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在1973年17岁时高中毕业后回乡，由于母亲已在学校里任教，姑姑除偶尔有代课的机会外，全职任教是不可能的，因为队领导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一家人有两个人同时在队里教书。姑姑专心务农，苦干﹑实干和能干让她在1976年二十岁时成了本村首位女队长，负责全村老小近150人口的生计，安排劳力的分工﹑统筹农产的分配和计划来年的耕作，农闲时组织政治学习和带领挖山改田。姑姑由一个温文尔雅的学生锻炼成那个时代标准的铁姑娘，像男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操心和承担责任。
姑姑自然也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村里分的谷子﹑红薯﹑薯藤和稻草都是姑姑一人或带着我们打下手搬回家。人家家里愁的是分得不够；姑姑愁的是如何把这些不多的东西天黑或下雨前及时扛回家，因为体能小，她带着我们得来回好几趟才能搬完。闲时姑姑和其他同伴一起进深山捡柴，有时老大也跟着打混混，扛根小树。有一次姑姑对什么不知名的植物过敏，全身起疹，红肿了近十几天，厉害的时候眼睛都肿眯了，所幸的事那次全所未见的过敏并没有给姑姑漂亮年轻的脸上留下任何伤疤。
那时姑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小说如《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和《红岩》等等；这些是那个时代不多的被容许看的革命书籍。老大在姑姑忙于下地种田时就拿起她放下的书看，因被书中故事情节吸引老大对懂与不懂的全咽下去了。由于得赶在姑姑还书前把结尾看完，还不知速读是什么的老大不知不觉养成了一目十行的阅读习惯。
1977年恢复了高考。姑姑先开始边劳动边自己复习，快临考时听了父亲的话停了工，去父亲那儿的高中复习了 2-3个月。姑姑被卫校录取，成了全村的骄傲，大家用了两挂长长的鞭炮来庆贺他们的队长金榜题名，因为全大队近十个考生中姑姑是唯一一个被录取的而且还全职务农。姑姑没有像父亲那样因为出身而失去上学机会，高考改变了她的未来，给了她另一片天地。
高考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父亲母亲开始为我们未来想得更远点。母亲放弃了让老大假期去艺校培训，给老大的衣服鲜有彩色，通过黑灰蓝黄和有补丁的衣服有意雪藏起女孩那份打扮﹑爱美飘忽的心。老大一半受姑姑的影响一半因自己自由地在青山绿水中的童年生活，心思不在自己，幻想在小说的故事人物中，并好奇周围的自然；所以母亲的计划从来没有来自单纯懵懂的老大的抵抗。老大在11岁时被转到有七﹑八里外的另一所师资更好的学校读初中，每天早出晚归，告别了田野中天马行空的生活，在新的学校遇到了终身难忘的恩师。
老二他们继续这般野马似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最开心的是周末或假期夏天的夜晚由父亲带着抓泥鳅和捉青蛙。直到1980年母亲随父亲的调离而去了县城镇郊区的小学教学，他们也转学过去。两年后由于老家的铁山水库修建需要的大迁移， 退了休的爷爷和奶奶搬了过来，一大家又团圆了，没有再分开；爷爷奶奶继续操持家里的后勤；母亲主持收入不高而开销大的家中财政。爷爷奶奶年事高后由父亲母亲侍奉，家中体力活父亲亲力亲为。爷爷常感慨说你父亲修的真好，一家人不知为何这么好，幸福感写在脸上溢在心里。2009年92岁的爷爷和奶奶如往常一样出门去家门前的自由集市买早点，由于意外的受伤而离开了我们，父亲像亲儿子一样送爷爷最后一程。
自然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有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都在以家庭长远凝聚为第一的理解中飘过。如果说前十五年是由于爷爷奶奶对我们的爱和不舍全家团聚在一起；那么后三十年多年来便是因为父母对爷爷奶奶的感恩﹑尽责和尽孝，尤其是母亲永远以家庭为第一的包容。这份超常的浓浓的大家庭亲情让我们感激﹑感动和温暖；让我们远离时不孤独﹑低落时不忧郁，犹如我们远行中﹑拼打中和生活中内心的长明灯。那时时照亮我们的灯光是爱﹑被爱﹑幸福﹑自信和责任。母亲常说只要是为后代积福，她的委屈都不算什么；久久领悟后才知我们内心的“长明灯”就是母亲所指的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