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给叶剑英的信(节录)
1950年4月15日，张云逸写信给叶剑英汇报广西各地开展工作情况，摘要如下：
我离穗西来，12月16日抵梧州，在该地曾做以下工作：(一)确定军分区、警备司令部、地委、市委、市政府的组织问题。(二)支前运输问题(实行包运制)。(三)讨论巩固治安工作，将不可靠的游杂武装解除武装(所谓民革领导的陈广、黄未若部及帮会掌握的护航队，其中有被特工掌握者)，并破获一些特工电台。(四)在这时间召集一次工人代表座谈会，一次工商界座谈会。一般群众对我军影响很好。张哗、陈枫两同志率领来梧工作，诸同志对工作很热情又勇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对税收工作抓得很紧，到梧第二天就开始税收。维持治安与支援前线亦好。至28日动身，1日到桂平，2日到贵县，在大湟江口集合桂东游击队指战员讲话一次，在桂平、贵县都找各该县负责同志询该地情况与工作。1月4日抵南宁与莫文骅、黄永胜同志等会合。
广西人民得到胜利的解放了，这是广西历史性的空前的胜利。但从发动群众观点上看，仅仅是打下自上而下发动群众的基础。而群众的真正解放尚有赖于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自从解放后两个多月中，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如接管城市(接管桂、柳、梧、邕四大城市一般还算顺利)、支前(虽然有困难亦算勉强渡过了)、征粮(只桂林、南宁成绩较好)、剿匪(歼灭已愈4万人之多)、建立政权、恢复交通等，都取得一些成绩。但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首先是征粮与结合发动群众作得不够，有的地方形成单纯要粮。其次是部队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的思想没有明确确立，在剿匪中，有些部队形成单纯的军事行动。第三，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异常不够，我们的政策还没有为广大人民完全了解，甚至有一些人对我们抱怀疑态度。第四，各部门工作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游击习气和轻敌麻痹思想在一部分干部中还严重存在。第五，我们某些组织里成分还不纯洁。这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由于我们预先设法防止不够所致。同时我们干部对广西各地具体情况与工作发展不平衡研究很差，如有些地区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有些是抗日时期与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区，也有没有工作基础的地区，这些地区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群众工作上都有其不同的情况。
现在广西的基本情况是：“李白”匪帮溃败前有计划留下一些残部，准备与我们打游击，又有反动的封建基础，它利用这些基础在各地潜伏。最近两月来，残匪特务勾结一部分地主恶霸、惯匪及在乡旧军人与伪乡村长利用我征粮中一些偏差与春荒灾难，煽动一部分封建落后的群众以反征粮、抢仓库、反北佬为号召，有许多地方发生暴乱，特别是玉林地区暴乱范围较大，几遍及全区各县，损失甚巨。但在全国大胜利影响之下，与我们强大的军事进攻之下成股匪特已被歼，其内部发生动摇，如周祖晃、莫树杰、张光伟[玮]、莫敌、霍冠南、赖慧鹏等率部就编。参加暴乱的首要分子，有些被擒(如钟祖培、蒙志仁等)。也有一些参加暴乱的地主，经我打击后，加以政治进攻已向我们投降自新不少。就是特务分子，各地都有向我们悔过自新将功赎罪，如我们继续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结合，匪部将会更加动摇与分化而被我们迅速肃清。至于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对我们是欢迎的，尤其是广西有长久革命的传统，只要我们掌握政策，帮助其解决生产与生活困难，人民大众跟我们走是毫无问题的。过去我们对“李白”匪帮潜伏力量估计有些过高是不妥当的。
根据这些情况，为执行中南军政委员会1950年工作任务的决议，我们决定具体执行这任务，而目前的工作方针是全力发动群众，剿匪、反霸，结合减租退租、生产、节约、救灾、统一财经，渡过困难，为创造土改条件而斗争。
(以上摘自张云逸1950年4月15日写给叶剑英的信。此件来自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