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是亲爱的母亲90诞辰。下面是她撰写的回忆她的老领导的文章 |
梅黎
1938 年冬 , 我家因父亲失业 , 一家九口靠向亲朋借贷和小舅在国民党后方医院工作的微薄薪金接济 , 在大上海生活十分困难 , 有时全家靠吃红薯度日。一次我向领导提出 , 请她帮我找个工作。根据她的安排 , 我在当时法租界的国泰电影院见了一位较年长的同志 ( 龚饮冰 ) 。他约我某日在郑家木桥爱多亚路口的大中旅馆见面。当时我家就租住在大中旅馆对面南洋烟草公司大楼内。那天下午我瞒着家里 , 匆匆忙忙穿了一双父亲的大棉鞋 , 踢里趿拉连跳带蹦地穿过马路。正巧龚饮冰向窗外望见我这副模样 , 先是一惊 , 没想到我家住那么近 , 二是看我的模样有点可笑。那天龚就约定我年初四春节时 ( 即 1939 年 2 月 ) 再与他见面。当时我父亲为谋生计 , 外出到我母亲的老家江苏宜兴找工作 , 我对母亲谎称有人给我在一难民收容所找到了工作 , 我打点好被褥就离家出走了。父亲从乡下回家后发现我不在家 , 带我三弟跑遍了上海所有难民收容所 , 也未找到我的人影。对我的失踪 , 当时父母一方面怀疑我一个花季少女可能跟人跑了 , 另一方面又暗中猜疑我可能参加了共产党 , 所以也没向外声张。
当时我假扮龚饮冰寄养在上海的女儿 , 与假扮龚饮冰外甥的朱子良 ( 搞机要译电工作 ) 住一处 , 安排我做家务和掩护环境。龚自称开了个湘绣庄 , 不大在家住 . 过了一段时间 , 我主动向龚提出可否让我回家看看 , 主动向父母讲清 , 以免同在上海住 , 万一被家人发现反而不好。龚同意我回家一次。当我一踏进家门 , 父亲就问我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 ? 我当即要他别声张 , 否则让别人知道了是要杀头的。并告诉说我现在有着落了 , 他们不用打听我的住处 , 对外要替我保密 . 这样就把这块心病放下了。
后来龚的夫人王一之从湖南来沪 , 还带了她的女儿伊红 . 这样龚的家庭就比较象样了。 1939 年 6 月 , 龚告我要送我去延安学习 , 我当然高兴的很 , 因延安是我早就想往的地方 ! 一天 , 龚带我去见了一个老工人模样的同志 , 约好某日早晨 6 时到黄浦江码头乘船去香港。结果那天早晨我 6 点才醒来，当然耽误了上船，香港去不成了。不久香港来电报询问原因。当刘少文拿了电报批评我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错了，但心有不服，认为不全是自己的错，我年轻从没出过远门，而龚和王一之他们没叫醒我。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第一次犯错误，虽然当时我心里不服，但教训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尤其是当了解到秘密工作的通讯联络是很不容易的事，特别是秘密电台往往会被敌人发现遭到破坏，搞电台的同志常有被捕遇害的危险，我认识到参加革命工作是不容麻痹大意的。从那以后我做事都是赶前不赶后，再也没误过事。
1939 年 7 月，我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在海上漂了 7 天 7 夜，这对我是新鲜的事，加之满怀去延安学习的喜悦，一路平安无事 。到香港后，我被送到当时设在九龙的八路军办事处暂住 , 从此开始了我在香港那一段的新生活。
我在八路军办事处闲住了约一个月。那时潘汉年和张唯一常来这里碰头，我们的生活由张唯一管，由他给我们发生活费。这样闲住着，我去延安的事就没听说了，我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张唯一来后要走时，我大胆地挡住大门不让他走，要他讲清楚我到底干什么？这以后张开始让我抄写材料，还教我刻蜡版。后来据朱子良说，去延安的事是骗我的，他曾看到潘汉年要龚饮冰从上海派个译电员去香港的电报，我这才明白在香港闲住期间是潘汉年和张唯一在暗中观察我呢！之后，我被搬到香港湾仔一栋旧木楼住，张唯一开始教我翻译电报，还教我用密电码。从此我就正式开始在潘汉年系统工作了。那时廖承志，潘汉年，张唯一常来我住处交谈国际，国内大事，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在交流情报。秘密工作纪律要求我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问，也不该打听，所以他们谈些什么我根本不往耳朵里去，也不懂他们谈些什么。
1940 年初，我从湾仔木楼搬到靠近中环近海边的一处地方住。不久听说那栋木楼着火烧掉了，真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了我免遭火灾一劫。
1941 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张唯一带领我们悼念新四军牺牲的同志。当时我在政治上还很幼稚，对该事件是蒋介石挑起内战，对新四军下毒手搞的惨案懵懵懂懂。对译电工作也是机械地收发，翻译，交潘汉年，张唯一阅后就销毁了。潘汉年等的电报稿，文字很简练，内容涉及国际，国内大事，多关于日寇，汪伪，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的动态和情况等。那时，我们的同志常来我的住处与张唯一碰头。
1941 年夏的一天下午，我一人在家正在翻译准备发出的电报稿，突闻急促的敲门声，我刚把电报稿放入写字台下层的抽屉里，就有 7 ， 8 个港英警察在一英国帮办的带领下冲了进来，分散在各房里翻查。我当时很镇静，跟准了那个英国帮办，他去哪我就跟去哪。他在我房里打开写字台上面几层的抽屉，看见里面的书本放的整整齐齐也就不翻了，接着掀起我的被褥，打开衣箱看过之后，就吆喝其他警察一起走了。他们走后，我急忙把抽屉里的电报稿拿到厨房点火烧了，再把灰烬倒入马桶用水冲掉，直到这时我才有点后怕。正当我欲搬掉临街窗口预警用的花盆，张唯一就来了。我把刚发生的事告诉他后，他马上让我搬到跑马地的一间空房住（事后了解，警察可能是来查私娼的，因我楼里住了一些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娼妓，当地人称她们“闲水妹”）。这又是一次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佑，没让港英警察发现我的电码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没几天，我就搬到铜锣湾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几天前，我译到一份告知胡廷钰一家到港的电报，收到这份电报时我兴奋极了，因胡是我在上海念初中的“正风中学”的校长，没想到胡也是我们自己人（据称，“正风中学”是当时上海中学界抗日学潮搞的最好的，当时学校里有许多进步教师，我就是在那里受的启蒙教育）。收报后张唯一决定带我一起去接他们，并安排他们去宾馆住下，以后我没再与他们来往。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舰队 ,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日军从九龙炮轰香港 , 很快英军投降 , 香港沦陷 . 在日军炮轰香港期间 , 根据潘汉年的预先安排 , 该系统在港的人员都到跑马地简竹坚办的学校躲避 , 因该校后门对着防空洞 , 炮轰警报一响 , 大家都躲进防空洞 , 警报解除后 , 就撤到学校吃饭休息。一个自觉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 , 互不相识 , 互不打听的集体秩序井然。没几天日军占领香港 , 大家从防空洞撤到学校 . 这时候日军的散兵游勇开始闯民宅抢劫 , 找“花姑娘” , 到处可听到敲打脸盆的声音 , 这是居民自想的一种报警办法。我们所在的学校也没能幸免。一天 , 几个日本兵来了 , 抢了我们盖的被子和每个人手上的手表和钢笔 , 我们中一个年幼的女孩险遭强暴。幸亏潘汉年事先打通日本情报关系搞到了一张写有“凡日军宪警 , 如对执证人有所查询 , 请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系”的证件 , 由精通日语的陈曼云 ( 那时陈曼云与蔡楚生正新婚燕尔 ) 出面交涉 , 事态暂没扩大 . 经张唯一 , 刘少文 , 徐明诚商议安排 , 我们这个集体第二天上午就撤出学校 , 分散至原住处 , 当时我还背了 15 斤大米。潘汉年当时在上海，及时派了叶文津带来几千军票接济我们的生活，并带来了要我们分头撤离香港去内地的密信。
日军占领后，香港市场两旁马上开设了许多卖白面等毒品的摊位；日本兵可随时喝令街上的行人屈膝跪在原地任其检查；在热闹的中环街上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同文书院的日本人把一个乞丐模样的中国人当场摔死了，满载尸体的大卡车在街上奔跑，一片恐怖混乱的景象。不久，经潘汉年的安排，由陈曼云与日方情报人员小泉清一联系后，我们许多同志在日本驻港领事馆保护下，分批撤离了香港。 1942 年 4 ， 5 月间，张唯一带王绍鏊（著名的社会上层人士）和我乘一日本商船撤回上海。到上海后，张唯一，侯德华和我就由王绍鏊掩护住在他家，我又开始了抄写情报资料的工作。
1942 年春至 1947 年 2 月这一时期，我的工作主要是抄写情报资料。资料内容很广泛，涉及汪伪清乡，蒋汪勾结等内容。因日军统治很严，架设电台通报很困难。我们就白天不工作，到了晚上，用红黑两层窗帘遮住窗户，避免灯光外露，然后用笔尖特别尖细的笔在很薄的纸上，以通常信笺每格写三行的密度抄写情报，再经侯德华伪装后，定期由交通送往华东根据地情报部。由于长期用眼过度，我在日本投降前有一时期双眼瞳孔长了白斑，连画报都看不清，没法工作，只得边治疗边休息，这时的情报抄写工作都由张唯一亲自干。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期受日军压迫统治的上海各界人民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庆祝抗战胜利。当时我在孟秋江家休养，那天晚上，孟秋江夫妇和我三人臂膀挽着臂膀，挺着胸膛，默默地在马路上大踏步地走呀走呀 …… 因为秘密工作的要求，我们不能像公开活动的同志那样纵情地歌唱，跳呀蹦呀，只能用这种形式抒发压抑很久的感情。此后，常见张唯一提着藏有小手枪的篮子到孟秋江的家里来，有时张建良也来。后来才知道，张建良正在接受当地投降日军的枪支弹药，以抢在国民党之前将其运送到新四军根据地。据说 , 当时接受的炸药 (TNT) 可供 3 年之用。
日军投降后 , 国民党紧接着发动内战 , 那时我们搬到与王绍鏊家同一里弄的一栋石库门住。此后，刘人寿，刘长胜，史永和刘晓等同志常来此处找张唯一。鉴于内战日紧上海形势日趋险恶， 1946 年夏，上海马思南路的“周公馆”要撤走。一日，潘汉年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要张唯一与他们一起乘坐飞机撤去延安。张因手头的工作还没安排妥当，赶不上撤去延安的飞机，后经潘汉年同意，于 1947 年 2 月带我去了香港。到香港后，张唯一经常与邵荃麟同志接触。我去会计学校学了薄记，经简竹坚介绍去她父亲开办的永发印刷公司当会计 , 以这一公开职业为掩护继续为党工作。这时 , 潘汉年也由根据地到香港开展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那时我们住在跑马地 , 潘汉年 , 董慧夫妇和简竹坚常来。后发现我们的住处受到港英警察的秘密监视，张唯一遂搬去朱汉民处住。我一人坚持住到 1949 年 8 月，后与张唯一乘海轮经青岛转赴北京。张唯一以开明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先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直至 1955 年 12 月病逝。我则先后进华北局党校和中央党校学习，于 1954 年 1 月到中央轻工业部工作。从此结束了我在潘汉年系统的工作，前后总共十年。
注：本文是潘汉年老部下梅黎同志为纪念潘汉年同志诞辰100周年撰写的专稿，收入本刊（“国安通讯”）时略作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