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为自己的童年不算幸福：家境清寒，温饱常受到威胁，加之，兄弟姐妹众多，而我，既长错了性别，又长相丑陋，使父母对我又失望又厌恶。要说，这既不是我的过失，也不能怪父母的心情。这既在情理之中，又属无可奈何之事。所幸的是父母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上是一视同仁的。我虽生而为女，父母的经济条件也不佳，但他们还是按时送我去上小学，并且一直上到大学。这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和命运。在那个战火频繁，基本生活都无保障的年代，且我家仅靠父亲一人工作，工资微薄，家庭人口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父母仍坚持不辍我们的学业。 而我作为父母的子女之一，，能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享受同等待遇，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幸福吗？从那时的思想意识上来讲，即使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对女孩子的教育也不重视。而我的父母，（他们本身所受教育并不高），却能尽一切力量让他们的儿女全部上学。我有这样两位父母不是天大的幸福吗？环视我的四周，有多少女孩有我这样的幸运！的确，受教育程度的深浅，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重要因素。我家兄弟姐妹之所以能有今日之福，全都过上了上层市民的生活，拥有较高精神视野，没有堕入愚昧庸俗的市民气味，这都是由于我们有幸得到的系统教育所致。回顾这一生，虽然也不可避免地经受过一些苦难曲折，但是由于我们接受过完整和系统的教育，还能比较达观地保持身心的平安。我在这里尤其要感谢上帝和我的伟大的父母：我在我的兄弟姐妹中最为幸运的是，我的全部生活和学习的地方（先不说晚年），是中国最大的三个城市：上海，天津，北京。小学，初中和高中，我都是在上海进行的。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从小就深受父亲爱好文学的影响，记得小时候父亲喜欢在晚饭后躺在床上一边看着书或 一边 吃着花生米，给我们讲聊斋，或水浒，红楼梦等故事，（有一次竟因全家听得过于入神，，我们大家都围在父亲周围静静地听，连我那一向细心勤劳的文盲母亲也是父亲的忠实听众，我们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书听得我们有时紧张有时兴奋，全家都沉浸在快活的气氛之中，这时，一个大概刚赌输了钱的小偷悄悄溜进了我家门口，把一把铜制的水壶顺手牵羊拿走了也无人知觉，直到听完故事，准备睡觉时才发现小偷光临过了。）可见父亲讲书的魅力！后来，我不知不觉的学会了一点字，我便从橱帽子上拿出父亲的藏书，如水浒，聊斋等书来看，可能就是从这时就种下了我和文学的不解之缘。但是，应该说，父亲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位启蒙教师。我上初小时就表现出了我的语文天赋，大约三年级时，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我最爱的—。它是一个半自选题，参赛者可任意写我最爱的母亲，学校，祖国等等，我写的是我最爱的小妹妹。因那时我的小妹妹刚出生不久，非常可爱，我非常非常喜欢她，经常一放学就抱她，和她玩，就像是我的一个活的玩具娃娃一样。所以，在写这个作文题目时我不加犹豫地写了我的小妹妹。不料，这篇作文还得了第三名，奖品是一支铅笔，但后来竟没发。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到我读四年级时，就暴露出我的算术课太差了，学鸡兔同笼时我就搞不明白，鸡和兔加在一起是几条腿，从此我对算术和数理化毫无兴趣，且很少及格。后来转到旦华小学读高小，仍然对语文有兴趣。记得有一位老师名叫钱申之，他的女儿叫钱榴云，是教算术的，我很不喜欢算术，也因之不喜欢小钱老师了。老钱老师有点像老学究，他教语文，除了课本外，他还发一些补充教材，大都是中华活页文选，其中所选大部是古文中的名篇，我非常喜欢。我至今还记得他讲的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中的一些句子和词语。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课文都在不知不觉中给我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令我终身收益。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姐，她也可以说是我在学文学途上的一位启蒙老师。记得她在出嫁前，常常看一些那时流行的文学杂志——万象，大众，等等，我也跟着看，这使我不知不觉地也喜欢上了新文学，开始接触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如冰心，丁玲，鲁迅，巴金等人，有时我也萌发过一种蒙胧的幻想，将来也要当一个女作家。初中时我还用笔名在班级办的油印刊物上投过稿。我的初中是在一个回民中学上的，那时叫敦化中学，是专门为回族子弟而设的。我在那里曾享受过助学金。那时我家对这所中学还不甚以为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敦化中学应该算得上是一所好学校。它当时在回族中 有相当的影响。事实上它对当地的回族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实事求是地说，敦化中学的教学质量是高的。记得，那时教我们英文的老师是校长沙庆（号善予）亲授，教音乐的是杨竹林老师，也是一位有一定音乐造诣的年轻教师，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一副忧郁的神情，（不知是不是失恋还是怀才不遇？）。沙校长有两位漂亮的女儿，也在这学校教书，因为漂亮，也因为是校长的女儿，在大家的心目中地位颇不一般。她两的婚恋事件也为这寂静的学校增添了一些热烈浪漫的音符。初中时我的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生，名叫王梅丽，长得白净秀丽，很得大家的注目，班上还有一位被视为才子的男生，叫李大成，后来听说他俩结为伉俪了，还有一对，男生名何飞，女生名吴瑛，也是那时的早恋开创者，也是班上一些花边新闻的制造者。但不知他俩后来的结局如何了。现在也无从查考了。还有一个男生，名叫石厚业，后来得知他是表妹唐德清的小叔，但他长得比石厚昌强多了。现在我还记得几个同学的名字有，石贵瑛，李琼华，邵丽娟，周忆梅，（她妹周惜梅），哈士成，杨秋云。。。。。。岁月无情，人生如梦！昔日的少男少女们，风云一时的美女靓哥教师们，有的想已魂归极乐园了，幸存的一些人也想必是一群白发翁媪了，现在他（她）们都在哪里啊？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在我的中 小学同学中还有我的弟弟和二姐。 弟弟庆余曾是我初小时的同校同学，高小时又同在旦华小学同校上学。初中时我又和二姐同校同班。直到初中毕业，她去了糖业中学，我则去了父亲任教的励志中学上高中。如果说，我的小学和初中时期学到了一些最基本的书本知识，那么，从高中开始，我的生命，我的视野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上小学和初中时，我几乎没有越出过南市区的范围；生活的天地很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像一群小麻雀，只在所居住的弄堂和附近的学校周围蹦达，不知道也没想像过我们所居住的大上海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住的是穷人区，眼里看到的和平时接触的大部是穷人－－工人或小市民甚至更底层的苦人。我家在这个弄堂里算是有身份的家庭，父亲被称为李先生，母亲也被呼为李师母。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平时出来上学，也很少去楼下或弄堂里野。放了学就回家做功课，看书，或做点简单的家务活，生活安静而简单。 在我初中临毕业时，上海解放了，共产党和解放军进上海市了。那年我十六岁。经过多次报考考试失败后，我只得去父亲任教的励志中学读高中。在那里，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那时读书已不重要了。起先是跟着少数几个所谓的进步同学（吴定求，滕杏元等）和新派来的进步教师一起参加青年团组织的社会活动，如针对国民党对二七大罢工烈士的杀害的控诉大会，参加反二六大轰炸的大游行，宣传共产党发行的公债等等活动。。。。。。我本来天性热情单纯好奇，现在得到了表现的机会了，每天都处在兴奋激动状态。不久，我就在吴定求的介绍下加入了青年团（后来改叫共青团），成为我家第一个参加革命组织的进步分子。父亲母亲都是很开通的人，他们从不阻止或调查我在学校和校外的活动情况，看着我整天忙，所谓的积极，还似乎很高兴。1950 年，朝鲜战争引起的抗美援朝活动轰轰烈烈的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二姐都分别报名参军，结果是平时不声不响的二姐被批准参军，我则参军未成。留下来继续读高二高三。在此之前，1950年冬，我们的阿哥已经第一个离家远赴东北沈阳的一个设计院去工作了。现在二姐又远赴东北参军。（大阿姐早在解放前就出嫁了，因是正常婚嫁，又离家不远，且家中还有五个孩子，当时还不觉空虚）一下子又少了两个孩子，家里显得冷清多了。我不知道此时父母的心情如何，也许是很矛盾复杂的吧。一方面他们会觉得身上的重担减轻了些，毕竟随着我们的年龄和学龄的增长，父母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了，他们早就盼望孩子们快些长大独立，好减轻一些父亲的重压。现在，他们能稍微喘口气了；但另一方面，眼看着朝夕相处的儿女先后离家远行，心里必定别有滋味吧！蠢笨的我，那时虽已有十七八岁了，却还不懂得关心，体贴安慰他们两老，整天沉浸在我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白天在学校里瞎混，晚上看闲书，跟父母的交流不多。庆余弟和小妹妹更小，都各自有自己的小天地。有时偶而听到父母的低语声，我也事不关己，听而不闻。对不起，我亲爱的双亲大人！直到今天，我自己也已是年届八十的老人，也品尝到女儿远离身边的凄凉滋味了，才想到了你们当年的不忍回顾的心情和难言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