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演讲：没有是非观和信仰的悲哀
罗素不是基督徒，并在1927年做了著名演讲《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但并不代表他没有信仰。比如，在1957年出版的书《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该书收录了同名演讲）中，罗素对于不存在上帝的人生和宇宙发表了感慨，显示出他晚年对人生的悲观看法：
“如此看来，科学更使我们相信世界漫无目的，毫无意义。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从今往后，我们的理想必须寻到安身之处，如果还能寻得到的话。人是原因的产物，不晓得末后的结局；人的出生、成长、希望与惧怕，爱与信念，只不过是原子的偶然排列组合；激情、英雄气概、深邃的思想与强烈的感受都不能留住生命使之逃离死亡；世世代代的劳苦，所有的热情，所有的灵感，所有辉煌的才华注定要在太阳系茫茫的死亡中消逝，人类成就的殿堂终归要埋在宇宙废墟的瓦砾中。所有这一切，即便不是无可非议，也是真实确凿，任何哲学都无法否认。”
Bertrand Russell, "A Free Man's Worship," in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7), pp. 106-107.
科学、哲学、宗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彼此也无法相互证明。哲学已经算精神领域，但还是低于宗教，且不论宗教正确与否、好坏与否。三者的共同点是：都有明确的是非观和逻辑体系。 罗素呼吁人类要独立思考，勇敢的面对世界的一切，用知识、善良、勇气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不同意罗素所说：“宗教是建立恐惧之上的”。
想到这些，对莫言的诺贝尔奖演讲更有些感慨。起初，觉得该演讲不值得说什么：没有任何主题、没有任何美感、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亮点。仅简单地评论了“Speech不过是在煽情地歌颂母亲、歌颂自己、解释自己的作品、歌颂自己的成长罢了。一点点抽象的水准都没有！更别提精神追求了。诺贝尔委员会是不是搞错了？”。这已经很客气了，本想说的是"不过是在煽情自私地歌颂自己的母亲、家人和亲戚朋友、吹嘘自己、不遗余力地在争议中辩护自己的作品、吹嘘在成长中自己多牛气、多能、多聪明罢了。你们不服？那我就是得了诺贝尔奖，你们怎么着？"
外媒采访他，有关刘晓波和新闻审查，他的所言所为都可理解，他也没有能力改变什么。诺贝尔奖金750万人民币，他已表态准备用在北京给自己买房，这是他的自由，祝贺他！他的作品会被一版再版再赚个盆满钵满，那是他当然的本事！
从没读过莫言的任何作品，连电影《红高粱》都没看过，因而无从评论他的作品。但仅从莫言的诺贝尔奖演讲的水平和层次，真是令人要求低到不能再低：能不能有一点点是非观？他从过度地渲染自己本人所得的母爱和稀松平常的人性入手，廉价地赚得普通读者与听众的泪水涟涟。然后以中学生水平平庸地讲了几个故事，比《伊索寓言》差远了。读者可以从各方面理解，似是而非，他自己却不揭示。而寓言和比喻方式是所有表达法里最低级的方式，因为没有任何逻辑推理，且遑论在没有主题的情况下？更何况，能不能稍微做点准备，把所有故事都稍微精炼一点点，能不能在编排上有逻辑一点点，能不能在衔接上自然一点点？
莫言中庸圆滑，非常中国人式地回避了所有基本的问题。可以理解这篇演讲要向国内各方面都交待得过去，从而也能在中文媒体大行其道。诚然，对于争议，莫言曾无数次回击：去看我的作品。但对于诺贝尔奖演讲，这起码不是一个低级流氓式地辩护自己作品的时机，也不是一个吹嘘自己能力的时机（他强调“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初稿”），因为，得奖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回击和认可，连这点起码的自信都没有？无耻！
这也起码是一个必须展示价值观，特别是对文学朴实和普世价值观的时机，这是基本的是非观，而非莫言是金。通观全文，只有一句人话：文学比政治要美好得多。
罗素真的错了，真的并非“宗教是建立恐惧之上的”，因为，恐惧之下，连是非观都没有了，连对错都不敢表达了，还谈什么信仰？
可怜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坛！
可怜的... ...
很多人感动了，哭了，而我没有哭。这是莫言提倡和力挺的：我有不哭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