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三次灾祸都是由元老干政导致

事物存在于离子性动能与共价性环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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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和 美国惠林研究院

    第一次是,1959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后面临毛泽东造成的种种灾难进行了一系列地纠正,国家的经济有了起色。中国第一次国家主席偕夫人访问了东南亚。1966年,从政务引退的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国家农村政策大肆非难,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惨死于破蓆卷尸。
    第二次是,1976年叶剑英元帅发动了政变,逮捕了毛妾江青四人帮。建立了以胡耀邦为首的“扭转乾坤”的改革派的政权。胡耀邦主持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云行雨施的平反冤假错案,使中国历史平稳地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使乾坤有了初转。当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向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遗老们提出越龄者退休建议时却遭遇到这批保守势力的阻扰,并篡夺了“扭转乾坤”的改革派的领导权。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被废黜,含冤而死。扭转乾坤的中兴大业夭折,引发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因此被迫“南巡”,放弃他们的“鸟笼经济”,打开了中国半扇改革之门,只引进了资本主义经济,遗留下了挥之不去毛泽东政治体制祸根。
    第三次是,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权势膨胀,在胡-温还未上任执政时就开始作了干政部署,16大常委新增加两名,安插了上海帮及政法委亲信监控胡-温体制。江泽民并继续留任军委主席,长期设中南海大楼垂帘听政,纵容邓小平官僚资本主义泛滥及毛左势力的猖獗,导致了薄熙来唱红打黑逼宫进京。
    面临江沪权势干政,出身清平负笈从师的胡-温只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来抵御这种社会势能。 人本就是离子能量 I,和谐社会就是环境共价 r-1,构成:

社会势能 IC = 离子能量I / 共价环境 r 
IC = I / r 

    由上述离子共价论可知,一个理想的社会,具有适度高的人本动能 I,和适度低的势能 IC(稳定社会), 这必须要求一个适度的环境和谐 r-1(环境影响度)。而这个 r 就是与政府(能量核心)的距离(关联度)。 为了保持一定的社会稳定势能 IC,环境影响因素必须与能量核心保持(离开原子核)一定的环境距离 r,过大的环境 r 会伤害人本动能 I,过小的环境 r 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
    胡锦涛10年来,正确地倡导了人本能量,豁达谦让地提出了环境和谐,沉默谨慎地把形形色色的动能转化为和谐势能。对那得寸进尺逼宫进京超越(波尔)半径者他干净利索,绳之以法。对那奋不顾命的千年封建恋权势力他只能正身明法,高风亮节地“全退”,为新政营造明朗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势能。 胡锦涛遵循着《人本和社》的社会法则,他演绎了《万物以离子共价势能存在》的自然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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