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应监察部～该被打回原形
随着中国官场的前腐后继，负有反腐败重任的纪委也声势暴涨，不幸，这声势不见得是正面的。纪委权势灼人之际，朝野对纪委的质疑，抨击的声音也急剧升高，连新华网都报道，在2009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铁道部前副部长孙永福，前新华社社长田聪明等多人对中纪委，监察部的连番质问，就是证明。
政府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政府本身就成了问题，西哲的这句话就落到了赫赫有名的纪委头上了，纪委是用来解决腐败问题的，但是现在纪委本身就成了腐败的重灾区。
文革过后，改革开放之初，民众出于对官场腐败的痛恨，当权者对于政权失范的忧虑，都支持恢复纪委，支持纪委大刀阔斧地整顿中共党风党纪，纪委也确实调查惩治了若干贪赃枉法的高官，赢得了朝野的称许。但是即使就在当时，关于纪委的许可权如何界定，纪委办案是否超越甚至违反了法律，纪委是否只是政治斗争工具的议论就一直没有止息。
曾几何时，纪委由于天时，地利，更由于-人和，---某些人著意以权谋利，结党营私，导致这一机构的权利极度畸形膨胀，俨然已成中共党内尾大不掉的庞然大物，凌驾于司法机构之上，太岁头上谁敢动土，谁也碰不得。发展到今天，量变正在引起质变，已经结出了阻碍法制建设，干扰和谐社会，冲击科学发展的恶果。
大量实例充分说明恶果累累，怵目惊心----
纪委打着反腐旗号，有罪推定，践踏程序，动用监听监视的现代化设备，祭出双规利器，威赫利诱，侵犯调查对象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甚至放纵办案人员严刑逼供，草菅人命。
纪委以政治斗争的需要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借反腐整人，打击政敌，而对涉嫌重大违法犯罪者，只要顺从要求，任其逍遥法外，甚至远走高飞。
纪委以保密为由，不让外人置喙，更不容外人插足，其强势作为打破过去本就软弱无力的监督体系，腐败是黑箱操作，反腐败也是黑箱操作。
纪委组织眼线，鼓动告密，混淆党纪与国法的界限，罪与非罪的界限，败坏正常的人际关系，冲击社会信任度，造成人人自危。
纪委以发扬传统为名，委派那些名为严于律己，实则恪守成规的官员，在社会转型，丞需大胆改革但又界限未名的场合，不遗余力地打压改革者。
纪委办案不计成本，动轧抽调上百人，一查就是大半年，住在高档宾馆或招待所，查案花费，都由财政部门用预算外收入随时拨付，从不公开。
纪委官员自身就陷入权钱交易怪圈，重蹈腐败覆辙，各方朝贡，受贿索贿，作威作福，前有湖南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今有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贪腐的金额也让人叹为观止。
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利，必然走向腐败，这本来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定律，纪委并不例外，然而纪委兑变如此之速，公信力折损之快，激起民怨民恨之深，著实让海内外民众吃惊。
我们知道，纪委和监察部对外是一党一政两块招牌，内部其实就是一回事，纪委和监察部同设一门，分占两院，内部人员称之，东院，西院。有人更直接用“当代东西厂”来称呼这两个部门，这让我们想起中国明代，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民官，此后，又设立东厂监视锦衣卫（当然也监视民官），在设立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还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最后，这种重重叠叠的特务机构并没有抵挡住明王朝的官风败坏，更没能挽救明王朝的一朝灭亡。前车之鉴值得当今为政者深刻记取。
纪委和监察部，都应该打回原型，回复到本来面目。纪委的职责，应该是监管党员，尤其是党员中的官员的党纪，党风问题，而无权去调查非党员，更无权去调查，处理党员和非党员违反国法，涉及犯罪的行为，这些人的这些行为应该交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来调查，处理。同理，国务院监察部的职责，应该是监管公务员，尤其是高，中级官员的政纪，政风问题，同样也不应该僭越职权，越俎代庖。
纪委与监察部，都必须置于舆论与媒体的监督之下，置于中共党内和政府内部的监督之下，办案必须透明，程序必须规范，手段必须合法，帐目必须公开。纪委的官也是人，并没有抗腐蚀的金钟罩，纪委的官也是官，只有更加遵纪守法的义务，而无逃避监管的特权，对象王华元这样的涉嫌犯罪的纪委官员，纪委不应该护短，更应该交由司法机关，彻底查清其在纪委内外盘根错节的涉案同僚，绳之以法。
而那个早就被人强烈诟病的双规，完全是非法监禁，非法审讯，不仅给调查对象的身心造成严重损害，也实际上给办案人员上下其手，掩盖案情，保护更高官员提供了良机。必须立即废止。
我们无意为贪官鸣冤叫屈，然而，即便是涉嫌腐败的官员，也有其不容侵犯的公民合法权利。我们要强调：在法治国家，必须由司法当局来依法立案处置。即便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动用特殊手段，也必须由司法部门依照法律程序授权，严格控制规范和范围。
对腐败，无疑必须坚决地反，但反腐败必须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进行，否则，腐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腐将失信于民，严重败坏执政党的声誉，甚至整个执政体系都被某些帮派利益所劫持，民无宁日，国无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