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四个孩子，每一个考大学的经历，饭桌上从爸妈嘴里听来，都是那么曲折又扣人心弦。
大姐.17岁、初二时即遭下放，在农村苦耕了近六年。那个村生活苦，劳动强度大。农忙时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在田里劳作到晚上七、八点才收工，真个是“披星戴月”。回来后还要给当地农民上一小时夜校课程，为他们扫盲。如此辛苦，伙食却很差，经常是白饭泡开水，倒点酱油做菜。有时村里没吃的没用的，还要知青们从家里东拼西凑带点东西去才能度日。大姐至今脸上、手上的皮肤，还残留着当年毫无防护措施下，喷洒农药留下的斑斑痕迹。
那是一个“读书无用”论横行的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但爸爸觉得这种状况不会长久，否则中国就没有希望了。而且他说人必须要有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发言权。他托朋友弄来中学数理化课本，让大姐自学。不懂的地方记下来，等学到后面，前面有的地方懂了，就把问题划掉；始终不通的难点，回家时请爸爸当中学老师的朋友指导。知青们每年在和农民一起过完“革命化的春节”后，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回家。爸妈还借了三十二块钱——那几乎是全家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买了一台“友谊牌”袖珍收音机，让大姐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自学英语。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八口之家，仅凭父母两人的工资度日，爸爸诗曰“年年衣食难周”。直到80年代初期，哥哥姐姐都工作了，家庭经济状况才好转起来。爸妈儿女心很重，不忍苦孩子，总是苦自己，经年累月养成了习惯，以致后来经济情况好转了，饭桌上还经常推让，有时惹到儿女动怒才罢休。买这么贵重的东西，是要挨饿的，真正地从牙缝中省出钱来还债。这台小小的收音机，后来陆续流转到哥哥和两个表哥手中，继续充当自学英语老师的角色。它对改变两位表哥的命运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帮助这两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孩子，先后依靠英语当上了教师，吃上了“皇粮”。但它之于大姐，意义不仅如此。大姐说当时家里那么苦，爸妈还买了这台收音机给她，让她一想起来就感动无比。它成了一个爱和独具慧眼的象征。在她的学习之路上，包括后来上大学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想到这台收音机，心里就好像有了巨大的动力，激励她克服所有眼前的困难，奋力往前走。
大姐非常刻苦，每天在那样繁重的田间劳动和 夜校扫盲班之类的活动后，坚持偷偷摸摸地自学。偷偷摸摸，是因为当时学习是一件不甚光彩的苦差事，甚至会被说成“反动”，尤其是学英语。在别人休息、打牌、聊天时，她抓紧一切可资利用的时间自学。有时下地回来，泥在腿上来不及洗，最后学完了太累了就合衣睡去。妈妈每念及此，都会红了眼圈。大姐以几乎是一个小学毕业生的功底，依靠好的学习方法，以及超人的刻苦奋斗精神，自学完了全部初中和高中的数学和物理课程，并奠定了英语基础。不难想象，她后来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如何的出类拔萃。
大姐是一个非常淳厚又热情的人，干活不惜力，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在当地被尊称为“土秀才”，得到从公社、乡、县到省级的各种“先进分子”奖励。但每次招工、招兵、推荐上大学，名额都轮不到她，因为我们家没有权势和金钱去做交易。那时候是没有“高考”一说的——高考在“文革”中被废除，大学停止招生，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名额很少，凭组织推荐。资源的匮乏，权力的集中和暗箱操作缺少监督，必然产生黑暗与腐败。这在70年代知青回城名额的分配上早就体现出来。想得到名额，要么你有很硬的关系，再送点东西，要么你送很多在当时值钱的东西——米、煤、手表等等，或直接送钱，还得有点关系。公社里掌握决定权的干部可以因此变得很肥。现在想想，大姐当年在农村里日复一日地种地，眼见身边表现不如自己的同伴一个一个地回城，却不知自己的前途在哪里，非常有可能一辈子就呆这儿了。以她十几二十岁的年纪，能挺过那段无望的艰苦岁月，而且自学不辍，实在令我钦佩。当然这和我爸的人生指导息息相关。每年这些令人向往的名额分配后，爸爸都要下一趟农村看望大姐，找个单独的地方跟她谈话，开导她，鼓励她，帮她克服沮丧情绪，鼓起希望继续努力。爸爸说其实那时他们心里更苦：眼见女儿这么优秀、这么艰苦奋斗，却因自己无权无钱而耽误在农村，吃苦受累，实在心酸。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话说1975年，大姐所在公社的下放知青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名额出奇得少，只有一个。各路关系大显身手，挤破了头。这一年公社里负责知青工作的下放干部叫杨振莫（音），据说是杨振宁的弟弟。他看过材料后，首先提出应该选我姐。他曾经看过一封我爸写给大姐的家书，对里面的许多见解印象深刻。当时公社的头头们正为无法摆平各种关系而苦恼，这个符合“择优推荐”标准的提议倒是可以为各方接受。大姐于是因为没有关系又表现优异，被神奇地选上了。
公社原则上同意推荐大姐后，给了大姐一张报名表，让她本人申请是去读中技还是大学。大姐拿了这张表回到家里商量。我家有“民主集中制”的传统，遇到难题、大事，常召开家庭会议。父母孩子在家庭会议上畅抒己见，交流甚至争论，是为“民主”；最后由我爸做定夺，是为“集中”。在为这次填表而召开的家庭会议上，爸妈和大姐自己因为前几年的落选而心生自卑，觉得填个中技算了，太“高档”怕遭不测，到时被人挤下来连中技都泡汤了。但哥哥主张报大学。他说大姐的表现和成绩最优，理应上大学；如果自己放弃，那别人正好顶上；而且报了大学，万一有人挤，还可以退一步守住中技。爸爸觉得有道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爸爸说，哥哥一直调皮捣蛋，读书不刻苦，从那次家庭会议开始，他觉得儿子还是很有点头脑和分析能力的。
名额上报到县里，县招生小组需开会讨论通过。有人提出，大姐的家族中有人被镇压过，历史成份不好。牵扯到政治问题，人们都安静下来。这时招生组组长，当时的县委书记，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表态说，这个被镇压的人离得那么远，大姐可能都不认识，应该不成其为问题。这位书记说来也巧，不久之前生病住院，医院院长是我爸的学生，跟他提起过我姐的事。关键时刻他表了态，大家于是就通过了。
招生小组里有两位H大派去招生的老师。其中一位的女儿到我家报喜，我妈正在睡午觉。小姑娘后来跟人家说，我妈当时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衣服都没穿”。妈妈每次说到这里都哑然失笑，澄清自己穿着睡衣呢，没穿外套罢了。但我家人始终不敢确信这是真的——以前有好几个名额的时候都轮不到我们，如今只有一个，反倒撞上了？真的能成吗？？？直到手里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心才踏踏实实地放下来。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捉摸，“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事情在每一个人生路口都有可能上演。大姐因为名额少反而被选中，脱离务农苦海，被推荐上了大学，算是“福”；不料却因此失去两年后参加高考的机会，变成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某种程度上又成了“祸”。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毛时代末期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因为生源素质差，教育水平差，最终成为历史的弃儿，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停止招生，学历则长期游离于“正规军”之外，价值低人一等。许多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于当时有政治背景的干部家庭，又被政府委以“上大学，管理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重任，思想、行为上可能更像个领导而不是学生，在大众中口碑不佳。“工农兵大学生”成了一个让人自卑的标签，被贴上者在其后的岁月里受到另眼相看。但大姐再次以她的聪明好学和刻苦努力，在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中胜出，获得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机会，撕去“工农兵大学生”标签，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留在T大土木建筑系继续深造。我那时在上幼儿园，至今仍能记得大姐考研究生时家里的紧张气氛，以及初试、复试一次次成功后的兴奋和喜悦——那是24选2的激烈竞争，大姐最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入选。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但我觉得这只是表象。在获取知识的路上，是坚强的意志和远大的眼光支撑着人们作正确的抉择，百折而不回。所以我要说，是意志和眼光改变命运。
大姐去T大上学的这一年，我哥被下放到了一个县城。那时的下放政策，规定一家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家庭，其余的中学毕业了都得下放。我虽幼小，也占一个留在身边的名额，所以我哥和小姐（即我二姐，我一向喊她“小姐”）都在应下放之列。不过小姐后来没走，因为爸爸未雨绸缪，在哥哥初二时请求学校让他留了一级。他那时很皮，念书不好；最主要的，他留级后跟我小姐成了一届的，可以利用另一条下放政策，免去一个指标——一个家庭同一年可以只下一个。在决定谁下放的家庭会议上，哥哥和父母的意见一致：应该让女孩子留在家里，放心些。其实爸妈为哥哥操的心可不少。他初中时曾和一帮“坏小子”成了哥们，常在一起混。我爸坚决要把他们拆散，见“坏小子”上门就没好脸色；又带他去各处钓鱼，修身养性。那帮曾经的小哥们里，有不少长大后在 “严打”中遭了殃。
哥哥在农村吃了很多苦。他体质不是很好，但因个头较高，看起来外向活泼，常被当作壮劳力，拉去做出力的苦活。我哥颇有玩的才能，吹拉弹唱、打球游泳、象棋扑克样样精通，在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中颇受欢迎；同时他又血气方刚，爱打抱个不平，所以也容易和别人，尤其是男青年结下梁子。我哥说他曾差点遭到暗算。他从小调皮好动，用我妈的话说是 “（文革中）哪里打枪往哪里跑”，小半辈子里经历过各种极其危险的事情，差点淹死、摔死、被枪打死、被砖砸死、被棒闪死、被车压死。。。。。。可谓九死一生。危难时刻不是有贵人相救，就是依靠自己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化险为夷，平安度过。但他读书就不如我大姐那么好学刻苦。初二时被我爸强令留了一级后，开始收心，学习情况才好转起来，成绩“嗖嗖”往上冒，高中时在四中成了学习委员。在下放的时候，因为姐姐被推荐上了大学，觉出希望所在，看书算积极的。有机会到我爸的老朋友家里复习时，还受到师长表扬，夸他真能坐得住。
很快一年多过去了，恢复高考的风声越吹越大。1977年冬天高考时，哥哥下放尚不满两年，据称不得报考。直到考前20多天，才来确切消息告知可以参加考试。我哥立即回城复习，却在家生病发烧，耽误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是在下放地报名的，须回去考试。他回去后，我爸写了封信，交由我叔叔转给他。信中叮嘱我哥考试时要胆大心细，坚持到底，“哪怕前面几门都考零分，最后一门也要全力考好。”里面的逻辑是，你觉得考得不好时，别人也可能不好，你绝不要因此气馁，自己放弃了哪怕是一丝的机会。这条考试心理准则，我是从小即被灌输的。
那年的理化算一门，特别难，哥哥在考过之后，决定放弃，躺在床上不愿赶考了。我叔叔急坏了，拉来我爸的一个学生，当时的县妇联主任一起劝说，又拿出我爸的那封信鼓励，好歹把他推进考场，继续考试。果不出所料，那一年，年龄大小不一、水平参差不齐的考生，成绩普遍不佳。传说有考生两眼一抹黑，在试卷上作诗曰：“老帅：小子本无才，父母逼我来。今日考理化，鸭蛋滚下来。”阅卷老师看后和曰：“老帅也无才，组织派我来。今日改理化，鸭蛋用筐抬。”那“老帅”，却是“老师”的别字。这两首打油诗，一时传为笑谈，是文革后第一届高考的著名场下花絮。哥哥因为数学考得好，“扳了本”，成功超出本科录取分数线，进入H大无线电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在大姐和哥哥的专业选择上，爸爸“重理轻文”的思想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觉得国家要兴盛，唯有靠科技。学理工科能掌握实实在在的真本事，到哪里都可安身立命，养家为国。而文科，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背背抄抄的全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而且在中国还容易因言获罪，引火烧身。这其实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想法。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人们对知识的渴望空前高涨，对知识分子则极为尊重向往。民众普遍有“重理轻文”的思想，希望学点扎实有用的技术。不象到了80年代后期，经商大潮涌起，一切向钱看，文科、尤其是商科开始大行其道。所以大姐当时可以去H大外语系学德语，爸爸没选，宁愿去遥远的T大读一个工科专业。哥哥学的也是一个理工专业。
到了小姐这里，情况因人而变。
小姐在家排行老三。据说这个排行的孩子，大都倔强有余，讨巧不足。小姐正是如此。因哥姐长期离家在外，我又幼小无知，家里孩子中她承担了最多的家务劳动，比如洗衣、洗碗、打扫卫生、买油盐柴米酱醋茶、做煤球、带我，等等等等。我记得她带我睡觉，我们俩不知为什么疯笑，爸爸进来呵斥，我们躲被子里憋笑的情景。还有一次小姐出去了一天，据她自己回忆是下农村看大姐了。傍晚我在阳台上张望，看到她斜挎着军书包在夕阳的余晖下走来，就飞奔下楼迎接。小姐说我口中喊着她，扑向她怀里，别提有多亲热了。但她是个慢性子，有点懒散，做事常拖拖拉拉，脾气又犟，所以挨骂也最多。其实她是一个特别单纯善良的女孩儿，长得在我们家女孩中是最漂亮的，却从不以为意，性格内向害羞。高中毕业后没有下放，待业在家，除了帮做家务，还为H大刻钢板，补贴家用。那时试卷都是油墨印刷，需要在蜡纸上刻出字迹，然后付印。我看着小姐刻钢板，觉得这活儿非常好玩。半透明的蜡纸都是一卷一卷装在带盖子的硬纸筒子里。从纸筒里抽出一张，铺在一块钢板上，用钢针笔在蜡纸上用力写字，针尖和钢板摩擦，发出挺好听的“咔咔”声。其实这是个费力又单调的工作。一张卷子几毛钱，小姐一笔一划刻出每月五六十块钱，全部上交家里，自己不会想到留取分文。那些钱对我们的家庭有如雪中送炭，帮助全家度过难关。期间曾有招工机会，但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名额被别人拿走，小姐只能去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当工人。那时全民所有制单位是“铁饭碗”，工资福利都好一些，集体所有制是“泥饭碗”，各种待遇也差一些。爸爸拒绝了这个招工机会。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去了工厂当工人，今天我们家就该有一个下岗工人了。
1977年小姐和哥哥一起参加高考，没考上——她的作文交了白卷。原来她没来得及把草稿上的作文誊到试卷上，并且把草稿揣兜里带回了家。我妈说他们当时气坏了——怎么这么慢慢吞吞？干嘛不把草稿一起交上去，宁可交白卷？这个迷迷糊糊的小三子！那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有不少通融的地方，比如其实作文交草稿也可以。
1978年的高考变成夏季考试，与77年高考仅隔半年。爸爸决定让小姐停考一年，用更充足的时间，养精蓄锐，备战79年的高考。鉴于小姐的数学和物理不是很好，语文和外语则一直不错，爸爸让她备考外语类专业，因为那时这个专业不用考数理化，小姐的相对优势将更为突出。这时又有招工机会出现，小姐因英语较好，可以去当中学英语老师。爸爸托人将她从市区中学老师调换成H大西门外一个郊区小学的英语老师。这在当时是个让人不能理解的举动——且不说从中学到小学是降级，很多人为了从郊区调到市区工作不知要费多少脑筋呢！但山人自有妙计。爸爸得意地说，那个郊区小学，离家又近，学生又少，有大把空闲时间用来复习迎考，再合适不过。小姐在这个小学里有点另类：大小会议上常闭着眼睛，不知在默诵些什么。
1979年的高考开始，小姐默诵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她在历史快考完、检查试卷时，灵光闪现，发现几张试卷的页码不连贯，居然少了一张卷子！那天下大雨，爸爸跑出去看她回来没有，走到H大灰楼那儿时，雨大得都看不见路。邻居家赶考的孩子都坐校车回来了，就小姐没有人影，怎不让人焦急！原来监考老师发现这一错漏情况后，经请示上级，决定多给小姐20分钟时间，让她做漏发的试卷。好多老师都围在她身边看。监考老师发现小姐的名字和她以前的学生只差一个字，就问她可认识那个学生。小姐说：“他是我哥。”这位老师非常热情，在旁边给小姐扇扇子。好几年前，这位老师是哥哥初中的班主任。有一次以哥哥为首的H大子弟和以另一个男孩子为首的团体要打群架，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动砖动刀，班主任劝不住，紧张万分又无可奈何。爸爸有时会跑去学校跟老师联系，询问小孩状况。正好这天他从班主任那里得知这一消息，便自告奋勇当调解人。班主任开始很犹豫，怕爸爸偏心反而激化矛盾。但死马当活马医，就依爸爸所言，找来两个对头。爸爸跟他们俩了解事情经过，然后首先把哥哥批评了一顿，让他向对方道歉。哥哥一道歉，那个男孩马上也开始自我检讨，一场势在必行的激战化解了。班主任大松一口气，对我爸感激得不得了，说他真有办法。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这位哥哥当年的班主任现在成了小姐的监考老师，而且监了一场这么特殊的考试！
我还记得录取情况出来后，哥哥去打探消息的那个夜晚。我们全家在楼下乘凉，我坐在大竹床上。哥哥出现在我们楼前的小路上，身影在路灯的黄色光晕中显得更加瘦长。妈妈后来形容说他摇头摆尾的，一看就知道准是喜讯。小姐上了H大外语系，她的总分考得不错，英语成绩更是名列前茅。
至此，我们家的三个大孩子都读上了大学、研究生，这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事情。因为那时考大学很难，录取很严格，即便是学校子弟，不到分数线也上不了大学。学校里很多人都说：也不知老林用了什么方法，考一个取一个？！
到了我这儿，一切按部就班，简直没什么悬念。我是我们家唯一从幼儿园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一路读到高中、大学的人，没有耽搁，没有挫折，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虽然高考时生病发烧，略有波折，但比起哥哥姐姐们的坎坷，就像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不足挂齿。即便如此，还是费了全家人不少心。记得哥哥那时正在北京，特地写了一封信来鼓励，那好象是迄今他写给我的唯一一封信。大姐夫远在重庆，鞭长莫及，二姐夫那几天成了英雄的运输大队长，每天骑车接送我去医院。嫂嫂在家做饭、看家、通风报信。姐姐们自然也是心悬一念。我爸每天在场外陪考，叮嘱我妈在家看好电话：如果我在考场上有情况，就打电话来让她从H大校医院找救护车派去。我妈说她那几天坐立不安，不知干什么好，特怕有电话铃响。妈妈埋怨爸爸说，四中离医院门诊部那么近，就是有情况，干嘛要让我从H大找车？害我那样担惊受怕！爸爸笑笑，说以备万一么。
爸爸以他的智慧和胆略眼光，推动哥哥姐姐们在上大学之路上越走越宽，可以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他在我的大学选取问题上，替我做了一回未经我同意的主。那都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护之心，和历史性的自信。我虽不乐意，但纵观全局，爸爸对我的这个举措，产生的后果可能无所谓好坏；而他为哥哥姐姐们的设计指导，带来的人生变化却是巨大的，令子女受益终身。哥哥姐姐的同龄人，幼年时期遭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没饿死就算幸运；学龄阶段碰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耽误了青春，吃尽苦头；改革开放后多半人没有文凭、没有书本知识，评职称、晋职、涨工资甚至分房子，处处落人下风；进入中老年时一切市场化了，很多人单位不景气，难逃一个“下岗”，且生死自负！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好似中了魔咒，被命运鞭赶着去追逐苦难。我的哥哥姐姐，虽一样经历磨难，却得以破除这个魔咒，人人搭上历史重新出发的车次，安心驶往正确的航站。
爸爸在过七十周岁生日时，曾作对联一副：
七十述怀
想当年创业无门 天地一孤舟 远港无边 更何况翻云覆雨 恶浪排空 日日提心吊胆 年年衣食难周 百折不回头 才赢得白首裘衫 黄童纸笔
愿后世治家有道 子孙千色树 着根有土 还必须灌水施肥 整枝防病 时时慈父（母）严师 世世德才兼备 四方同顶额 都说是苍穹星月 碧海航灯
我们有这样为子女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的父母，有这样胸怀宽广、目光远大的父亲，实在是人生之大幸！我不敢保证做“苍穹星月 碧海航灯”，但愿努力，力争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慈母严师，让我的孩子，不要辜负了爹爹奶奶的期望，辱没了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