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有认真读过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处于某种文革后遗症，当初听到有一百多位作家抄写《讲话》并获得1000元报酬时，我脑海中本能地蹦出一个词：无聊！（几乎是无耻）
当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抄写《讲话》被再次拿出来炒作时，我处于钻牛角尖的习惯，决定把《讲话》完整认真地看一遍。
《讲话》不长，慢慢地读，一刻钟足以。读罢却感慨良多。
首先，我想说的是，对于任何历史文件和历史事件，我们都应该带着历史的眼光去判断，我们不能手里拿着电脑来嘲笑算盘的笨拙。
《讲话》诞生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初，作者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脑袋里想的是什么？他在统帅军队打仗，他在思考如何让“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集在他的周围，干一番事业。
所以，他的“文艺观”就反映了他自身的价值观——“文艺服从于政治”。
用今天的价值判断来分析，这无疑是荒唐的，因为今天的“政治”和70年前完全不同了。即使是当时，毛泽东紧接着说：“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就事论事，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政治”，就是抗日，当然，毛泽东和共产党在抗日上作的如何，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当年中国社会首当其冲的主要任务是抗日，把这个上升到最大的政治，原则上是不错的。
问题在于，毛泽东没有“与时俱进”，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历史发展了，社会变革了，他也没有跳出“政治挂帅”的思维，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灾难。但是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都应该归咎于《讲话》这个原罪呢？是不是可以下结论：“它（讲话）是扼杀文艺创作的绞索，是党文化的冲锋号，是当代文字狱的法典。”？
这样简单的没有任何论据的结论和文革大批判很相似，不能这样简单的非黑即白。
《讲话》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革命”题材的文艺创作，突出了“革命”和抗日这两个主题。同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启民智提高大众文化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白毛女》、《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保卫黄河》、《夫妻识字》以及建国后的《江姐》、《洪湖赤卫队》、《伤逝》（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女篮五号》等等等都是面向“人民大众”的优秀作品。
谁是“人民大众”呢？毛泽东自己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当年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纳入文艺服务的对象，不能不说还是有其历史眼光的。
当然，事物皆有正反。毛泽东历来的斗争哲学，使其将军事上你死我活的原则也运用到政治生活中，毛泽东的政治是非黑即白，这和今天的妥协和协商原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当然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战争时期的毛泽东。
但是，惨痛的教训是要牢牢记住的：和毛泽东在政治上不能达到一致的王实味，在座谈会之后就遭到严厉批判，进而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的，5年之后，王被秘密处死。但这和《讲话》本身有没有内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呢？
总之，如果我们把《讲话》本身放在一个历史的大框架之下，摒弃偏见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的话，其积极意义还是不难发现的。
当然，回顾历史，尤其是联系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黑暗现实，《讲话》的历史局限和毛泽东本身的思想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历史的局限， 当年，“革命”和战争中的军事思维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战争年代，阶级标准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思想和文化自然也隶属于不同的阶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战场上，你死我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一个“真理”，但绝不是普遍真理。
《讲话》中说：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自然，凡不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阵营的，就必然要被打倒，无论用什么方法。
其次是毛泽东自身认识的局限，毛泽东本人不懂文艺，他是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文艺，其狭隘的政治原则自然要反映到文艺之上。虽然，战争时期“政治”和“文艺”有高度的一致，“文艺”为“抗日”这个“政治”服务也不错，但是如果以此为最高原则来制定共产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有网友说：“思想本身没什么恶。魔鬼在解释权和执行上。如果讲话不是著的那个名字，就是很清新的一家之言。”
毛也是出于自身认识的局限，他在解释和执行《讲话》上，没有真正按照《讲话》的精神去做，最终实质上还是违背了他自己说的“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不是他个人特有的，从延安整风开始到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许多受害者自身其实也是害人者，毛泽东是中国人专制愚昧的集大成者，凭毛泽东自己的力量，他是不可能让千千万万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刘晓波说过：“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
我再加一句咱“人民”也一样崇尚斗争哲学，咱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小秦始皇。
毛泽东借助人民的力量反人民，区区一篇《讲话》何以成为“扼杀文艺创作的绞索”？
刘晓波曾提出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要从每个人、特别是从那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开始。
同样抄写过《讲话》的周国平先生这样反思道：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有纪念《讲话》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我找出了我在北大上学时的诗歌习作册，扉页上抄录的正是《讲话》中的一段文字：“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当时的感觉是，这段话简直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真面目，所列举的情绪，从“小资产阶级的”开始，我几乎占全了。事实上，那个诗歌册之前，我还写过许多诗，但大多销毁了，只把自己觉得在创作情绪上还算“健康”的保留下来，誊抄在了这个本子上。那已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决心按照毛的教导来破坏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创作情绪。
《讲话》中还有一句话是我当时经常重温的：“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强烈感觉到这句话也是在说我，击中了我的要害，同时又因此充满了忧虑和疑惑：如果我的灵魂深处没有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
也许正因为《讲话》触到了我的痛处，其实也是触到了一般文艺知识分子的痛处，在全部毛选中，这篇文章是我反复阅读因而读得最多的。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当年我在读《讲话》时发生的内心斗争，实际上是我的被压抑的精神本能寻求突围的曲折表现。我在2004年出版的《岁月与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毫无疑问，这里说的“多少人”首先包括我自己。
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是有一个痛处，毛泽东也的确看到了知识分子身上的“毛病”，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修理”了一下。当然，发展到后来的登峰造极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修理”，又是一个沉重且复杂的话题了。
所以，战争年代的战争文艺观，当然不能拿到今天来顶礼膜拜，事实上今天毛左思潮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弱势，中国当今的文化市场充斥着铜臭，因此从这点出发，我同意为人父网友的看法，“将毛的文艺思想当作一个革命时代的产物来看，一个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去思考文学艺术的一个参照。……在现在这个只为自己写作和只为钱写作的时代，其实倒很有必要读一读毛的这个讲话，至少它也是一种另类文艺观吧。”
的确，不要以为我们站在了道德制高点，所说的话就一定正确，我们既然倡导民主自由，就暂时放下道德的鞭子，真正尊重自由，尤其是自由的思想，哪怕抄写《讲话》的作家们真的崇尚毛泽东思想，难道不可以吗？
况且那些抄写《讲话》的人，有的人可能为了那1000元，有的处于政治上的麻木而有碍于朋友的情面，有的则对《讲话》本身抱有和大众不同的理解……。除非你是圣人，道德上每个人都有缺陷，至于道德的底线，在我眼里就是法律。如果一个社会不是要靠法律维系而是靠道德的话，那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
请不要拿抄写《我的奋斗》和《讲话》对比，炫耀纳粹的任何东西，在西方不是道德底线，而是法律的禁区。也许，这是中国应该向西方看齐的另一个方面。
无论如何， 不要把什么都简单地归咎到毛泽东，更不要推给一个《讲话》，我还是老调重弹：中国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你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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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昨天看到那个老美唱“社会主义好”的视频，听到那洋腔洋调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笑过之后是深深的思索：或许这是心态问题。人家老美咋不谴责这些唱共产“红歌”的人们的“立场和态度”，咋不质疑人家的“道德底线”？就连朗朗在白宫弹出“豺狼来了有猎枪”的上甘岭主旋律，人家也没有抗议“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也没有为了“气节”抵制made in China, 朗朗还照样在美国捞金。
咱自己人抄一段毛语录怎么就成了“立场态度”问题？怎么就和人品道德连在了一起？
别活的那么累好不好？口口声声向西方学习，恐怕只是叶公好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