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涛阎
1-13-2013
（一）习近平结束了共产党的太上皇制度
毛泽东死后，叶剑英想当华国锋的太上皇，不料此梦被邓小平通过打越南等一系列动作给打碎了。华国锋想让邓小平当自己的太上皇，邓小平不干，让胡耀邦赵紫阳分别当儿皇帝，最终引发了八九六四。此后虽然邓小平名义上退休了，但92南巡让江泽民明白：邓小平依然是太上皇，随时都可以换掉总书记，邓公开在广州扬言：谁不改革谁下台。赶上习近平的老爹在场，他便当面劝导邓小平不能再换掉江泽民了。所以，习仲勋对江泽民还是有恩的。
江泽民下台后还是通过人脉来对胡锦涛掣肘，时常跟在胡锦涛后面以第二位的国家领导人出席重要的会议。十八大开会时，他不仅参加会议，还有安排国家领导人的大权。表明，他依然想继续当太上皇。
十八大会议后的习近平“就职演说”，只字不提“三个代表”，只提毛邓，等于公开宣布他要结束（江泽民继续当）太上皇的制度。
对江泽民来说，有两个深入骨髓的关键定义不能丢。一个是：他是第三代核心。如同邓小平为了从历史上消除华国锋的地位而把自己说成是第二代核心，江泽民为了把他前边的两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从历史上抹去，把自己说成是第三代领导核心。第二个是：三个代表。江泽民把他的三个代表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还在思想前边加上重要二字而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上台后只字不提自己是第四代核心，这种个人谦卑的行为令江泽民无法公开指责，加上习近平也不提自己是第五代，这就把江泽民的第三代说法给送入了历史的云烟里。对江泽民最大的打击莫过于在他活着的时候三个代表就从媒体上消失了，而带头的竟然是习近平。习近平给出的解释是：“实干兴邦”，意思是说：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华国锋的抓纲治国、赵紫阳的初级阶段、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花俏的言辞，而他不需要提这些玩意，否则他也得来个新的理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这么做，本质上彻底结束太上皇制度，他以公然把三个代表扔进历史垃圾堆的形式宣布：他没有太上皇。或者说：对想当太上皇的不屑一顾。
江泽民对此的反应不论多么暴跳如雷，有胡锦涛在中间作为“隔热层”、“绝缘层”，也令江泽民束手无策，毕竟胡锦涛裸退了，而且习近平也不提“科学发展观”。想必习近平在过去的五年当常委的亲自感同身受，彻底明白了胡温受制于江泽民的人马使得胡温啥事都干不成。他必然跟胡锦涛商量此事，也就得到了胡锦涛的赞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纯粹是陪衬三个代表的，因为中国早在毛泽东死后就开始什么都要提科学，对胡锦涛来说，提不提科学发展观无关紧要。而三个代表被丢入尘埃，对江泽民来说则是难以忍受的。在江泽民眼里这等于胡锦涛的石头与江泽民的玉一起烧掉。
如果江泽民识时务并知道习近平不是胡锦涛一样的可以忍受欺负的主，他就应该淡出江湖。如果他误以为习近平也是一个窝囊废，他也要试探军队中和政治局委员中有多少人还以他马首是瞻，然后再做是否与习近平抗衡的决定。中国人有人走茶凉的传统，很可能他反复试探的结局告诉他：习近平不是省油的灯。 润涛阎早在旧作里提出了这一预测：“如果江泽民对习近平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指责，那习近平就会公开给他一个color see see.”
您一定要问：江泽民可以通过政治局常委里的嫡系掣肘胡锦涛，为何不能用同样的办法掣肘习近平？其实，习近平摆脱江泽民的掣肘方法很简单：只要跟李克强二人合谋，就足以摆脱掉江泽民那些嫡系的干扰。因为党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什么时间要开政治局常委会，这是非常模糊的规则。当年胡锦涛上台伊始，没有立下摆脱江泽民掣肘的规矩，那就是：制止江泽民继续当两年的军委主席明目张胆当太上皇。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抓住了枪杆子。这主要是胡锦涛早就不想玩政治了的原因，给习近平制造了一个隔热层与绝缘层，让江泽民束手无策。所以，以后什么大事只要习近平发现常委里江泽民的人依然听从江泽民的指挥而跟习近平作对，习近平虽然不能撤换他们，但可以让他们成为打酱油的看客。只要习李二人没有大的矛盾便可，因为这次的人大委员长的位置在政治局里排在第三位。如果这些常委都不再听从江泽民的遥控，习近平也可以给他们发言的机会。总之，江泽民的太上皇已经做不下去了，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不重要了，甚至与“抓纲治国”“四个坚持”等等一起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习近平提毛泽东邓小平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他不再提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如果也不提毛邓，那他就面临老人们“你还要不要共产党”的诘问。过一段时间，他就不再提毛邓了。
如果习近平在任内遇到巨大的挑战，比如与外敌的战争、八九学潮一样的内乱动荡，他也会与一帮老人们商量对策。但当年邓小平与八老联手就可干掉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因为江泽民没有邓小平的一言九鼎的地位。就是与江泽民同代的乔石李瑞环等人也敢与江泽民辩论。这些行将就木的老人已经很难成为一个铁板一块的帮派了。但在彻底反贪反腐败的阻力方面来讲，他们可以组成临时联盟以对抗真正的改革，因为他们的家族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即使习近平想反腐，也没有能力做得到。在本质层面上的反腐，在一党专制制度下，是伪命题。
（二）高压后的放松“陷阱”
凡是像我一样干过“扛大个儿”的都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在挣扎阶段往往能挺住，但放松后的一霎那，往往是崩溃的时期。
这里需要给城里人解释一下。“扛大个儿”是指扛麻袋，在装卸车的过程中，里边装着200斤麦子或稻米等粮食，叫“扛大个儿”。在习近平的自述里也提到他“肩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知青故事。我们那里扛大个儿多数是指生产队到县粮站交公粮。马车拉着一车装满麦子的麻袋到粮站后，马车上站两个人，把200斤的麻袋放到扛大个儿的小伙子后脖子上，小伙子两只手握住麻袋的两头，艰难地往粮囤上走去。一个宽木板子斜坡，从地面直到粮囤的顶部。木板上钉有横栏以防止打滑。扛着200 斤的麻袋，不仅要爬坡，那木板还在颤乎，走一步豆大的汗珠就出一串。但我没有见到过在半路上就跌倒了的，只有看到没有经验的到了顶部左手拉开麻袋口的系绳麦子哗啦啦倒出来后重量突然减除而导致身体崩溃的。所以，在顶部完活后要等一下，给下一个伙伴一个依靠，比如拉一下他的手，就能防止他跌倒。
这就是高压后的放松“陷阱”。
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的崩溃往往不是在压力最大的时候，而是压力减除的那一段时间。
比如，秦始皇没死的时候，人民做徭役都到了“牛马不如”的地步了，累死人饿死人都跟踩死蚂蚁一样。但那时候没有人站出来反抗，没有人提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到了秦二世，胡亥大赦天下，各县的监狱里本来人满为患，突然计划杀掉的不杀了，判处十年的改成释放了。这一减压造成了极大的“陷阱”，引发狼烟四起。别听历史学家们瞎掰什么“因为天气原因，到不了目的地了，去了也是死，何不反了？”而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事实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直是如此严苛的秦律，因为大雨天气没有按时到达目的地就被杀了的，没有一个陈胜出来造反。
诚然，高压是根源。而放松导致的崩溃只是时机而已。
毛泽东搞文革，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当三千多万农民被饿死后，刘少奇邓小平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读懂了中国历史和政治权术的毛泽东就害怕让人民吃饱饭而引发社会动荡，他便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整死人以威胁人民，最后发展到了文革的极端阶段。打从大饥荒后，到文革开始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一直没有停止整死人的政治运动。道理便在于此。
在邓小平统治阶段，有两个放松时期，一个是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期，一个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期。二人是被历史学家认同的共产党里最开明的两位领袖。八六学潮与八九学潮就发生在这两位当领袖的阶段。理由总是能找到的，虽然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自打下天下后就把社会拉回到了秦始皇的暴政阶段，但社会动荡发生的时间并不是最残酷的时间，而是放松后。这就导致了表面上的“该造反时不造反，不该造反时造反” 的现象。同理，明朝的晚期，在崇祯上面的两任皇帝，一个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天天在后宫数银子；一个在后宫做木匠活的熹宗。二人都是不理朝政，成了天下笑柄。但人民没有起来造反，而等到与二人执政方式刚好相反、非常勤奋日理万机的崇祯上台后竟然烽烟四起。
（三）人民的抗争与宫廷内斗往往不合拍
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朝廷里到底是哪一派掌权，他们关心的是“血债血还”、“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到底是胡亥还是赵高掌握实权，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只知道大赦天下了，过去该死刑的现在死不了了；已经判刑的现在释放出狱了，他们就走入了高压后的放松“陷阱”而造反了。
这是远的。最近的八九学潮发生的时候，学生们也不考虑宫廷内斗各派的利益，阎明复去劝与李鹏在大会堂接见，结果都是一样的。甚至赵紫阳亲自去广场也无济于事。虽然朝廷各派会对动乱的可利用价值丝毫不会放过，但人民的诉求往往与宫廷里的各派不合拍。被利用，或者说朝廷某派利用他们，那是朝廷的事。
晚清革命党的诉求与抗争并不与朝廷里的两派之斗合拍。虽然不懂政治的愤青谭嗣同硬要与宫廷内斗合拍而跟皇帝提出要袁世凯发兵包围慈禧的颐和园，但革命党人是不认同谭嗣同的做法的。革命党人要的是推翻满清，要“驱逐鞑虏”，而非认同朝廷里的某一派。
去年发生的乌坎事件、什邺事件等群体事件，也与该省谁当权没有什么关系。刚刚发生的南方周末事件，也不是支持习近平的新政或者反对习近平的新政，如果习近平有新政的话。他们的诉求是人民民间对多年来报纸没有出版自由的压力的抗争。发生的时间多少与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改革言论有关，等于维稳的压力有所释放，并非要与宫廷里的内斗合拍，虽然宫廷内斗时的各派有可能因为此事件而加速分化。
由于人民的抗争往往与宫廷各派内斗并不合拍，宫廷里的各派有时反而会因此而临时结盟，或者有时因此而矛盾激化导致摊牌。
作为旁观者，我们需要懂得这些道理，才能在看戏时看得有节奏感。
（四）专制统治者靠改善民生而维持专制政权的稳定是白日做梦
孙中山误以为他当权后只要给人民很好的生活，人民就可以认同他当独裁者，他才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其中就没有“民主”一项。他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就是想一旦他打下天下，就用军权压迫人民接受“军政”而建立军政府，终生搞独裁，再把权力继承给儿子孙科，孙科“训政”继续搞独裁，再把权力传给孙子。北朝鲜的金家三代就是孙中山的活化石。我们有理由相信，孙中山当政会搞好民生建设的，他会有军事手段压制官员腐败，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腐败。
想走“通过改善民生而延续专制政权”最“成功”者非卡扎菲莫属。这里说的“成功”是指他让他的政府做到了让全国人民过上了读书不要钱、看病治病不要钱、住房不要钱的日子，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然而，卡扎菲通过改善民生并没有实现他把政权交给儿子的美梦，甚至他自己都死在任上。
那些以为通过给人民提供好的生活就能继续专制制度的人该醒醒了。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吕不韦就知道这个道理，他在《吕氏春秋》里讲得特明白，就是要让人民时刻思考怎么填饱肚皮，“为稻粱谋”。一旦吃饱了，有房子有衣服，人民就要思考自由、平等了。这就是卡扎菲办不到的世袭北朝鲜金家三代能实现的原因，因为北朝鲜全国人民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吃饱肚皮，为稻粱谋。诚然，饿死人也有风险，反正也是死，那就拼了。要想维持专制制度，人民的生活太轻松了不行，饿死也不行。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大了不行，火候小了也不行。由于古代的收成主要是靠天吃饭，一旦闹灾荒，人民就认为老天爷要改朝换代了。所谓的天意。
为何民生改善了，专制制度依然不能持久？因为人民对绝对贫困当然憎恶，但对相对贫困更不满。“绝对贫困”让人民对贫困产生恐惧，而“相对贫困”则让人民对富豪与贪官产生愤怒。恐惧，在被释放之后，未必导致社会动乱；而愤怒，在被释放之后，极大可能会导致社会动乱。所以，相对贫困对专制政权更危险。
结论：对专制政权来说，仅仅靠改善民生是不够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要在改善民生的同时，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难题。说是难题，是因为专制制度下解决两极分化必然撼动即得利益集团的根基，而没有即得利益集团的专制制度，不可能在一党执政下产生，只有帝制加科举制才有可能，因为皇帝用皇权压制官僚的腐败要比党主席压制各级贪官的能力强得多，而且帝制下有“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文化。在这个地球上，帝制（皇帝或国王）能走上千年，而没有帝制的一党专制政权没有活过百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