的药物。
住院所20天左右，好转出院。我总算逃过了胃切除这一劫。以后，孙正康从他所在的石河子医学院的医生那里搞到了治胃病的秘方，用米汤冲服，加上坚持较长时间的长跑，打太极拳锻炼，胃病基本痊愈了。”
父亲的胃病好了以后，欢声笑语又回到了我们的家庭。那时，常听见母亲责怪父亲为了工作耽误了家务，花费心思辅导学习落后的学生却忽略了自己孩子的教育。父亲虽不强辩，但可以看出那些年，自信心一直充满着他的内心，也可以说，那是他人生最风华正茂的日子。
光阴似箭，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家庭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家从新疆调回了内地，我也和我的岭结了婚，并先后离开祖国飞往了大洋彼岸。当我和父母亲含泪离别在虹桥机场的时候，父亲隔着机场的玻璃向我挥手，清瘦的身板，仍然是挺拔坚毅，风吹不倒。
初到异国他乡，一切都从零开始，我和岭忙于生计和学业，和家人的联系都是靠书信往来。91年底，母亲的来信当中隐隐约约提到父亲生病了，人瘦了不少，但安慰我说他的精神状态还可以，我知道他们有事隐瞒于我，就一定要在下一封的信中看父亲的照片。收到来信，迫不及待地打开，看到父亲，我悲从中来，放声大哭。照片上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斑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那对我熟悉的浓眉下，曾经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此时此刻，就象两只黑古隆冬的深洞，充满忧郁地凝视着我，让我痛不欲生，不忍再看。这哪里是我的父亲？他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父亲的症状出现常见的糖尿病“三多一少”时，并未引起任何人的察觉。直到体重突然下降，人也日渐消瘦，走路有时要扶墙而行，大有风吹欲倒之式时，才意识到可能是重病来袭，由学校送抵苏州的泌尿科安排专家会诊。确诊的结果是I型糖尿病，须终身注射胰导素，一天三次，终身相伴。住院其间，父亲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为了方便医治，父母亲都相继学会了自己注射。
这次的大病，给了父亲身体和精神上的致命打击。我曾收到父亲在苏州住院其间写给我的信，歪歪扭扭几乎不成行的字体，是用了气力分几次写成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命运的悲观，对人生的无奈以及对生命的绝望。总之一个词，“沧凉”。我每读一遍，就哭一场，不能自己。我当时的身份和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回去探望他，但对他的心理状态很着急。我写信安慰鼓励他，也让家人帮助他重拾生活信念，但收效甚微。人生几十载，从青年到壮年，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都是在疾病中生活，怎不令他心灰意冷，感叹人生无常。
父亲最疼爱我。早些年，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我总于夜晚，面向东方，乞求上苍赐给我足够的智慧和能力，让我帮助父亲驱除他内心的阴影，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我为他买了测血糖仪供他测量血压；在我回国的时候，拖上他买了他喜爱的二胡和曲谱，他拉琴我唱歌，就象我小的时候一样。当他拉出了前奏，我喨出嗓门的时候，少有的光彩和笑容重新浮现在他苍老的脸上；一套精美的文房四宝托人带给他，嘱咐他一定要好好练习书法，女儿我要他不时地把书法成果寄给我检查；告诉他我喜欢的杂志名称，让他为我订阅，回国的时候我都要带回美国，一期都不能落下；鼓励他利用难得的空余时间写一本《回忆录》，让我们了解家族的历史，他的成长奋斗的人生，留给我们子女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父亲91年底发病，到现在，他的糖尿病史，已走过十七个酸甜苦涩的年头。这些年来，母亲的无微不至照料，家里亲人的爱心呵呼，加上父亲自己的坚持不懈，使他的病情没有出现反复，维持着稳定的状态。
今天，当我躺在父母为我清理出的卧榻，大声朗诵着迎面的墙上，贴着父亲用漂亮的行书书写的明初文学家宋濂的散文《送东阳马生序》“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予，。。。”时；当我翻阅一期期父亲为我整理好的杂志，看到里面他对文章的评语和感念，就好象当年在学校批阅学生们的作文一样一丝不苟的时候，一丝欣慰充满着我心。虽然他不似以前对生活充满乐观，虽然他还是自卑，虽然他的脾气有些孤僻古怪，可是我能够感到，他是实实在在活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是这样的纯洁，简单，充实，不再被世俗庸人打扰，也让我为他牵挂的心，有一丝安慰。
一本不算太厚的《回忆录》由父亲交到了我的手上。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阅读完毕。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我家祖辈们艰苦创业的家史，父亲从呀呀学语的孩童，到成长求学，西北边疆奉献青春，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坎坷的一生。
书中的结尾写道：“一个人来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上，纯属偶然，但离开这个世界却是必然的，如同到风景区旅游的游客一样，所有的人都是到世上来旅游的游客，最终总是要离开这世界的，不管穷富，也不管地位高低，概莫能外。所以，对待生死的问题应该有科学的理智的态度。生老病死是宇宙的法则，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我们只能遵循这个规律，在活着的时候尽量享受生命的每时每刻，使它更精彩，更美好，以尽量不留遗憾为好，到了那一天，也就心安理得，泰然处之了。”
爱是一种支撑，也是一种希望。回来看看父母亲人，多少了却了我常年漂泊海外的心愿。我的公公婆婆，我的父亲母亲，我们做子女，是你们做父母的一生的牵挂。同样，你们的健康，也是我们的日思夜想的牵挂。我爱你们，愿你们平安，健康。让我们共同支撑彼此，才能支撑出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