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兰州：沉默着死去
海石湾，兰州炭素集团
背景：
1964年9月，冶金部决定将吉林二○一厂的306车间、712生产系统和914生产系统迁往内地，初步规划建设总投资8500万元，职工定员1800人，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年总产量为30000吨。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在二○五选址时放弃了自然、地理条件都更好的兰州西边河口南兰州钢厂旧址，选中了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并在这里建起了中国炭素生产基地。
不过，历时6年建成的兰炭二○五厂，最终规模却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计划。当2006年兰炭集团开始处理转让事宜时，厂内包括退休职工已经超过7000人，家属高达20000余人，资产负债率则以112.99%的数据处于兰州市“前列”。在转让之前兰炭曾经通过上市的方式来消化困难，但利用“海龙科技”上市的兰炭却并没有获得任何好转。随着海龙科技被停牌，两届领导被双规，2006年底兰炭以8000万转让给辽宁方大集团，至今，与等待破产的兰炭集团并肩而存在的“方大炭素”的厂区内，已经只剩2000余名职工，截至2007年8月，曾经“企业办社会”的中小学及幼儿园全部完成了移交，职工医院也开始了转让谈判，厂电视台也全部并入红古区电视网。留给兰炭集团的除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办公大楼外，就是工厂数厂退休职工已经欠费多年的社保基金账户了。
海石湾，一个浪漫的名字，兰州至西宁铁路沿线上的一个小地方。可惜的是，这里除了一条名为潢河的泥浆河水流过之外，剩下的只有漫天的尘土。
然而在海石湾镇的华龙广场上，却立着一个形状丑陋怪异的恐龙雕塑。当地人说，也不知道是哪一年，距这个广场不远的海石湾镇所属的兰州红古区政府向外界宣布，在这片尘土飞扬的土地深处，挖出了恐龙化石。依当初挖出的化石原形，政府出资近70万元，请山东某公司做了这个雕塑。
不过，这耗资巨大的恐龙与海石湾镇南区的二○五厂，即如今改称“方大炭素”的人们无关。住在这条宽阔且铺上了红黄两色地砖的南区街道上的人们，除了天天盼着关于兰炭集团的政策性破产报告尽快被批复之外，更关心的，是7月3日晚能否从市场上买到9.5元一斤的猪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今月收入仅209元，任何社会福利保证金都没有。而第二天，猪肉价格已经确定要涨到10元整了。
幸福开了花(一)
为了209元罢课的老师们
比起这些吃肉都要精打细算的人们来说，兰炭中小学的老师们更加艰难，他们已经过了很久连吃土豆、白菜都要计划的日子了。
7月2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究竟是兰炭子弟校教师还是红古区教育局教师的兰炭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数百名老师，全部坐到了烈日之下。他们已经整整6个月没有从学校财务室领到一分钱的工资了，而在这之前的2006年，他们时断时续的收入为每月209元。此间，高考结束、中考结束、小学毕业考结束，老师们坚持将自己这次无奈的罢课举动推迟到7月，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不想给毕业生造成困扰，不想影响考试”。
造成老师们归属困难、工资不到位的原因，是目前正在申请政策性破产的兰炭集团与兰州市红古区政府在学校教师人数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兰炭中学校长连吉平解释，“这是因为当初有部分教师进入兰炭集团工作，事后集团希望将这部分人还给学校。但这些教师可能不符合移交资格。”不过，连吉平手下的老师们却都说，这突然多出来的“老师们”的名字，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之所以这时这些名字全部出现在学校教职工花名册上，“还不都是厂里的破产搞不下去，想借我们学校推向社会的机会，离开兰炭。”因为部分老师及其它相关人员的举报，兰炭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在内的近400名老师的移交工作从2006年7月起推迟了整整一年未果。此时，兰炭集团早已停止发放工资，红古区政府也以并未完成移交为由，拒绝向这个群体支付工资。
7月3日下午，红古区政府同意借款给三所学校，按每人每月500元的标准发放一个月的生活费给老师们。领到生活费的老师，取下了悬挂在街道上的“老师也是人，我们要吃饭”的标语，但他们对于自己持着合法合格的教师身份，却“只能借别人的钱买米吃”的现状依然非常难过。4日当天，依然有不少老师希望罢课，直至工资问题全部解决。
兰炭中小学老师罢课事件引起媒体关注，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的内参上做了批示，要求尽快解决。13日，举行了兰炭集团中小学机构移交红古区政府管理仪式，结束了这旷日持久的移交工作。学校老师的罢课行为，令兰炭集团及方大炭素工厂的工人们大为尴尬——一方面他们完全理解甚至支持老师们的行为(其实不少工人自己的家属也是学校老师)，另一方面他们却为自己的孩子被耽误的学业焦急不堪。
已经当上车间小班长的徐强刚刚开始第二次婚姻，但妻子父亲生病回老家，他不得不用最短的时间从车间赶往市场买上1.5元的面条回家，给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虎子做晚饭。虎子的数学老师已经多次因为在兰州某学校代课而缺岗，英语课也形同虚设。
与在方大炭素上班的徐强不同，留在兰炭集团的小杨并不用急着赶回家做饭，因为他的工作基本上等于无事可做。女儿晗晗上小学四年级了，拿着209元低保金的父亲尽全力把自己眉清目秀的女儿打扮得漂亮。小姑娘颇为同情自己的老师，准备拿父亲给自己的一块钱给班上的李老师买根冰棍，“天儿太热了，她都在道上坐了一天了。”
刚刚结束了自己中学生涯的小邓高考考了300多分，他正在表哥开的酒吧里打工，准备挣点儿零花钱，等9月回老家长春去念个中专之类的学校。离学校两个街区，小邓没去看热闹，他在空无一人的酒吧里听自己喜欢的Linkin Park的音乐，他觉得生活很简单，他也不在乎兰炭是不是要破产：“我们这儿的消费水平算中等，厂里的谁能喝得起？他们一个月就拿209元，反正我们也不是为他们开的酒吧。”
幸福开了花(二)
王冬梅，离岗的人们
“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汉语表达，至今在海石湾可以听到。离了婚的王冬梅常常听到新交的男友“郭蹁子”对着电话说：“苦哇，想个法子帮我捞光阴吧！”捞光阴的意思就是找钱。郭蹁子说他啥也捞不着，“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没本事结个好网。”
来自吉林的王冬梅在七月下了岗，原因是她在上夜班的时候打了两分钟的盹，被集团巡察队发现。
准确地说，王冬梅此次受到的处罚应该叫“离岗”——按照方大集团给员工下达的行为规范第10条规定，工作时间脱岗、睡觉或酒后上岗者，予以离岗处理，离岗期间只发放生活费，离岗后半年内不得上岗。穿着一件劣质的佛罗伦萨球衣的王冬梅说，她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这个导致王冬梅离岗的员工行业规范，被工人称为“三十六条军规”。自从方大集团进入兰炭，并于2007年1月完成原有职工的签岗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有近50人因违反这“军规”而离岗。王冬梅说，她还不算冤，在她之前还有一名工人在深夜班时被巡察队员提出来背军规内容，因为背不出来而离岗。“不过没说是因为背不出来离的岗，照样说是上班时间睡觉。”王冬梅瘪了瘪嘴，朝窗户后的厂房吐了口唾沫。不过今天郭蹁子不用上夜班，她还是很高兴地从自己209元的生活费里拿了50块钱出来，说是要和男友好好喝一顿。
与王冬梅一样也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的蔡敏，在工作上变得更谨慎了。今年37岁的蔡敏比弟弟大两岁，可是她对自己的老家吉林也是基本上一无所知。出生在海石湾的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在她看来，“世界上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们去适应的。”蔡敏不像王冬梅那样会喝酒，早上七点出门到晚上七点回家，这种“脚后跟踢着后脑勺”的生活让她连发烧也没有请病假。今天她除了中午花两元钱在工厂食堂吃了一顿午饭外，下午五点过的时候还偷偷吃了半袋子方便面，“要不晚上回来赶不上吃晚饭，那样输液的话会受不住的。”
“人都是属鱼的，再累再苦，下班时洗个澡就精神了。”平时在钱上近乎斤斤计较的蔡敏，是兰炭厂目前为数不多的办阅读卡的人，这使高中毕业就进入工厂的她办事说话都透着些与一般工人不一样的劲儿。她很喜欢听同事跟她诉苦，她会拿自己看的《读者》、《青年文摘》以及于丹书上的话去劝别人，只要别人笑了她就格外骄傲。
蔡敏的儿子个子长到1米73了，平时喜欢画漫画的孩子并不让蔡敏操心，但因为二○五的效益太差，还没等并入私企，弟弟就到广东打工去了，蔡敏不得不在每周惟一可以休息的周日，去给父母家搞大扫除。“累点啥的我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父母生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不说，我们上班一个月，只能请两天假，请不上假，他们病了身边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那怎么办？！”
因为工厂效益不好、丈夫外出打工，或者其它原因离婚的女人，在海石湾有很多，她们基本上都用尽一切办法留在厂里。一旦出现像王冬梅这样的处罚，女人们大多找不到可以诉苦的对象，甚至连个抹眼泪的地方都找不到。
幸福开了花(三)
达子和赵力强，留下的和离开的
“马路多宽我多宽”曾经是二○五厂小伙子们常唱的一句歌词，这首拿王昆演唱的《翻身道情》的曲子填上新词的《海石湾的小伙》，直到2004年还在流行。
那一年达子至少比现在胖10斤。这个号称“二○五包打听”的男人比他的同事们都有着更为浓重的东北口音。那时候在厂保卫科上班的他从来没想到生活会一落千丈，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以抓犯人为由，全国各地到处转悠了。早上7点40，达子刚刚下了夜班，这一晚上他又没能够成功避开厂区里新安装的140个摄像头，找到个隐蔽的地方打个盹。可即便如此，他也不打算立刻回家，昨天他刚刚得知以前的保卫科领导有可能重新上任，这让他觉得好日子会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中来。于是他决定去吃一碗加肉的牛肉面。
今年夏天兰州牛肉面涨价的风气迅速传到海石湾，达子一边往面里加醋一边忿忿地说：“好事儿你们都不学，毛病却跟得挺快。”吃面的时候他接到电话，安排他周六去加班，帮着车间卸沥青，“妈的，这些原来都是民工的活，现在都轮到我们来干了。民工都嫌挣得太少，我们居然还休息时间免费加班！”这样的“义务劳动”在现在的方大炭素厂是常有的事儿，几乎每个周六都会有装卸货物、平整道路、锄草拨苗等各种各样听起来不该由工人干的活等着这些三班倒的工人。“说是我们过去几十年都懒散惯了，现在要让我们把厂当成自家的。”达子狠狠地咬了咬牛筋说。他忍不住打了个哈欠，然后把没吃完的面一推，“老子才不给你干呢，真把自个儿当资本家啊？可我也不是包身工，我呸！”
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和平里一个普通小区的地下室里，疲惫的赵力强也刚刚下班。他保留着在海石湾养成的习惯，下了班一定要喝完酒才能上床睡觉。赵力强今天的际遇是整个二○五厂的人都意料不到的，这个小时候德智体美劳无一不是楷模的男人，已经在北京呆了4年。可是年过40的他只能帮印刷公司跑跑出片的杂活，每个月的收入仅仅比二○五厂的前同事们多一点而已。
赵力强在北京最大的财富是几百张DVD影碟与CD碟，这个15年前海石湾名气十足的艺术青年，如今依然痴迷着数支老炮重金属摇滚乐队。他以《黑旗》为题，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自传体小说，初到北京满怀希望的他将这近10万字的小说帖到不少文学网站，却应者廖廖。只是，如今与三四个同事挤在一个房间的他，不能往电脑里塞一张黑旗乐队的碟子来听了。
今年春节，赵力强决定，干完这个夏天，如果仍然看不到什么希望的话，就在中秋节前回到海石湾。五月北京798艺术节开幕后，赵力强把自己的电影与音乐收藏全部带去卖了，曾经被他视为宝贝的《摇滚全纪录》5碟装D9，他仅仅卖了25元钱。赵力强说，当他因工瘫痪的父亲被葬在海石湾那片荒山时，他就下定决心让老母亲闭眼前一定要回趟东北老家。而这一路需要不少经费，25元至少可以让他在火车上为母亲买两次盒饭。
幸福开了花(四)
开餐馆的两个男人
二○五厂的人，很少不知道杜红岩这个名字的，包括整个海石湾镇，杜红岩这三个字都代表着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传奇。而此刻，这个有些发福却依然英武十足的男人，正在距离工厂门口三百多米的“红中卤肉面菜馆”里，煮一碗被几个四川民工称为“没得味道”的臊子面。几个四川民工对杜红岩的手艺大加嘲笑，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是早些年，他们这样的行为很可能遭到灾难。
差不多25年前，杜红岩的手当然不是用来削土豆皮的——那时候杜红岩与哥哥杜红兵一起，热衷于打架。他们不为争夺任何一样东西，甚至不为酒、不为女人，用杜红岩自己的话来说，他几乎算是“热爱打架”。但他身上并没有被别人留下太多的伤痕，这一点他还是很骄傲。在很多人看来，杜红岩是海石湾惟一真正的嬉皮，因为他从来都活在体制之外，从来都按自己的意愿用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这未必是美好的，但却自然而然。
其实就是在五六年前，杜红岩依然还是海石湾声名赫赫的人物，有他在的地方一直都充斥着一种纯男性的气息。除了打架之外，杜红岩干的另一件让大家记忆深刻的事情，是他一口气在海石湾附近的农村里租了一大片地，用来养一种被媒体在那些年头吹得神乎其神的小尾羊。“不过那是山东羊，在我们这里完全没有用，不长肉不产毛，赔得稀里哗啦的。”
杜红岩抽烟的时候，红中卤肉面饭馆的“老板”候天鹏洗完油腻腻的手坐到了旁边。侯天鹏不像杜红岩这样“洒脱”，他是直到2006年年底才以“内退”的形式离开二○五厂的。在此之前，个子矮小、拳头却强有力的他还在工厂里颇得领导赏识。“转变机制的时候，还派我去其他地方学习先进技术去了呢。”候天鹏的话常常被客人的要求打断。“说实话，刚去外地厂的时候太不习惯了，但后来发现人家是有优点。”候天鹏说的不习惯主要是那些工厂太小，与二○五这个全国最大的炭素厂相比，很多地方炭素厂的规模就相当于二○五厂的一个车间。直到他在成都炭素厂学习的时间超过一周后，才意识到，原来这么些年，二○五厂的生产纪律、制度以及产品质量，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弃了。
40周岁生日过后，候天鹏一度有过很美好的计划：“在厂子里好好干，趁着这么好的机会也过过现代工人的生活。我们也过过大把挣钱的瘾，别光是紧着裤带子过那种所谓的奢华生活。”这样的理想当然没有实现，候天鹏认为，原因还是工厂领导没有真正想把工厂往好了弄。在私营企业方大集团以8000万收购兰炭成功后，候天鹏成了主动“不签岗”的数百名工人中的一员。
那时候杜红岩早就没把二○五厂的生死看成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于是今年3月候天鹏开了饭馆后，杜红岩就开始了自己的厨师生涯——两个都没有学过烹饪的男人，如今已经学会计算一口袋面粉与一片猪肉的成本与利润最大化了。
来他们的店里吃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目前穿着方大炭素厂服的原来的同事们，虽然留在原厂的一线工人工资标准还不错，可是严格得近乎残酷的厂规致使不少工人每个月被扣除的钱远远超过了拿到手里的工资。候天鹏与杜红岩允许每个工人赊账，也从不催债，这使他们的小面馆生意很是红火，“每天早上六点钟开始，得到下午两点过才能歇上第一口气。”杜红岩喝完了每天中午给自己限定的4瓶啤酒的量，候天鹏又给他开了一瓶，“下午你去打麻将，我一个人盯着就行。”两位曾经一起在海石湾的“江湖”上经历过不少血雨腥风的兄弟，接受了彼此对未来人生的计划与安排。
幸福开了花(五)
两个带着孩子离开的人
1971年，刘国才带着妻子与3个孩子回到了吉林，比这一家人晚几天抵达吉林的，还有他托运的行李——1000多斤面粉。
“那时候凡是在二0一里关系还不错的，都分到了面粉。”刘国才的邻居至今对那一幕记忆犹新，因为那时候身在吉林二0一厂的工人，每天享用的还是配额的苞米面。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刘国才认定海石湾是个好地方。
与刘国才一样常常怀念海石湾的还有孙玉成。今年已经61岁的孙玉成因为办二代身份证，刚刚把头发染黑了。这使在住宿楼楼下开了一个修鞋摊的孙玉成，看起来还很年轻。1973年才回到吉林老家的孙玉成，坦白而不无得意地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对“支援三线建设”的宏伟计划感兴趣过。与刘国才一样，他们都是在“不服从就开除党籍或团籍”的规章制度之下，踏上从吉林辗转兰州至海石湾的列车的。不同的是，刘国才那时候已经计划好了，要将妻子和在刚刚在吉林出生一年的儿子带到海石湾去，而孙玉成则告诉自己的妻子，一定要在吉林呆下去。
自从进入今天更名为“中钢吉林炭素”的二0一厂开始，刘国才就是厂文工团的活跃分子。直到今天，家里的墙上还挂着手工添色的28岁时他的照片，照片上那个英俊潇洒、仪表堂堂的男子，今年刚刚成功地从脑血栓的阴影下走出来。每天去吉林市政府广场跳交易舞的刘国才说，如果不是当年身体不适回到吉林，他的老命恐怕就交待给海石湾了。
刘国才所言的“交待”，是指因为水土不服，他在海石湾时不时地拉肚子，直到把整个人都拉得脱水。这样的情况下，1965年他还是利用关系将妻子安排进兰炭厂的一个车间当上了文书，很快又在海石湾生了两个孩子。“现在我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一个在北京当大夫，一个在长春工作，两个儿媳妇也都是大学生；女儿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没考上大学，就在吉林炭素厂接了我的班。”刘国才对现在的生活状况很满意，虽然他认为正是因为自己是“三线”的一分子，家庭才享受了吃白面大米的待遇，但如果留在海石湾，自己的三个孩子肯定是完了。
“孩子留在海石湾不吸白粉才怪。”刘国才的想法，在孙玉成处得到了肯定。因为工作关系，在80年代及90年代三次回到海石湾的孙玉成，亲眼见到当年与他一起扎根海石湾的同事的孩子吸食白粉被捕。“我当时决心很大，泡病号泡了整整两年，终于回到吉林来了。”孙玉成哈哈笑着，“我没说海石湾不好，但是人家出国的华侨生活那么好还要回国认祖呢，我想回到家乡有啥错？”
孙玉成与刘国才都不承认他们喜欢与邻居朋友及自己的孩子谈关于海石湾的故事，但是他们和其他几个在70年代初返回吉林的同事，仍然时不时的小聚在一起。替刘玉成守鞋摊的张师傅说，他常常听孙玉成讲起海石湾，在他看来，“孙师傅挺喜欢跟人聊那时候的日子，好像有瘾。”
“山是和尚头，河是黄泥流，种田压石头……”打快板是一绝的刘国才说，海石湾当地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刘国才说他们几个70年代初回到吉林的人算是幸运的，那时候吉林炭素厂还“认这个亲戚”，都表示接收并重新让他们回工厂上班。但此后有陆陆续续再回到吉林的，则被认定为“兰州人”，只能自谋出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回到了农村老家，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
“现在很少再有海石湾的人回来探亲了。我挺想他们的，每次有人从那边过来，都会来我家吃饭。”总喜欢光着膀子打快板的刘国才无比惋惜地说，“不过我可没想让孩子去海石湾看，他们不记得海石湾很正常，那里本来就应该与他们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