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老子的《道德经》是哲学著作，但实际上它与先秦诸子的大部分著作一样，是帝王之术，是为统治者提供治理天下的思路和方法。
请看下面几段，并不难懂，而且论点明确：
《道德经》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慧智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道德经》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注：文意为法则）
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道德经》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知此两者亦稽式。（注：稽式意为准则）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很明显，老子主张愚民，主张抑善（不尚贤；绝仁弃义），主张无为而治。
当然，《道德经》中表达了一些哲学思想如‘道’，‘名’，和事物的相对性，但只是一些片段，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也不是主要论点，是为其帝王之术服务的。
老子的‘道’既指规律，又指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西方哲学中无此概念，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有点相似。
老子的关于事物的相对性的论述是他在哲学上的最出色的地方，这在他的《道德经》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如：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但是，也许是他太热衷于发现事物的相对性，结果在许多地方搞过头了，缺乏应有的界限，以致于走向荒谬。例如他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类似的话他在《道德经》中不厌其烦地讲过许多次，把这个东西当作治国的致理明言。其实这个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首先老子似乎认为民众天生就有偷盗的倾向，见到有贵重价值的东西就偷？
老子要统治者“不贵难得之货”，这当然是愚民，更确切地说是自欺欺人，有可能做到吗？
天下没有贵重物品就会没有偷盗吗？不晓得老先生从哪得到的这种理论。
老子的关于事物的相对性的论述的确有些辩证法的味道，但不完全，他只讲对立不讲统一，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是说，事物的相对性是在事物之内（在统一体之内），就是说这种相对性是有范围的，超出这范围就会出问题，比如人有高矮，胖瘦，美丑等相对差别，但这仅限于人的范围之内，如果你对一堆石头找这些差别则没有意义。
老子的问题是他在谈事物的相对性时有时会超出范围，物品的价值与偷盗行为虽有联系，但显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硬把这两件事搞在一起去谈它们的相对性就很不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