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01》（王树增 著）
虽然中外有很多关于义和团的书，但我尚未看过一本将义和团运动从头至尾，从上到下，由表及里的全景似描述的书籍。王树增的这本《1901》可以说是在填补了我个人阅读史的一个空白。
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是复杂的，参与的势力和力量也是复杂的，运动的性质和发展轨迹更是诡异和难以定性的。
义和团最早源于一起发生在山东梨园屯的民教案。当时山东胶东地区已被德国占领，德国教徒在山东大举发展教徒，修建教堂。由于外国教会势力的靠山是各列强的军事实力，所以清政府不敢得罪这些教会。因一起教民官司不信教的村民连续败诉，村民则将怒火发泄到偏袒教会的衙门上，所以义和团第一次举事不是针对洋人，而是官府，即朱红灯领导的前岗子李庄之役。
当年的教会在中国农村的势力很大，再加上背后列强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使教会俨然成为第二政府，这也触犯了原来的二衙门-----农村士绅阶层的利益。中国农村地区在清朝时基本是官府势力的空白区，农村保持着相对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农村的管理权基本交于当地的士绅、族领。清朝的皇帝并不像老毛那样鼓励干部下乡蹲点，因为朝廷担心官吏下乡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发官民矛盾。所以有的县官在任多年都不到自己管辖的农村亲自看看，而是坐在衙门里等着告状上门。因为大部分官司都在村子里由士绅和族领调节和仲裁解决了，告到县衙门的往往都是一些自己调节和解决不了的案子，所以县衙门有几十个人就足够了。正因此，当时的中国才能用很少的官吏管理庞大的国家。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我们可从民国时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中看到这样的农村风貌。当士绅的权利与教会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因为官府是惧怕洋人的。因此，逼使士绅转而求助于民间的准武装团体----各种习武社团，比如义和团的前身红拳、梅拳等。
发生在梨园屯的教民官司就是由士绅出面代表村民与教会打官司。打官司争的是庙产。现在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到底谁占理，谁不占理，但无疑这是一起利益之争，双方都认为自己占理。也许是山东人认死理和不服输的性格作怪，这个庙产官司竟然连续打了三十年之久。因为教民和村民的对立达到不可调和的状况，文斗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武斗则自然而然地登场了。在当时的中国，法律并没有什么尊严，农民们也谈不上什么法律意识，而合情合理这种模糊的标准却会被普遍接受。
教会在农村的发展破坏了原有的农村各阶层的平衡，而有些教会发展教徒也不检点，只要愿意，什么人都可入教，而入了教就会得到教会的保护。因此，有些农村的地痞流氓也入了会，他们入会后就利用教会势力欺负村民，这更加深了教徒和村民的对立。
义和团起事虽然是因反洋教，但因此说义和团运动是一起宗教之争那就不准确了。中国人一向对信仰是马马虎虎的，他们更注重世俗生活，隐藏在反洋教口号后面的是利益之争，当然也有嫉妒心作怪。本来都是一样的村民，可有些人入了教就有好吃好喝，而且趾高气扬起来，这让那些没入教的清苦的村民不免羡慕嫉妒恨。但这些并不是义和团能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的全部，这里面也有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和对自己的传统被破坏的焦虑感和挫折感。
事实求是讲，传教士在中国的主流是好的。他们有大量善举，虽然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入教。比如他们兴建医院、学校、孤儿院、养老院等。另外，他们也开设报馆和出版社，并大量翻译外国书籍，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现代意识传入中国，这对中国平民阶层的启蒙起到十分巨大的作用。但这些教会大都缺乏对中国农民的了解，也不了解中国传统力量的强大和顽固。他们没有想到，发展教徒会分裂这个国家的农民，造成入教的和没入教的农民成为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两个对立集团。这个局面的形成有利益在里面，也有说不清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在里面。
义和团之所以后来发展的不可收拾，和清政府的态度的暧昧关系密切。一开始政府的态度是镇压，尤其是光绪帝认为这是暴民做乱，应该弹压剿灭。可是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对洋人和洋教的仇视，暗中却支持和保护拳民。这使朝廷剿灭义和团的命令得不到有效的执行。面对农民的造反，历朝历代都是一个路子，镇压和招安。而这次清政府一开始就对义和团举棋不定，模棱两可，朝廷内部在镇压和支持上也是吵的不可开交。
慈禧本来并不十分恨洋人，但因为洋人支持她要废掉的光绪帝，就让她十分不爽，并由此升起对洋人的仇恨。可是自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清王朝所有的外战均以失败和割地赔款而告终，这让她恨洋人的同时也怕洋人。如今有官员介绍说义和团有神功，刀枪不入，而且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尽管慈禧对义和团的神功半信半疑，但心中还是难免出现一丝侥幸心理。慈禧是精明的，不管官员如何吹嘘，他还是暗中派人去秘密调查义和团的神功，但她没想到，她派去的这个人是个很会观测官场动向的滑头，虽然他知道义和团的所谓神功是扯淡，但他汇报给慈禧的是一大堆模棱两可的话，这只让慈禧摸不着头脑，却并没扑灭慈禧铤而走险的投机念头。
当时的官场也是混乱不堪，有的遵照圣谕发兵镇压，有的却又暗中给义和团拨巨款作为练兵费。老佛爷还说什么义和团也有良莠之分，意思是义和团也有好有坏。可在那种乱世，你让下边人怎么区分好义和团和坏义和团。事实上义和团从举事开始，就是与烧杀抢掠缠在一起的。这些农民队伍既没有什么统一号令，统一指挥，统一组织，也没有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他们完全是土匪也不公道，但说他们不是土匪也不准确，他们大概算是有土匪作风的暴民吧。
当山东地面的义和团被袁世凯赶到河北后，两股义和团在河北合并形成规模和声势更大的义和团。但壮大的义和团一开始并没有杀人放火，杀洋人也是偶尔逮着一个在农村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破坏。破坏铁路，破坏电线杆。他们的口号是“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这种对铁路和电线杆的奇特仇恨很难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愚昧和对和自己利益没关系的新事物仇视是主要原因；而认为铁路和电线杆穿过了自家的祖坟，惹老祖宗生气，让气候恶劣导致庄稼受灾也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大概那时征用农民土地也没什么动迁费，而这些电线杆铁路经过自己家门口，自己竟一点好处没得到，因此怨恨之心油然而起。当然拆电杆还有一个很大的利益驱动，即这些电杆都是很好的房梁的材料。当北京附近一百多公里的电线根被拆除后没几天，该地区的很多农民家里都鞭炮齐鸣，庆祝新梁上房。
没有官府的支持，义和团是成不了事的。杀德国公使的不是义和团，而是一个清军士兵，据称是奉了上峰的命令，见到洋人就杀。
载猗恨洋人是受私心左右，因为洋人支持光绪，反对他儿子接光绪的班，因此载猗成了亲王中反洋的主力。
康有为不是什么好人，本来慈禧并不反对政改，她也不懂政治，他只关系权力。可狂热的康有为却想出一个杀慈禧篡位的毒计。把政治斗争演变成了权力之争，害的戊戌变法流产。梁启超、谭嗣同都是君子，可康不算。他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管就跑了，害的他弟弟大喊冤枉地代他成了戊戌七君子。
历史有时是惊人的相似的。回头看胡耀邦和赵紫阳，感觉他们就像当年的光绪帝。
1901是中国最愚昧、最黑暗、最衰败的一年。义和团导致的辛丑条约等于将中国破了产。让中国成为一个没有国防的，任人宰割的国家。从此，外国军队可以堂而皇之地驻扎在首都北京。
这本书史料极其丰富，从民间到朝廷，从联军到清军都有详细的记述和资料。非常值得一读。
二、《张学良口述历史》
这本书是历史学家唐德刚采访张学良的一个文字记录。我看过这个采访录像，90岁的张学良一点看不出衰老的样子，可以说精神矍铄，侃侃而谈，吐字清晰，一口东北土话看的我直乐。比如他将责任念成（zhai ren），我听着这土话感觉非常亲切，因我父亲生前也是这洋的发音。
张学良说：“我的事情到36岁就结束了，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不过我想，如果张学良当时不是36岁，而是46岁，56岁，也许就没有西安事变，那中国的历史就改写了。
张学良是个很难让人简单褒贬的人物，他是个地道的公子哥、富二代和官二代，他曾是个瘾君子，并且与多名女子有染，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爱国、反日，但又是一个逃跑将军；他与蒋介石是好哥们，与宋美龄相交甚好，但同时又同情中共，佩服红军。如果不是极左的王明拒绝，他差点暗中加入了中共。他对唐德刚说：“我是带兵的人我知道，我们谁能把部队带成那样，那样困难的情况（指长征）都打不散？”
他率性、仗义、懂大义，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正因了他的性情中人的个性，他成为扭转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他尊重蒋介石，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很好，却如此评价蒋：“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蒋公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撂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下个派头。”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有三个故事给我印象深刻。其一是他讲到汪精卫曾去大连吊唁庆亲王，张学良感到奇怪就去问汪精卫为啥专程吊唁一个被自己推翻的老亲王。汪精卫说：我当年被捕，是庆亲王审的我。要杀我的话，庆亲王完全可以杀我，但庆亲王没杀我。庆亲王说，你们这革命是有原因的，因为看我们清朝太坏了，但假如你们成功啊，我看你也强不过我们清朝。汪精卫说，这句话应验了，现在我们个革命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
第二个故事也是关于汪精卫的，但主要是赞佩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的。说的是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事件，张学良当时在场，是亲眼目睹汪精卫被刺的，而且还是仅有两个没有被枪声吓跑的党国要员。当时枪声响后现场一片混乱，连现场保卫的警察都吓跑了。而张学良是眼看着孙凤鸣开了三枪，一枪打在汪的脸上，一枪打在背上，一枪打在手臂上。当时汪精卫就倒在地上，等陈璧君赶来的时候，汪精卫的脸还在哒哒地滴着血，看见陈璧君进来就哭了，嘴里叨咕着，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可陈璧君却一句温软安慰的话都没有，劈头就骂汪精卫：你刚强点好不好？干革命还不早晚有这一手，干革命早晚就是这个结果！因此，张学良对陈璧君十分地佩服，认为她是真正干革命的料。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张学良自己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要把张学良的私人财产都还给他，装了满满三列火车给送到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可张学良不要。本庄繁原本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张学良到日本都是他陪着去的，那时他只是张学良的军事顾问，私人关系非常好。本庄繁派人给张学良送来一封信，说你的东西我都自己花钱给你包上了，一样不差，你查收吧。张学良当时就火了，说你这是羞辱我啊，我是东北的地方长官，现在把东北丢了，却取回自己的的东西，那不是羞辱我吗。你要是想还，就把整个东北还给我，否则我绝不收我的个人财物。如果你不拉回去，我一把火就都烧了。弄得本庄繁毫无办法，只好又拉回沈阳。
从这件事看，张学良还真是有血性、有气节、明大义的人。
三、《毛泽东传》（英）迪克.威尔逊 著
我买这本书纯属是好奇，我想知道，西方人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其实，这本书写的平淡无奇，所取的资料都是公开的书籍和传记，没有任何所谓的逸闻和野闻。让我欣赏的是作者的态度，他不是将毛当作一个魔鬼去研究，而是当作一个偏执的革命者去研究。也许因为是外国人吧，没有中国人那种在毛时代所亲身经历的痛苦和迫害，因此迪克对毛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此书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作者研究了大量资料，对毛的话没有断章取义，所有的引文都注明出处。而且也澄清了一些网上误传的关于毛泽东的一些话。比如：毛泽东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所谓感谢日本的原话是这样的：“不用道歉，没有你们日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日本皇军使我们的军队发展壮大，达到100万人，解放区的人口达到1亿。”毛顿了一下，笑着说：“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这句话最早出现在所罗门1971年所著的《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一书中。
迪克写道：“毛来自中国‘受虐的一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他后来非常热爱学习。他所知道的是贫困、堕落、剥削和不正义----他花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和这些东西战斗。毛所进行的是贯穿整个中国文明国度的革命，这个国家就像整个欧洲那么大。
无论如何在成就后面的那个人仍然是个谜。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物，蕴含了对权势的憎恶和因对教育或教养被社会拒之门外的愤怒。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不断从打击中站起，并且这些打击没有给他留下创伤。”
迪克笔下的毛泽东与现在中国掌握话语权的精英笔中的毛泽东差别很大。可见毛泽东也是一个多面孔的人。这不是毛泽东的责任，而是我们对毛泽东的认识的差异所致。
一个南美来的移民曾主动与我聊起毛泽东，他告诉我，在他们国家很多人在看毛泽东传，他也非常钦佩毛泽东。回想当年在瑞士时遇到的一个库尔德人为中国人不再理会毛泽东而痛心疾首的样子，我明白了。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和一个象征，而非本来面目的毛泽东。他已成为那些渴望公平、正义和反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精神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会有毛泽东热。
四、《西藏生死线》（原名《艽野尘梦》）
这是一本奇书。原作者是曾经的湘西王陈渠珍。据说这本书曾作为首次进藏的解放军十八军首长的参考书。
在清朝末年，一支被派往西藏协助藏军抵抗英军的清军后来遇到辛亥革命的变故，军队哗变。陈渠珍率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撤回内地。这一路上，经历了千难万险，像野人一样地队伍，靠狼口夺食，打猎抓鱼，吃战友的尸体，历时一年，坚持到最后，生还的仅仅七人。
书中对西藏原生态的奇异地貌和荒凉的描述犹如观看一部魔幻片，但最感人的是陈渠珍在西藏娶的藏族姑娘西原短暂而绚丽的一生。西原嫁给陈渠珍后一直在颠簸流离中，经历了千难万险，始终对陈不离不弃，危险关头还多次救陈一命。合上书本后，两个人一起啃生羊肠子啃出羊粪也没觉得的情景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挥之不去。其实，人饥饿到极点的时候，和动物没什么两样。可惜西原没有享受几天安稳日子，一到西安就因天花病逝了，年仅19岁。但她的一生是浓缩了的一生。经历了那样的危难和艰辛，一年等于常人一百年的人生。
陈渠珍本是一介武夫，和文学青年不沾边，却写出了这样一本奇书。实在是他的经历太为奇特，他对西原的思念太深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