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如何思念家乡
今天那本量子物理读得我云里雾里，就搜索电影放松神经。无意点击了《盲山》， 听到陕西方言，很高兴。 然而，熟悉的关中景色和方言，没有带给我故土的亲切，反而是深深的悲哀和绝望的窒息。
四川女大学生白雪梅以为自己找了份工作，但喝完水后，一觉醒来，却被拐卖到了陕西一个山村里。她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因为村里人不仅是文盲、法盲，也是流氓。“公公婆婆”合力按着她，协助儿子强奸，以早点抱孙子。她偷偷把求救的信一封封交给邮递员，邮递员却把信交给了她“丈夫”。最后还是一个孩子把信寄了出去。当两名四川警察和父亲终于来救她的时候，村里人又一次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包围了警车。警察虽然手里有枪，但也只能把白雪梅重新交还给如狼群一般的村民，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不放弃，自身性命恐怕也难保。
这是我第一次对代表着国家机器的警察产生同情，在那一刻，枪杆子里面出不了政权，即使用枪和村民的锄头对峙，警察依然是弱势群体。
有人说电影是虚构的艺术，但这部电影却唤醒了我很多真实的记忆。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武斗，但我看到过村头的血，那是两个亲兄弟雇佣两卡车地痞流氓互殴留下的。这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通，因为我们家和那两家经常来往。两兄弟看上去都很温和，我还常和他们的媳妇聊天。
村里有没有被拐卖妇女，我不清楚，但经常听到草垛背后传来女人的哭声。打老婆是村里男人树立自己“爷们”形象的重要手段。 很多年不愿回家，因为总是看到听到心烦的事。大年初一那天，我在家书都看不成，因为我的邻居从屋子、院子、到门口，都拥满了赌徒。 当女人找自己男人吃饭的时候，就听到男人的起哄：“连你家婆娘都管不住？害得大伙连牌都打不成，真扫兴！”很快，就听到男人的打骂和女人的哭声。
俗话说，女人吵架后总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但回娘家诉苦常是首选。娘家人很快就带来一帮人，小两口的战争就迅速升级到两个家族的武力冲突。我家对面那个老太太，嫁出去的三个女儿全都搬回来。三个女儿都离了婚，跟娘家人的“出面摆平”肯定有很大关系。
如果说贫穷和愚昧是所有这一切纠纷冲突的根源，那为什么高等教育没能给白雪梅幸福？是因为她急于找到工作，以帮助供她上学而贫困的家人？
不由得想起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去了很多人才市场、招聘会，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西安市户口？”
找不到工作的我，在外院操场上垂头丧气地踢石子，碰到了去打水的Susan。 我在英语角认识的她，到现在都想不起她的中文名。她立刻叫我和她去南方。 她在东莞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在外院的英语进修结束后，马上回原来的单位。她说：“你英语这么好，还发愁找不到工作？南方经济发达，工作特好找。”
刚到东莞，那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和我落后的家乡就是不一样。她说的没错，我还没来得及为工作买新衣服，第二天一早就被她的客户叫去面试，董事长不仅留我一起吃午饭，还让司机帮我把行李搬到厂里，下午立刻上班。虽然Susan也羡慕我运气好，但我在高兴的同时，却对这个新环境充满畏惧。我可能是厂里唯一有本科学历的员工，订单很少，我的翻译工作也就很轻松。董事长的器重，让经理见了我，都对我很客气，所有这些招来了经理助理的嫉妒，只有初中学历的她，害怕我抢了她的饭碗，想尽办法地整我。厂长申请我做他的助理，以把我从经理助理的眼皮子底下救出来。我很感激他，但出了办公室，跟他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因为他那漂亮能干的老婆已经向我投来“关注”的目光。我的工作性质和其他部门没有任何冲突，很多人一见到我，就让我给他们讲新故事和笑话，有的还叫我唱日语歌。但我很寂寞，心里的烦恼不敢说给任何人听。老板是台商，全封闭管理，每个月只放一天假。放假我也没地方去，连厂门都不敢出，闷在集体宿舍，常常听到又有打工妹死在出租屋。
终于联系到了以前在英语角认识的Jack，就想去他工作的深圳看看。在深圳吃完午饭，他说要去黄埔办事，问我是自己回东莞，还是跟他走。虽然跟他不熟，但好不容易出来的我，当然想继续跟着他玩。到了黄埔后，天已经黑了，我突然一阵害怕：“天哪！我这是在干什么？跟着这个只见过一面的男人瞎跑一气，他万一是坏人怎么办？”
还好，和他那个同学吃完晚饭去酒店后，他俩住一间，我独自住一间，这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但睡觉前还是反复检查门锁。
第二天去玩时，Jack叫了三辆摩的。我刚一坐上去，司机就狂奔不已，被吓坏的我想要蒙着他的眼睛，但怕出车祸，也没胆量跳车，只能盼着Jack赶紧来救我。谢天谢地，Jack追了上来，对着司机吼：“你开那么快想干吗？赶紧停车！”
他同学也追来了，擦擦额头的汗：“好险！两个大老爷们，保护不了一个小女人！”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司机拼命加速，但我知道当时摩的司机的犯罪率不低。如果那天我单身一人，是否会有不幸降临？
在黄埔吃过午饭后，我和Jack坐上了回深圳的火车，我在东莞下车，挥手道别之后，虽然后来和他失去了联系， 但真的感谢他不是个坏人！
回到厂里不久，我就辞职。离开东莞时，那一座座厂房没有让我兴奋，而是感到沉重，感觉像集中营。这段血汗工厂的经历，让我对工厂的环境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排斥。我忘不了车间里那些十六七岁的打工妹，连续加班，被机器割断手指后，不仅没有赔偿，反而失去了工作机会，只能再次回到贫穷的老家。我也回到了西安，但只呆了一个月，就跑到北京，在北大未名湖边住了一个月，冻得发抖的我，认清考研是不现实的，必须赶紧赚钱，就去了上海。毕业后的那半年，对未来憧憬，却又对社会害怕的我，先是南下、接着北伐，最后还是在南方呆了下来。那时候，我随身携带一把小刀，睡觉前总是检查门锁。谢天谢地，我没有碰到坏人，也没有被拐卖，但回想四处奔波的过去，还是感到一阵阵后怕。
最后一次冒险，就是同意Jeff给我办未婚妻签证的提议。出国前，我一个亲戚先看了Jeff一眼，又担心地看着我：“万一他打你怎么办？你在美国那么远，没有娘家人给你撑腰啊。”
我拍拍她的肩膀，哈哈大笑：“我不需要娘家人，美国政府会替我收拾他的。如果挨打，我最多受点疼，可他麻烦就大了，不仅可能会坐牢，即使刑满释放，那个犯罪记录会永远成为他的污点。他那一巴掌，最多毁掉婚姻，让我重新自由，但毁掉他的，却是一辈子。”
仅在家庭暴力上，美国法律的公正让我心存感激。Jeff 是美国公民，但如果确认他打我，美国警察会毫不犹豫地给Jeff这个同胞带上手铐，保护我这个在美国举目无亲的外来妹。这和《盲山》中我那些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那个孩子，村里人齐心协力，使白雪梅被拐卖、强奸、虐待。这种群体性的自私、冷漠、麻木和残忍，叫我如何思念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