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对加拿大学潮下手的背后
宋鲁郑 2012-07-02 00:21:20
2月中旬爆发的加拿大历史上轰轰烈烈而同时又“悄无声息”的学潮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截止到6月28日是第137天）。在这场（国际社会）无人注目的学潮中，5月18日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发生首次大规模冲突和警方大规模逮捕之后，就在政府与学生第一次开始对话之际，魁北克省政府突然推出紧急法（该法案由自由党省议员起草，经省教育部长推荐、魁北克未来联盟党议员的支持下在国会获得通过），对学生的游行严加限制。这个法律的名称很奇特： “为保障学生得到所在学校教育的立法”,内容却是禁止未经警方批准的自由集会、抗议（阿拉伯之春有哪一场游行是得到批准的？），禁止在学校或学区附近把守阻止他人进入，同时限制教职员工罢工的权利。违反相关规定的罚款1000至5000美元，如果是学生联合会的组织者违反将罚款7000美元至3万5千美元；组织示威的各个学生组织将重罚2万5千美元至12万5千美元并承担示威活动过程中造成的损坏！ 如果重犯罚款翻倍！
被反对人士认为严重侵犯集会权利和言论自由的紧急法一出，单纯的学运立即升级为加拿大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也从抗议学费上涨转变为民权运动。魁北克人权委员会公开反对，部分自由党成员、反对党也极力反对。25个学生团体、环保团体、社区团体、工会和艺术团体推举近140名代表，要求魁北克高等法院推翻此法，立即终止其效能。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说：“这种卑劣的法律实际上箝制、摧毁、控制并支配着这场学生运动，以及其他希望公开表达诉求的团体。”
学生领袖浦罗布劳英（Leo Bureau-Bloui）在蒙特利尔法院大楼外表示：“这是魁北克省最大的宪政危机，因为有许多人受到影响。”抗议民众则在蒙特利尔市中心敲打锅碗瓢盆（西班牙语Cacerolazo，亦称敲锅游行，是一种风靡於拉丁美洲的民间游行，表示参与度极高的游行），高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生”。抗议的学生则直接把这部法律称为“警棍法”。更令魁北克政府想不到时的， 就是哪些本来没有罢课的学生也由于这部名义上保护继续学生上课权利的法律而走上街头----因为在他们看来，基本权利更重要。也正是由于这部法律，加拿大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同情式示威。卡加立示威群众表示，魁北克反示威游行法律是残民以逞（当然也有站在魁北克政府一边反对学生运动的加拿大人）。甚至巴黎也出现了同情示威，并手持“魁北克正走向专制”的标语----不过这一新闻我不是从法国媒体知道的。巧的是，纽约同情式示威活动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看来对付西方式的新闻封锁，西方百姓有自己的翻墙办法。更巧的是，组织者就是在起事之处被美国媒体封锁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司法界也组成了六百余人的抗议队伍。法官们、律师们穿着黑黑的制服，高举横幅反对78条紧急法，反对侵害基本人权。法学教授们则声称：“读到这个法案，简直惊呆了，难以相信一个民主政府竟然制订这样一部法律。”“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坏的第二部法律，上一次要追溯到《战时措施法》（控制工人的罢工权利，465人被无任何理由抓捕）” 。所以6月12日一些激进的学生已经打着纳粹标志进行抗议，并把警察的做为比做纳粹党卫队。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却是加拿大的媒体。尽管紧急法遭到各界一致强烈反对，“新闻报”（La Presse）公布的调查结果却是51%民众支持紧急法！真不知道这个民调是怎样调查出来的。难道一个传统民主国家加拿大的公民素养、民主意识如此低劣吗？更奇怪的是加拿大广播电台的调查的结果却是仅有三成的人支持，真是“一个调查两种结果”，一个如此熟悉民调调查的国家，怎么会出现如此南辕北辙的结果呢？
抗议民众（已经不仅仅是学生了）一方面继续违反紧急法走上街头（已有两千多学生因为违反而被罚款），另一方面也在焦急的期盼中等待着魁北克最高法院的判决。毕竟司法独立、司法是社会最后的底线，是人皆捻熟的理念。6月27日，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判决终于做出：法院拒绝了社会各团体的诉状，认为紧急法虽然限制学生的游行，但并不是禁止，尽管某些限制是强制性的。
最高法院的决定一宣布，学生组织立即声称将抗争到底。双方将角力到何时，尚不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次加拿大的司法独立非常令人质疑。迅速出台的紧急法是否违反宪法，是否侵权人权，魁北克人权委员会和法律界教授和法官们都以行动做出了回答。当然司法部长大人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当学生掀起社会不服从运动时，他声称这是“破坏文物、破坏公共设施”。
应该说，加拿大是一个学潮频发的国家，如1995年学潮、2005年学潮。每次学潮引发的原因都相同：学费。1995年学潮持续了一个月，第二次持续了一个半月，都很快很到解决：1995年学潮政府妥协只提高了外国留学生的学费和没有通过考试复读学生的学费。2005年学潮则以政府放弃削减教育经费告终。何以这一次魁北克政府就是如此强硬，毫不妥协？竟连司法独立和社会最后的底线都搭进去了？
难道是学生错了？诚然，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相较加拿大其它省份和美国各州，魁北克省学费还算很低，却高于欧洲许多国家。更何况，人都是和自己比，没有和他国比较的习惯----中国虽然人均等指标与西方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中国却是在提高和改善中，所以就能保持社会安定，民众满足和对未来充满希望。而西方则是处于收入、福利不断减少状态，百姓难以接受对未来悲观，所以西方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起。
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西方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数年找不到出路和解决之道所致。
西方建立福利制度后，大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普遍出现巨额赤字和沉重债务。当时政治精英也试图进行改革，但毕竟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程度，所以面对民众的抗议也就轻易让步。可是危机爆发四年后的今天，不但没能走出困境，相反面对的仍然是日益恶化的危机---欧洲从抢救希腊开始，进而是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刚刚发出的求救信号的塞浦路斯，这个名单还在继续拉长，但资金却日益捉襟见肘。现在的巴黎，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黄金首饰案件已从一击10起上升到每天10起，一个月此类犯罪案增加了将近260%。而美国从理论上实际已资不抵债：债务占GDP的比重早已超过100%，而日本则早已超过200%（很奇怪，听不到自由派对这些国家的批评，但假设是中国负债如此呢？）。实际上个个都已是希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即将破产，为此已裁减四分之一警力、三分之一消防员和40%其他公职人员，在职人员的工资和医疗待遇同样缩水，最新预算案提议暂停偿还债务和支付法律诉讼费用，削减退休人员医疗费用，进一步降低工资和福利待遇----这已是一个连最基本功能都无法提供的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媒体声称伦敦奥运会将是西方举办的最后一次运动会。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只有第三世界才有的出售人体器官的黑市竟然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大行其道。
在这种情况下，魁北克政府如此对待2012学潮、司法部门丧失独立性也就不足为奇。2012年，魁北克政府预算赤字将达24亿加元，为设法解决日益升高的赤字，必须砍掉教育补贴----当然必须砍掉的东西还有很多，学生相对是弱势群体，就自然要先从学生身上打开突破口。
今天的加拿大究竟有多困难，除了这场学潮，还可以从好几个方面见微知著。加拿大总理哈珀上台后，大搞人权外交，频频向中国发难，还公开高调会见达赖。双边关系恶化后，多达数年都不去修补（中法交恶只持续了四个月，法国就投降了----法国媒体用语）。然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迫使哈珀改弦易辙，主动访问中国，当达赖再度访问加拿大时，他则远遁而去。2012年6月24日，有67年历史的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将停播其所有语种的短波和卫星节目，该台所有合同制及临时员工将被解雇，三分之二的正式员工也将离职。原来该台的预算从2012年度1230万减为2013年度的230万，减幅达80%。大家还记得这起学潮的学费是上涨80%吗？一个削减支出80%，一个增加收费80%。足可淋漓尽致的展现加拿大经济之困难。比较有趣味的是被解散员工抗议的口号：中国政府都没有干扰他们的节目，加拿大政府却帮他们做了。其实任何制度都不会是被外敌打倒的，而是它自身出了问题走向崩溃。
谈及西方的对华中文广播，本人还是要多说几句。由于制度不同，西方一直通过短波中文广播对中国进行价值观宣传和渗透。像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加拿大中文广播。结果2011年，先是BBC（在70周年大庆前夕，裁掉国际部总人数的25%），后是美国之音（中文普通话裁员55%，广东话100%），到今天是加拿大广播电台都因为同一个原因：经费大幅削减而统统关门大吉。当一种价值观连向外宣传的能力都丧失的时候，请问这种价值观是不是也就离走进历史不远了？还记得当年苏联解体时，不得不停掉各个国家语言的对外广播，将大多数工作人员裁掉（当然明明是西方财力窘破，再也承担不起，海外自由派有人却指责西方各国先后中止对华广播乃是西方绥靖主义与最后一个共产帝国的一笔交易）。
所以如果从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去理解，魁北克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并不符合西方一贯自誉的价值观，毕竟价值观不能当饭吃，变不成满足学生需要的低学费（当然也包括加拿大广播电台的经费）。假如最高法院不是这样判决，站在抗议的学生和民众一边，哪么在再也拿不出钱来的加拿大，谁又来为这场危机承担责任？正如魁北克官方承认，他们之所以想通过紧急法迅速平息学潮，是担心抗议示威可能冲击经济与观光，特别是对于风景如诗如画的省会魁北克和蒙特娄影响至深（不过埃及也是严重依赖旅游业，为何没有人替穆巴拉克提供这样的理由？），以给处于困境中的加拿大经济雪上加霜。
事实上，经济危机只是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什么是西方司法的独立性，但实际上从制度设计上看，西方的司法体系本来就是限制民众的，也就是防止暴民统治。民主制度下的“多数暴政”曾在人类历史上多次上演。如古希腊时代就以反对民主（罪名之一）之名处死自己最伟大的智者苏格拉底（在欧洲文化史上，他一直被看作是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大恐怖（六到七万各界精英被断头台处死，也包括著名的罗兰夫人。法国当时不过2000万人。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被捕但侥幸没有被处死。还出现了“第一位现代独裁者”罗伯斯庇尔）、以全民公投建立法兰西第一和二帝国、纳粹第三帝国的诞生等。
鉴于历史上的诸多惨痛教训，西方在制度设计上，既为防范出现暴君，也为防范出现暴民，设计了两权或三权分立。其中行政权和立法权都由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但法官则是任命产生，而且是终身制。也就是说被认为一个社会最后底线的司法来讲，民众没有任何染指的权利。所以，当魁北克政府迫于危机不得不提高大学学费而引发大规模的学生和社会抗议时，最高法院毫不犹豫的站在了政府一边。
这一次魁北克最高法院违反自己的价值观，走到人权委员会、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对立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担心魁北克独立势力的崛起。既然濒于破产的政府再也无法以妥协来平息学潮，哪只有以强硬的行政、司法手段来解决（至于是否对学生动武，还要看事件的发展，假如学生烧警车、攻击军警人员和公共设施，动用军队镇压将不可避免。发生在伦敦的骚乱也差一点到了动用军队的地步）。假如现在执政的自由党在这次持续一百多天的大博弈中败北，渔翁得利的将是主张独立的魁人党。届时魁北克独立运动对处于困境的整个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所以，自由党政府才匆匆出台紧急法，最高法院也才迅速驳回社会各界的集体上诉。
经过几轮的较量，现在合法的手段已经用尽，政府与司法联手对学生说不，被激怒的学生则声称坚持到底。看来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惨烈碰撞将不可避免。届时，西方将如何面对魁北克之春的命运呢？当然从理论上讲，学生仍然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联邦最高法院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要么继续维持低学费，要么驳回学生上诉。我们也相信，只要加拿大政府还有钱填的进去，这次危机就和1995年和2005年一样迅速平息下去。而且加拿大做为西方七大工业国债务占GDP最低的国家，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这种做法又能维持多久？而且联邦政府为了制衡独立势力，已经令魁北克地区享受了过多的特殊政策。在魁北克还属于加拿大发达地区，已经享有众多特殊政策的情况下（不然的话，魁北克的学费不会一直维持全加拿大最低的水平），怎么可能继续增加呢？（这就如同沿海地区有经济发展的特区政策，然后再享受贫困地区补助，能行的通吗？）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让我们看到了西方包装出来的价值观的实质。如果迎合民众，则西方永远不可能走出危机，更有可能加速崩溃，到了哪个时候，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但如果罔顾民意，强行推进改革，则显然又违其民主精神，民主现在就已经死亡。从目前看，西方显然选择了后者。魁北克最高法院形同放弃司法独立、人权价值的判决也不过是这一思路的再现而已。
西方这场危机对未来中国的意义绝不只是这些。显然，西方这种模式的福利制度、以过度消费刺激增长的方式、缺乏制约的金融开放和放任的经济自由化都不会再成为中国的选项。当然最重要的是，未来的中国政改之路不仅仅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还有民众的权力。
最后，如果中国的自由派还愿意反思，或者还有反思能力的话，面对已经持续一百三十多天的魁北克之春，是不是应该明白一个社会的表达渠道、申诉机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西方模式发展到今天，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而且到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固然现在还解决不了，但由于仍然处于上升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乡镇基层由于提留问题，造成干群关系极为紧张，经常发生暴力执法引发的农民自杀事件。在哪个条件下，确实无法解决、根除。但十年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别说提留、农业税不复存在，政府还向农民提供资助。从而将问题彻底解决。今天的中国，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表达机制层面，而是还需要在稳定的环境下继续发展。中国的自由派显然是给中国开错了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