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中国60年系列--反右是中国道德沦丧的开始(修订)
在中国，有的人很有权力，有人很有财富，有的人很有知识，有的人很有名气，可他们普遍都没有一样东西--道德良知。从彻底腐败的官场，假货充斥的商场，到抄袭为常的学府。道德崩溃已经是中国社会的艾滋病。
毛邓两朝短短60多年，一个社会腐败至此，反右运动就是中国道德沦丧的开始。的确，当年许多“右派” 要求民主，他们的许多观点不容于共产党的独裁是必然的。但更多的人却是莫名其妙被划成右派的。从此言论自由成为了禁忌，说假话,、整人成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保护的必修课。道德败坏从官场传染到知识界，最后扩散到整个社会。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真话是奢侈品。而在假话的世界里，道德败坏是必需品。反右让人们对说真话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恐惧，更别提言论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反右让中华民族堕落，是中国道德沦丧的开始。
当时，毛泽东的一句话，95%的同志是好的，结果变成了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为了完成任务，不讲逻辑，没有标准。说话的是右派，不说话的也是右派；拥护运动的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的是右派，反正领导说你是你就是右派... 。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五十五万名“右派”，以及受牵连的几百万知识分子变成了阶级敌人，迫害20多年。1979浙大平反右派大会上，一位右派在一片感谢党感谢政府的歌功颂德声中说道，“平反右派对国家是一件大事，对我，无所谓了”。一声无所谓，全场登时一片抽泣，大会为此中断。是啊，稀里糊涂的，青春没了，知识忘了，健康毁了，家庭散了，剩下孤寡光棍，有所谓吗?
下面就是部分莫名其妙变成右派的例子，在经历了这样的丑恶后，还能有多少人能保持他们的善良?
北大一个大二学生，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他一句话没说，大字报也没贴过一张，结果划为右派。罪名是用沉默来对抗运动。
交大金相专业另一位学生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行是反苏，缘于有人揭发他“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
一位供销社的员工，领导给定的罪名是“不爱看革命电影”。因为农村好不容易看场电影，他没去参加，回家照顾老婆孩子了，变成右派被劳改。
北京大学57届学生闫桂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派运动中，被当时的班级打成右派。在未经过校党委批准的情况下，闫桂勋被发配到黑龙江劳动改造。1979年，北大给右派平反，但闫桂勋根本没有在右派名单上，因此他的冤情拖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公正解决。
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在整风鸣放阶段，报社布置她的工作是报道了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的鸣放意见。一声“反右”令下，这些鸣放者纷纷中箭落马，她也成了“帮助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
李君某某，老革命。转业到县文化局工作。帮助党整风时，他不但没提什么意见，反而对报纸上出现的某些对党不满的言论还愤愤然。反右开始后，上级布置任务，要文化局评一个右派，可是评来评去，总评不出来。但是，上面定的指标却是死的，非完成不可。他那当局长的本家叔叔只好对他说：“德仔（他的小名），你什么工作都带头，是个老先进，这次评右派，你也带个头吧，要不，向上汇报时我脸上不好看。”，他就成了右派。
黄君某某，基本群众，某县电影公司的售票员。反右开始后，只有九个人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但公司评来评去，总评不出结果来。有人提出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就是右派。公司领导虽然觉得这过于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别无妙法，只好抓阄了。于是倒霉的黄某就成了右派。
周君某某，共产党员，某中学地理教师。反右开始时，他所在的学校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个帮助党整风时提了两条很尖锐的意见，尤其是跟校长的关系很不好，就内定是右派了。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只好召集全校教师开会讨论。讨论来讨论去，整整一个上午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地理教师早饭多喝了点面汤，膀胱胀得难受，便想上厕所方便方便。他想，反正自己政治上进步，业务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说什么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自己头上，因此就放心大胆地上厕所方便去了。谁知他刚一走，一个老师灵机一动，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师也立即同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已经当成了右派。事后，他逢人就说，他这右派，是一泡尿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