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邻入侵，是莽撞地对抗还是优雅地忍让？大概是绅士与鲁夫的区别。据说，绅士长于“理性地爱国”，鲁夫则是“民族主义”、义和团。仅中日之间，比钓鱼岛之争更大的事件，发生过不止一件两件。在国内，同样的争议也一再重复。
看似，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中的一些段落，几乎可以一字不易地用于现在。如：“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那次，“保持和平”的结果是姑息养奸，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横扫了东北、华北。那样的局面能叫“和平”吗？所谓发展实为倒退。政府包揽抗日事宜、不准民间有所表达，不仅激化了政府与民间的矛盾、分散了御侮的国力，还被诟病至今。
后来，国民政府终于决定抗日了：“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然而，抗日工作中一个大项是号召、督促人们“抗战到底”。后人看来有些不解：把侵略者消灭干净或曰赶回老家，是不言而喻的事，用得着反复申说、提醒吗？却原来，民国去满清未远，满清离蒙元未远，都是外族入主中原，都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日寇入侵，是对我们民族素质的又一次考验啊。
中国向有“面子文化”，崇尚讨巧。能“四两拨千斤”才是高手；“牛刀杀鸡”就会被人嘲笑……“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在此列哦。办事讲究举手之劳、水到渠成、不能“努着”。不然，则行韬晦之计，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所以，装神弄鬼的义和团，丢了中国士绅的脸，而不论他们几乎是那时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盲目排外”的对象，是烧杀抢掠的列强，其所输入的先进文明是坚船利炮。果然，翻开今天的史籍，屡屡签署卖国条约的李鸿章等，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农民组织义和团则“愚昧无知”云云。
正是诸如此类的历史、文化，培育了大批墨客文人，大敌当前不事抗战，而循“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思路，热衷于寻章摘句、玩儿概念、抖机灵儿、说便宜话，搅乱了求和与抗战的分野、模糊了汉奸与志士的界线。还故作悲壮地宣称：“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一部抗战史，看得人羞愤难当。
连日，各媒体连篇累牍刊文呼吁的“理性”包括哪些？未见其详；“非理性”的行为倒列出了不少。暴力行为、粗言秽语，民族主义之属呗。按常理推算，不理性的反面就是理性吧？那么，歼灭入侵、犁庭扫穴，是理性还是暴力？沦为贬义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尊、民族自豪的界线在哪里？放弃民族主义难道重拾国际主义？民族主义至少包含着国家利益，国际主义给我们带来过什么？既曰“主权所在”为何“共同开发”？
粗看，民族主义最遭“理性”讥讽的是其情绪化行为。然而，情绪正是自尊、优越、自豪的主要部分。它普遍、深入地弥漫在城乡间、根植于人群中；是无法忽视、不可改变、左右稳定的社会现实。尺度之拿捏、比重之分配，深不可测。其过激的阈值，随对社会、对政府不满而降低，则无庸置疑。社会现实的最大特性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能因势利导，不宜试图扭转。强人如毛泽东者，遇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时事，也只能长叹一声：“让他去吧。”事后再想办法收拾。不然，就将引火烧身、变国际矛盾为本国朝野冲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