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脚 (原创小说)

李公尚,定居美国。打工养家糊口之余,喜爱搬弄几千中英文字,聊解岁月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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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脚

 

                                                             李公尚

 

那年临近春节,一起下乡的“知青”们,陆续带着生产队分的花生,青豆,萝卜,白菜回城过年。我正准备走,接到父母来信,说春节期间他们都下厂下乡下部队,去“为工农兵送医送药”,没人在家过年。我只好留在村里。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裹着被子坐在冰冷的炕席角落里写信,本队社员赵德江来了,问我想不想“外出转转”。赵德江比我大几岁,是个孤儿,经常来“知青集体户”玩儿,爱打听城里人的生活。有时和知青一起干活到深夜,就挤在“集体户”里睡。进入腊月,他和队里的几个社员,推着独轮车,到几十里外为一个陶窑运货,把盆罐缸瓮之类运到县供销社或集市上卖,每天能挣七八毛钱。那时在生产队劳动,一个工才一两毛钱。没白没黑地干,年终结算,靠工分分粮,不够全年吃。

 

当时大队正在批“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我问他你不是刚被叫回来,怎么又往外跑?言下之意是指前天生产大队开批判会,他在会上刚深刻沉痛地做完自己搞资本主义,外出单干为个人挣钱的检查。

 

赵德江听了哈哈大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让我看:是一封大队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他“外出为贫下中农服务”。

 

他说:“前几天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公社批评他们农闲不组织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放任社员外出单干挣钱。他们挨了批,只好回来开批判会。但批判完了,照样给我开介绍信。”听他这样说,我想起前天的批判会,大队干部满脸严肃,但在批判“少数社员”有“资本主义尾巴”时,轻描淡写,明责暗褒。赵德江代表“少数社员”做“深刻检讨”,台下社员交头接耳,羡慕不已。原来这是周瑜打黄盖。

 

赵德江告诉我,这段时间其他社员都在家忙年,不愿外出。他不想待在家里。听说我没回家,一个人待在宿舍,就想约我一起到外面去挣钱。他说现在走亲串友的人多,在县城车站能找到拉脚的活。

 

他说的“拉脚”,是让我和他去生产队每人借一辆独轮车,去县城车站运送行人。他说他已和生产队谈妥,不管能不能挣到钱,每天每辆车都向队里交五毛钱。他笑嘻嘻地说:“只要向队里交了钱,就算为集体出工,不属于资本主义。”

 

我有些犹豫。他对我解释说,我们每人每天再差,也能拉到一个脚。路远的,超过五里地,我们就要五毛钱,五里地以内我们要三毛。每天只要能拉到两个脚,就有的赚。要是超过十里地,我们就要一块钱。闲在家里白吃干粮,不如带着干粮一边吃一边挣钱。

 

我担心我推车技术不好。赵德江呵呵一笑说:没事!上个月咱们出伕到公社修水库,我见你推六七百斤石头和土方,推得很稳。推人时只要注意让人坐的一侧往上翘,别让人翻下去。

 

赵德江和我去生产队借车,他顺手从队里拿了毛笔墨汁和半张红纸。回到“知青集体户”,把红纸裁成三角形,做成小旗,让我在上面写“贫下中农为人民服务运输车”,插在每辆独轮车上。晚上,他回家扛来被子,和我住在一起。我们点火起灶,蒸了四十多个玉米面贴饼,分别包在两个包袱里。第二天天不亮,我们把各自的被子用草绳捆在车上,带了个盛水喝的瓦罐,悄悄出了村。

 

县城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设在一起。冒着寒风,我们奔了二十多里赶到那里,见拉脚的人很多。他们把独轮车竖在墙边,三五成群聚在结了冰的车站广场上,不停地往手上呵着热气,跺着双脚,有些用纸片卷上烟叶,互相让着,边抽边聊。

 

赵德江和我把独轮车顺墙放好,朝一堆拉脚的凑过去。赵德江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哥们,今天买卖看不看好?”

 

“难说,第一班火车还没到。哪个大队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年“哥们”答话。他身边的“哥们”都围了过来。

 

赵德江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说:“白桥公社赵庄大队的。你们是哪个大队的?年终决算分得好不好?”

 

壮年汉子下巴一杨,仿佛指示方向:城关公社董家大队的。这几位有大周庄的,有刘家河的。我们大队今年还行,够吃。这不,年前出来挣几个现钱,怕队里知道 ——抓得紧,不让单干。你们出来要不要向队里交钱?。

 

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亲和,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几句话下来,便是熟人,开始热烈谈论收成分配,婚丧嫁娶。人们普遍信奉“勤俭致富”,“苦干能过关”。

 

一声汽笛长鸣,当天的第一列客车进站了。人们不约而同向出站口凑过去。尽管拉脚的人多,但并不争抢。顺着客流,随缘而遇,随遇而行。

 

赵德江很快拉到一个脚。一位中年妇女,背了两个大包袱。赵德江把被子铺在独轮车一侧,让中年妇女坐上,把两个包袱放在另一侧,脱下自己的棉袄盖在中年妇女脚上。然后把车袢套在肩上,推起车冲我一笑:“去大王庄,七八里地,头晌能回来。”

 

我转了一上午,没拉到一个脚。中午赵德江回来了,披着袄,里面的单褂向外冒着热气,笑哈哈地对我说:别急,先吃饭。下午准有活。我看了列车表,到晚上还有五六列客车到站,长途汽车一天就两趟,两点以后就没车了,那些下了火车坐不上长途汽车的,会找车送。

 

他和我蹲在一个向阳的墙角上,拿出冻硬的玉米面贴饼,裹在包袱里糅碎,轮流用手抓着填进嘴里,搅拌沙粒一样往肚里咽。吃噎了,我捧着瓦罐,去候车室的盥洗室接水喝,赵德江追了进来,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有活,跟董大哥送人,去城西高庄。七八里地,董大哥讲好了价,一辆车五毛钱。”

 

“董大哥”就是早晨认识的董庄大队的壮年汉子。他刚拉到一个脚,一家五口,带着八九个包袱。一辆独轮车坐不下,见赵德江蹲在墙角吃干粮,就让赵德江和他一起去。赵德江说我上午没拉到活,让我跟他去。

 

董大哥的车上坐两个大人,捆五个包袱,走在前面。我车上坐三个孩子,捆了四个包袱,跟在后面,一溜小跑上了路。这是我第一次长距离不停歇地推独轮车,有些紧张,怕跟不上。董大哥走起来很轻松,在沙石路面的公路上,健步如飞。

 

下了公路,高低不平的乡间土路让我步履艰辛。套在肩的车袢勒得肩膀酸胀,脚上的线袜滑到脚底磨得脚疼。董大哥觉出我离他越来越远,就对车上的两位旅客说:“大爷大娘,后面的伙计车上行李松了,我停下帮他紧一紧,免得丢了。”

 

董大哥停了车朝我走来,一边用棉袄前襟擦脸上的汗水,一边对我说:“小哥别急,停下喘一口。看你的棉袄都湿透了—— 你最好把单衣穿在里面,棉袄穿在外面,热了方便脱。”

 

我停下车整好鞋袜,脱下棉袄。董大哥把我的棉袄盖在孩子腿上,回到他车旁说,“大爷大娘,我给孩儿们盖得很暖和,咱们继续赶路罢。”

 

冬日的夕阳有气无力,染得乡间原野昏黄惨淡。有自行车从身边掠过,铃声单调刺耳。董大哥不甘寂寞,大喊道:“后面的小哥,俺吼两嗓子,你接末茬。”说着,扯起浑厚的嗓子,用当地流行的旋律,吼唱起动听的小调;

 

“你说那个年啊,它转眼到眼前——”

 

 “接末茬”,跟着吼;“嘿哟,嘿哟,嘿哟,它转眼到眼前。”

 

“除夕的年夜饭阿,年年他吃不烦——”

 

“嘿哟,嘿哟,嘿哟,年年他吃不烦。”

 

两位年轻姑娘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紧锣密鼓地响着铃铛,催着让路。老董往旁边一让,接着唱:“你说孩儿他娘啊,走路咋那么忙 ——”“嘿哟,黑哟,嘿哟,走路咋那么忙?”“咱俩一道走啊,好日子长又长 ——”

 

两位“孩儿他娘”显然不愿“一道走”,红着脸,紧蹬两步,擦身而过。后座的一位一甩头,口水啐在董大哥脚下,露出“孩儿他娘”的娇嗔,董大哥乐得哈哈大笑。

 

返回车站,天已黑了。一个拉脚等活的问我;“小哥是赵庄大队的吗?”我回答说是。他说“你们队的赵小哥刚拉了一个脚,往城南去了。他让我见到你,给你传话,晚上到城关外的南饭棚子见。”

 

“南饭棚子”,是为赶车拉脚的人设的饭铺,旁边是车马店。见到赵德江,我们拿出几个贴饼,一人花五分钱,让饭铺用白菜汤烩成两大碗“粥面”。赵德江端起热气腾腾的大碗,心满意足地说:“辛苦一天,吃上一口热的,真舒服 —— 饭铺大嫂,你真好!”

 

“饭铺大嫂“听了,仰头哈哈一笑:说;“两位小哥,菜汤管饱,不够再来盛 。那边几个远路的大哥,也过来喝菜汤 —— 你们这些男人啊,过年也不守着‘屋里的’歇两天。寒冬腊月的还往外跑,你们‘屋里的’被窝可要凉喽!”

 

“几个远路的大哥”是赶马车运货的。他们端着碗,嘻嘻哈哈地凑过来,说:“不怕,小嫂子,多年的被窝凉不了。倒是怕你这里没人给俺暖被窝哩。”

 

“小嫂子”听了,快活地拿起汤勺抡他们,嘎嘎笑着说;“你们这些男人,到哪都一样,一点儿正经都没有。”

 

吃完饭,赵德江和我商量,白天累了一天,晚上就住这个车马店。于是我们每人交一毛钱的住宿费,五分钱的烤火费,停好车,抱着被子走进通铺睡房。 

 

睡房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筒子屋。沿墙四周,铺着一圈秫秸和麦草,中间生着半人高烧煤的土炉。其中一面墙上,写着一个“女”字,那面墙边的秫秸麦草,是供女客睡的,已和衣躺着几位妇女。其他三面墙边,男人随便挑地方,铺盖铺在秫秸麦草上,席地而卧。

 

我和赵德江铺好被子,饭铺大嫂一手提着一桶热水,一手提着一只木盆,腋下还夹着几本旧书进来,粗声大气地喊:“累一天了,轮着烫烫脚吧。你们有识字的吗?这里还有几本书,给大伙儿念念,大伙儿听困了,好睡觉。”

 

“小嫂子来给暖暖被窝。”住宿的男人们和饭铺大嫂逗乐,饭铺大嫂笑骂着追打他们。打闹完了,她看看屋里的每个人,然后指着我说:“这位小哥,细皮嫩肉像个识字的。给大伙儿读书听吧。”说着,把木盆放在我面前,倒上热水,说:“你先烫脚,边烫边念。我这辈子不识字,就喜欢文化人,爱听文化人读书。”

 

那几本书是《林海雪原》,《烈火金钢》,《平原枪声》,最下面一本是《水浒传》。饭铺大嫂说:“这本是刚找来的,现在上面批林批孔批宋江,宋江的书就让读了。上次一个文化人住这,读了两章,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想招安。我看啊,招安过日子,也没什么不好,总比打打杀杀强,怎么上面就批他呢?”

 

一个住客插嘴说:“上面批宋江,是因为宋江和皇帝的小老婆李师师偷着好,瞒着皇帝,给她下了钟。皇帝的小老婆生下儿子做了小皇帝,宋江等不及小皇帝长大,就抢班夺权。传达了武装起义工程纪要的假圣旨,命令用飞机炸皇宫 —— 哎,不对呀!那时怎么就有飞机了?难不成比现在还先进?”

 

众人快活地笑了,欢乐的气氛弥漫在空中。我脱下鞋袜烫脚,饭铺大嫂一看我的脚,大呼小叫起来:“我的小哥哟,你是怎么拉脚的哟?这满脚都是泡。能跑得动吗?”

 

饭铺大嫂把我的脚轻轻放进热水里,一边给我搓脚,一边听我读书。睡房里三十多位男女,都静静地坐起身,屏声静气。从他们敬慕的目光中,我突然体会到“唯有读书高”的真谛,证明“知识青年,大有作为”。我烫完脚,饭铺大嫂从她脑后的发鬏上取下一根针,帮我把脚上的水泡一个个挑破,然后为我揉捏肿胀的肩膀。嘴里不停地叹息:“要是不下乡当‘知青’,小哥哪吃得这般苦哟?”

 

第二天我拉了三个脚,晚上和赵德江又住在南饭铺子车马店。饭铺大嫂欢天喜地说:“文化人一般不住俺这里,住这里的大都识字不多,读不了书。你们来,我就有书听。今晚给你俩煮姜汤喝,多放点我留了一年多的麦芽糖。”

 

越近年关,拉脚的活越多。腊月二十八,下了一天大雪,长途汽车停运。晚上很多旅客住进车马店,忙坏了饭铺大嫂。她乐哈哈地一边烧水做饭,一边热情地给旅客和拉脚的搭线。一对母女第二天去罗店,让赵德江送,问出多少钱。饭铺大嫂说:罗店有五十多里地,雪大,明天一早走,当天回不来,送一趟要五块钱,路上再给他几个白面馒头,让他填填肚子。另外一对夫妇去高丘镇,让我送。饭铺大嫂说:高丘镇是四十里外的邻县,路不好走。至少要四块钱,路上也要补他几个白面馒头,让他换换口。

 

第二天一早,我冒雪推旅客上路。饭铺大嫂追出来,往我怀里塞了两根胡萝卜咸菜,大声嘱咐:这位小哥,明天早点赶回来,过年了,我给你烩馒头吃,多放猪油和白菜,还有粉皮。你天天吃贴饼子,过年该享两吨口福。

 

我送的一对夫妇,男的姓王,是一位公社干部。路上聊天,听说我是“知青”,严肃起来,批评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彻底,不应外出单干搞资本主义。我说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年节出来挣几个钱,回去上缴队里买返销粮吃。

 

王干部听了,口气愈发严厉,说:国家有规定,每个知青每年至少于分五百斤粮。你一个人吃,怎么还不够?我解释说,五百斤是毛重,包括麸皮和籽糠,我现在干活多消化快,每天吃两斤纯粮都不够,五百斤毛粮哪够吃一年?

 

走了一阵,王干部问我对批林批孔评水浒有什么看法。我按报纸电台的口径回答他,他翻了翻白眼,问我孔老二的要害是什么?我答“克己复礼”。他摇摇头说:难怪你搞资本主义单干,因为你不认真看书学习,没弄通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觉悟,不知道要害是什么。孔老二的要害,是他说“唯女人和小孩难养”。这话是和我党的政策唱对台戏。妇女是半边天,小孩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怎么能说难养?

 

我忍不住想笑,王干部一眼瞥见,颇为得意。继续夸夸其谈:当然,现在有些妇女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结婚非要男方送“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的彩礼不可,这些都是歪风邪气!我党对这种不正之风是要打击的。例如提倡晚婚晚育,男二十七岁,女二十五岁才让登记结婚,就是治她们的好办法。女人年龄一大,就怕嫁不出去。到了二十五岁,等不及了,一心急着结婚,就顾不得向男方要采礼。再说,女人一旦让男人睡了,就不难养了。她们的神秘都没有的,还值什么钱?说着,他斜眼看看坐在身边的妻子。

 

一整天公路上很少见人,广阔天地唯余莽莽。我推着独轮车,费力地向前迈一步,脚下向后滑半步。车轮压在雪上,吱悠吱悠响。王干部夫妇着急回家,中午时分也不让找车店吃饭。他们坐在车上分吃带的糕点。我肚子里饿得咕咕叫。下午,他们觉得脚冷了,下车走了一段路,我得以一手扶车把,一手抓干粮往嘴里填。

 

晚上我把王干部夫妇送到家,王干部掏出两块钱,对我晃了晃说:你是“知青”,出来搞资本主义单干,破坏了大好形势,应该受到批判。我不揭发你,是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所以给你两块钱就不错了。赶快拿着走,以后不许再搞资本主义,要不我叫民兵把你抓起来。

 

王干部的妻子有些过意不去,追上我说:多给你两个白面馒头吧。一个有半斤,硬面的,路上吃了顶饿。要不,你们那穷大队,什么时候见过白面啊?

 

赶回南饭铺子,已是除夕黄昏。所见之处,家家贴春联,户户冒炊烟。人人欢出喜进,个个净衣洁帽。饭铺大嫂一见我,回嗔作喜道:“我的个天啊,小哥你可回来啦!一下午赵小哥过来问了好几次。不见你回来,他着急。今天店里就剩下你俩了,下午他还要出去拉脚,让我骂了一顿,现正在睡房躺着呢 —— 赵小哥,你家小哥回来啦。”

 

赵德江闻声过来,彼此相见兴奋不已。饭铺大嫂说:“我先给你们煮姜汤喝,多加点我留了一年多的麦芽糖。今晚咱就一起吃,我那口子送年糕来,你俩也尝尝,算是过年。吃完给我读书听,多读两章,直到困了为止。”

 

除夕之夜喜气洋洋。“赵小哥”和饭铺大嫂的孩子们在街上“吃糖糕,放鞭炮”,饭铺大嫂和她“那口子”,双双披衣坐在暖暖的炕席上,静静地听我读书。我边读边嚼着饭铺大嫂“留了一年”的麦芽和地瓜熬制的糖筋,还有炒黄豆,一逞口舌之快。每读完一章,饭铺大嫂便快活地手舞足蹈,急着要听“下回分解”。她“那口子”“叭哒吧哒”地抽着火红的烟袋,慢悠悠地让我停下,说歇歇再听。后半夜,屋外欢声笑语的拜年声此起彼伏,饭铺大嫂长舒一口气说,“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五更了,新一年了,我去煮饺子。今年这年过得真好,一辈子也忘不了。

 

过了正月初五,“知青”们陆续返回。我和赵德江商量回队,赵德江说:这两天,遇到去咱那边的旅客,咱就拉脚顺路回去。

 

正月初八,我遇到一位刚下火车的城里女人,去东周大队。东周大队属于清远公社,但离赵庄大队不过三四里,我正好能顺路送完她回生产队。

 

城里女人和我讲好价,我把她的两个旅行包放到车上,铺好被子让她坐车。她说她女儿去买东西了,等她回来一起走。她看看我的被子,嫌脏,用脚踢到一边。我说不垫被子坐久了屁股硌得疼,她皱皱眉头,让我挑看上去干净的一面铺好。一会儿,她女儿来了。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起下乡的“知青”姚惠敏。

 

姚惠敏开始也在赵庄大队下乡。后来她参加公社宣传队,住到公社里。很快,她和公社武装部长熟了,就让公社武装部长推荐她去当兵。她母亲听说后,多次从省城赶到公社,给武装部长送礼,不久和武装部长有了暧昧关系。后来,姚惠敏怀孕了,事情搞乱了,姚惠敏的母亲就控告武装部长强奸她女儿,引起上面重视。地区革会委为了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保护“知青”利益,把公社武装部长判了重刑,将姚惠敏改到清远公社下乡。

 

我朝姚惠敏点头微笑,姚惠敏没抬眼皮。我想和她打招呼,她那漂亮的睫毛,忽闪一掀,目光飘向别处。坐到车上,她悄声对她妈说;“这个拉脚的土冒,长得很像赵庄大队的一个知青。要是穿得像样点,真能让人搞错。刚才冲我笑,真不要脸。”听她这样说,我知道她没想到是我。当时我蓬头垢面,棉袄的肩膀磨得露出棉絮。双手手背冻得又红又肿,伤口累累。双脚的脚趾头顶破了胶鞋,血迹斑斑。

 

姚惠敏的妈妈回头看了我一眼,对姚惠敏说,刚才我听他口音倒不像是本地人。说着,扭头又看了我一眼,问我是那个公社的。我犹豫着,说是白桥公社的。姚惠敏一听,一下从车上跳下来。车子重心一偏,她妈坐在另一侧没有防备,翻到在地上。

 

我赶紧放下车去扶姚惠敏的母亲,同时和姚惠敏打招呼。姚惠敏惊讶地瞪着我。她妈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姚惠敏赶紧制止她。

 

姚惠敏的母亲见我和姚惠敏认识,又坦然地坐上车,同时催促姚惠敏也坐上车。姚惠敏不好意思坐。我说:“没关系,就当我是‘土老冒’,咱俩谁也不认识谁。再说,反正我也是顺路回生产队。”她妈听了,眼睛朝我一斜,面无表情地说:我是惠敏的妈妈,送惠敏回生产队。既然你们都是下乡知青,怎么还向我们要钱?你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吗?你们这农村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跟小农意识学不出好来。你要是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收钱。快送我们去东周大队!

 

我无言以对,茫然地点点头,推起她俩赶紧上路。

 

新年后的原野生机盎然。放眼望去红旗招展。蓝天白云之下,队队社员挥锄种田。离村半月,竟有近乡情怯之感。集体劳动的场面催我加快步伐,回队去挥霍火热的青春。突然,身后由远而近,传来一阵动听的小调:

 

你说那个年啊,它转眼就过完。

 

年后是新春啊,它寒冬变春暖……

 

董大哥推着一件旅行包赶了上来。我气喘吁吁地问:“董大哥,今天拉脚怎么只运货物?这么轻快要去哪啊? 

 

董大哥看到我,豪迈地说:“今天遇到件喜庆的事儿。在车站我拉了两位解放军同志的脚,他们不好意思坐车,只让帮着推行李和带路,钱照给。”说着,他转头示意:“就是后面两位穿解放军干部服装的,去白桥公社看孩子。孩子是知青。因为他们过年不放假,孩子就没回家过年。现在他们休息两天,就坐火车赶来,给孩子去送吃的。”董大哥说着,继续迈着大步,欢快地奔前走了。

 

不一会儿,跟在董大哥后面的两位解放军同志也赶了上来。我歪头看去,一男一女。猛然觉得有些诧异,转头细看,大吃一惊。原来“两位解放军同志”,是我父母。

 

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车来。我父母无意中看了我一眼,和我对视时,一下认出了我。惊讶之余, 潸然泪下……

 

 

 

 

 

 

 

                                          2012113

 

                                         于美国佛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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