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在信息通讯极为不便的情况下，我们得到外界资讯的渠道主要是广播。那时候从城市到农村，高音喇叭遍地开花，从城市的主要街道，到我们插队的农村生产队以致农民的家庭院落，都安装了广播喇叭，从大喇叭中我们得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各种讯息。我们科研站也不例外，大队的广播站就设在我们科研站里，每天的大喇叭早上6.30分准时开播。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传递着最新的消息和政治动态，而每晚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和早上六点三十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都是发布最新新闻的时间。在我们下乡一个多月后的12月某天，清晨6.30广播中传出哀乐，接着听到了康生的死讯。但是刚刚过完七六年的元旦不久，元月八日，广播中再次传出哀乐，我们还没有起床，住在大通地铺的我们注意的听着，猜想着又是哪位中央领导人不在了，但是当从广播员口中说出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惊呼起来。周总理，是周总理吗？大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千真万确的是周总理去世了。
其实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理解当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周总理的那份感情，那时在人们的心中，毛主席是领袖，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心中的“神”，但是周总理确是全国人民的管家总理，似乎是我们每天都能看见的人。七十年代以后，毛主席只是会见外国的首脑，而周总理则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广播中和报纸上，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周总理日理万机的辛劳，看着日渐消瘦的总理，看到住院还在不断接见外宾的总理，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和爱戴着我们的总理。尽管知道周总理住院很长时间了，也尽管知道他很久没有露面了，但是当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每个人都是难以形容那种心中的悲伤。元月十日那天，我和另外一个知青被派往距离我们十五里路以外的一个镇去办事情，那个镇上有一个很大的工厂。到了镇上我们看到很多人胳膊上都带着黑纱，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大家都是给周总理戴的黑纱。路过一个裁缝铺，很多人在排队，上前一看原来是人们在那里等候踩着缝纫机的裁缝师傅做黑纱。我们也立即排队花一块钱做了两个黑纱戴上了。下午回到我们科研站，恰好我们一个知青刚从省城回来，然后绘声绘色的告诉我们在西安的市中心钟楼和省政府所在地新城广场，摆放了许多花圈，贴了很多悼念总理的大字报等。说的我们心潮澎湃，我和几个知青当时就要请假回西安，但是被站领导阻止了。此时上级传达了中央文件，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工作岗位等等。过了两天开始吊唁周总理，晚上我们跑几里路到公社的大院看电视新闻，电视上中央领导吊唁总理，江青没有摘帽子，当时就有人质疑，说江青怎么连帽子都不脱。
春节后又回到知青点，转眼到了四月份，清明节快到了，听说西安又开始悼念总理，很多花圈上街了，很多的大字报小字报都是悼念总理的。听说了总理的遗言，很多所谓的“谣言”等等。但是四月五日高音喇叭却传来了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因为此前没有听到过北京的信息，看到这个报道感到十分震惊，悼念周总理竟然酿成了政治事件。第二天，我父亲匆匆来到我这里，嘱咐我千万小心不要轻举妄动参与什么事情。我父亲在六八年也是下放到这个县的干部，开始在农村，后来抽调到县政府，粉碎四人帮后才又回到西安。清明后开始了追查政治谣言的活动，甚至将我传抄的《南京知青之歌》也从本上撕下来上交了。到了六月份出现了一件我至今记忆犹新并且当时很疑惑的事情。大概从七三年开始，国家恢复了一些期刊的发行，例如《人民文学》、《大众电影》、《航空知识》等等，其中我写的这几个刊物当时我是每期必买的。那年六月我回西安，几本六月份的杂志每份中间都加了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当时感觉很奇怪，很久以后才大概明白，那时毛主席已经病重，并且就不露面，可能是当时上边的意思，告诉大家毛主席很好。
七月初又传来了朱德去世的消息，大家又是一阵感叹。紧接着到月底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根据预报似乎还有大地震发生，到处都搭建防震棚，我们也在科研站大院搭了防震棚，幸好是夏天，睡在外面似乎也很舒服。我们还安排大家轮流值班，一旦地震发生好提醒大家。当时有一个女知青死活不愿意睡在外面的防震棚，觉得是庸人自扰，后来也似乎证明她是对的，而我们大家都是胆小鬼。九月九日那天，我们在外边的田里干着农活。下午三点多，我偶尔回科研站里取东西，忽然间远处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飘忽着传来哀乐，紧接着传来了播音员沉重的声音，但是那是公社的高音喇叭，很远，听不清楚，我们科研站大队的广播站喇叭没有打开。我跑回宿舍，打开我的收音机，这下听清楚了，是毛主席去世了，我再一次被震惊。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劳动的地方，告诉大家，毛主席去世了，一个女知青指着我说，别胡说，我说没有胡说，广播中说的。这是大家谁也无心干活了，跑回知青点，这时大队的喇叭也打开了，我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聆听着讣告。
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追悼大会。此前科研站让女知青扎了一个大大的花圈，在院落的空地上设立了一个会场。可是下午快三点的时候，忽然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家只好全部躲进院落后边的房中。三点，追悼大会开始，奏哀乐，默哀的时候，大家都站了起来。可是一个平时很孬的一个知青却不肯站起来，满不在乎的样子。我顺势踢了他一脚，说站起来，平常挺横的他，此时一看大家都挺恼怒的瞪着他，啥话也不敢说，赶紧站了起来。追悼会结束的当天晚上，我和几个知青聊天，我用我当时一点微薄的历史知识分析，领袖去世后的权力过渡和谁将是接班人。根据苏联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人物马林科夫的经历，我猜测党内会有一场权力斗争。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竟然没有过多长时间，我说的那些话就应验了，事后曾有其他知青称赞过我当时说过那些话。国庆节后的十月九日晚，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大约十一点过后，我又悄悄地调到“敌台”偷听。我这个收音机是我父亲在六四年买的，是当时上海出产的凯歌牌五管晶体管收音机，音质很好，灵敏度也不错。我听我父母讲过，当时花了74块人民币买的这个收音机，花了我父亲将近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从此后，这个收音机成为我的心爱之物。虽然它只有中波，但是偶然也能收听到台湾电台或者美国之音。但是在那年的十月九日晚，却听到了令我万分震惊的消息，说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抓起来了。当时我们这些底层人民对于党内斗争并不了解多少，但是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宣传确是被经常灌输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已经铭刻在心。但是这次在毛主席刚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被捉还是让人震惊。第二天，我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我们的一个女知青，因为我与她很谈得来，她是那种读过很多书的女生。她的反应却让我意外，她先是睁大眼睛表示不相信，但是当听我说是美国之音的消息后，她竟然一拍大腿，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她说，这几个人坏透了。与我这幼稚的大脑比较起来，她却似乎成熟的多。后来才知道，她的姐姐姐夫是在西安一所大学的教工。学校里到处传播着人们对于四人帮的厌恶，对于文革所作所为的不解，以及对邓小平的同情。那时尽管我们还年轻，但是成年的人们有着他们自己的判断。无论什么事情，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自己的秤。
在那个年代里，普通人们对于毛主席的崇敬、对于周总理的热爱、对于邓小平的支持以及对于四人帮的憎恨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反映，这种感情让我们很难改变。在政治风云的激荡中，我们度过了踏入社会的第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