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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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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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判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