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忆民国，一代风骨今何在？——評《民国那些人》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人们惯于以“动荡不安”来形容：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党争、内战、列强瓜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近一、二十年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对民国史的研究逐渐采取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努力，那个时代的真面目连同其积极的建树逐渐现出轮廓。其中最重要的、对后人深有启发的，是在各个领域内的“文化人”或“知识人”所代表的精神。

那个时代、那些人，其实离我们不远，有一些还与我们共同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的风雨。但是其风骨、学养、识见似乎又离我们的时代很远，我们看到的是逝去的背影，面貌已经模糊。近年来，经过一些有心人的钩沉探秘，以及某些同辈或后辈的回忆录，一些被否定的人物得到公允的评价，被遗忘的名字逐渐浮出水面，被屏蔽或歪曲的史实得以返真。现在，关于那一代文化名人的个案或集体的研究方兴未艾，应该说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风气中，学术文化出版界的一个亮点。

我手头这本《民国那些人》又另有特色。那是《中国青年报》“冰点”版2004-2006的一个栏目的专稿，每周一篇，每篇写一人，约1600字左右，集结成书凡80人。他们率多出生于晚清民初，卒于20世纪后半，最早出生在1840年（马相伯），最晚逝去在2006年（林庚），遍布教育、学术、文化、实业、新闻、政治各个领域。其中有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我个人有幸亲睹风采，曾沐春风的师长有梅贻琦、冯友兰、叶企荪、梁思成、罗念生、李赋宁、潘光旦、雷海宗、马约翰、金岳霖等人，其中雷先生、罗先生的课是正式上过的，李赋宁的课则是旁听，而且还有一次特殊的关联——李先生1950年刚从国外回来，在工字厅举行婚礼，我有幸应邀为他们（钢琴）奏婚礼进行曲，那恐怕是那个年代校园中最后的这种形式的婚礼了。

潘先生作为清华图书馆长，我听过他精彩的报告，至今还有印象，而且潘师母与我母亲是同学，曾邀我到他们家过节。至于马约翰，只要赶上他执教时段的清华学生都上过他的体育课，也都忘不了他对体育的独特见解和别具特色、中英夹杂的训话。以上提到的其余诸先生在不同的场合都有过一些接触。所以读这本书有特别的亲切感。但是书中还有一些连我都不曾听说的人物，遑论当代青年！其名已湮没而其事却值得大书特书。例如我自以为对历届清华校长都略知一二，但读了这本书才知道还有一位周诒春校长曾对清华有开创之功，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他任内确立的，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是他亲自规划的。我前此竟然毫无所知，感到汗颜。实际上我当年执意要上清华，那图书馆和大礼堂的吸引力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书中这类被遗忘的人决不止这一例。只此一端就可见本书作者“钩沉”之力。

“那些人”背景各异，或生于世家，或起于贫寒，经历极其丰富曲折，思想倾向不同，性格作风也各有鲜明的特色。如刘文典之狂傲，赵元任之洒脱，傅斯年、马寅初之刚正，梅贻琦之涵养和包容，曾昭伦之不修边幅，叶公超之风度翩翩，蒙文通治经史、理学，赵紫宸精通基督教神学……千姿百态。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也只能撷其片段轶事。但是放在一起，通读之下，惊异于贯穿其中的精神的一致性。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而“那些人”的“风骨”不论冠以什么名称，讲的是 “人”，是一种“魂”。

这一以贯之的“魂”是什么？本书的“序言”题目一语中的：“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中国的“士”的精神内涵又是什么？可能理解不一。我自幼承庭训，读一点论、孟，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等。这些话总的精神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独立的人格”。而另一方面，不满足于消极的洁身自好，而是对国家、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有时退而“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内心的抱负都在“兼济天下”。这种精神包含了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骨气”和“担待”两个方面。

保持人格独立，如果没有外界压力，十分容易做到，也就无所谓坚持了。而在中国几千年的特定条件下，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以命相争才能守住的。压力不言而喻首先来自权势，所以“坚持”的另一面就是不畏权势，从孟夫子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得志弗为也”，到魏晋名士的特立独行，都有藐视王侯、不畏权势的特点。来自另一面的压力是“俗”，要“坚持” 就必须不随俗、不媚俗，不与“潜规则”同流合污。在上下左右的夹缝或夹击中坚守自己的“志”，保持人格完整，心灵自由，方显其风骨之可贵。

这种“风骨”是千百年锤炼出来的中国的“士”的精髓，但是在“那些人”身上又有其时代特色，那就是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放眼看世界之后。自马相伯出生的1840年起，中国就身不由己地置身于世界潮流的沉浮、博弈之中，再也无法闭关自大。从那时起，西学东渐，有志之士就以变革图强为己任，到“民国那些人”活跃于历史舞台时，已经得到一代或两代先驱之传承。他们的言行、事业都已注入现代化的因素，或迳直以中国现代化为目标。他们是新文化继往开来的一代人，有传承，有创造。其中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不但在本专业学贯中西，而且立身处世也融中国“士”的坚守和西方“知识份子”的批判精神于一身，不过在各自身上中西成分的比例有所不同罢了。

他们还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族存亡之秋，于艰苦卓绝之中，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现代知识人的献身精神高度融合，无意中写就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的一页。近来关于继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常把“传统” 与“现代”对立起来。其实本书所写的“那些人”就是中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优秀典范。他们已经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初步探索出以中国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道路。他们的存在反过来证明“新文化运动”（并不一定从“五四”开始，但以“五四”为标志）绝没有使中国文化断裂，相反，使其获得新生。如果有“断裂”，那是以后的事。

“那些人”的命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中多数人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曾被要求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对自己前半生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价，甚至颠倒过来。还有一个令人感慨的现象：其中“幸而”早逝者得全身而退，少遭劫难；多寿则辱；而再长寿一些，则又得以再现余晖。本书对每一个人都摘出能表现其学术或事业亮点和人格魅力的片段，同时也对整个一生的浮沉有所关照。作者本人的爱憎和感慨随时流露于字里行间，尽管着墨不多，而且相当含蓄。此类例子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只举一例以见一斑：

我认为写得最精彩的篇甚之一是关于冯友兰先生的那一篇。冯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以及对教育的贡献，自不待言。而作为“两朝”学界耆宿，后半生在自我否定前半生中委曲求全，至今遭到不少求全之毁。幸亏先生高寿，赶上在最后十几年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得遂宿志，并为后世留下珍贵的遗产。后人学中国哲学史绕不过冯先生，而欲知冯先生，亦有皇皇巨著为凭。本书写冯先生的精彩处在于于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单单选出两篇非学术性的文章：一是代表西南联大教务会致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抗辩函，反对教育部核定课程、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的新规定；另一篇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这两篇文章无论是在教育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再高评价也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上面所说的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士”之精神。一篇是对最高权威的抗争（谁都知道那陈立夫绝非一般的教育部长而已），以“同仁不敏，有所未喻”开始，然后是 “未喻者一也……二也……”软中带硬，自是诸葛亮“后出师表”之遗风；另一篇是骈体文。它写了西南联大的精神，特别提到“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写了冯先生始终一贯的对国家的希望：“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更写出了抗战胜利的喜悦、深沉的历史感和家国之思，有几句特别精彩的话，书中没有引：“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用典之当，对仗之工，情景之合，含义之深，令人击节三叹。以古文写今事到这个水平，前或有人，后无来者是肯定的。这是冯先生自己最得意之作，也浓缩了那一代学人的学养、在强权面前的坚守，以及对这片土地的刻骨铭心的爱。

但是后来呢？本书作者的眼光不但表现在选这两篇文章，而且表现在标题、开篇和结尾。标题是：“两束雄文，一抹背影”——以“雄文”始，以“背影”终。开篇第一句话画龙点睛：“曾有那么一个时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中间写30年后冯先生自己重读这两篇文章的自我评价：“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作者说“冯氏的感慨岂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历史慨叹”。因为“当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于是便只留下了一抹颓唐的背影”。一语道破，起冯先生于地下，当引为隔代知己。结尾是金岳霖和冯友兰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难以过关而抱头痛哭。读罢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我举出有关冯友兰一篇加以剖析，是因为我对冯先生比较熟悉，对所举的两束雄文特别钦仰、激赏，而本篇又极为精当地概括了一种精神由盛到衰的各种元素。事实上，这样的文章书中绝不止这一篇。

例如在“东京审判”中壮怀激烈为中华民族讨得正义和公道而名垂青史的大法官梅汝璈，晚年孤寂，“文革”检讨中说自己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词典”。“巍巍乎南开大校长”张伯苓，曾为创办南开付出一生心血，愈挫愈奋，自称“不倒翁”，易代时选择了留在大陆，却欲返校小住而不获准，校庆日不得进礼堂，自叹见弃于新社会，伤心以终。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最大的魄力倾自己的船运公司之力，完成号称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卢作孚，竟以自杀终。其余如叶企荪、陶孟和、潘光旦，等等等等，都有过闪亮的功业，而晚境凄凉，下场悲惨。身后再获公道，以其精神嘉惠后世，但是斯人已逝，时光不能倒流，说“告慰于九泉之下”，还是为了活人取得安心，“九泉之下”是不会有知的。

最后，不能不提本书作者徐百柯。我与这位年轻人素昧平生，读到这本书，看到封里作者介绍，才惊异地发现作者竟是“七十后”！他写此专栏时年龄不满三十，出校门不久，可以算是“初出茅庐”。而书中所表现的识见、用心、沧桑感和文字修养却大异于当代同龄人。一般写长篇易，写短篇难。难得的是作者在选人、选材和谋篇布局中所表现的心有灵犀，在两年的时间里把握住前文所说的一以贯之的精神。当然此栏目已经得奖，无需我锦上添花。我只是作为一名读者，在回味无穷之余对作者生出赞赏；而作为一名老人，又对后生可畏感到欣喜。费孝通已经感到自己与乃师潘光旦有了差距（不仅是指学问），我自己也深感与书中所写的前辈师长之间不可追补的差距。但至少还曾经沧海，虽不能至，尚知何处望之。再下来呢？存亡继绝依靠谁？所以我在一片浮华喧嚣中每当见到好学深思、有所守望的年轻人，总是感到欣慰，升起一缕希望。

欣慰之余，又有另一种感想：这些文章还有一个特点是作者颇能拿捏分寸，一些话相当含蓄，点到为止，尽在不言中。这可能是在今日媒体的处境中练出来的功夫。一方面说明作者的聪明和文字能力；另一方面我略感遗憾，在这个年龄本该锋芒更露的。书中所写“那些人”在这个年龄时大多有过书生意气，放言无忌的表现。而当代青年可能一出手就遇到“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联想到“冰点”曾有的遭遇，能连续发表这一系列文章实属不易。我期盼着一个见识和感情不再受到羁绊的环境早日出现，庶几当代有才、有识、有志的青年在锋芒未磨圆之前得以俯仰自如，尽情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