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教授二三事
（兼谈两个大海归的人生观）
白镜天
（二零一三年 三月六日 于北美寒舍）
杨教授，如今红遍华夏大地。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不同层次的人认识他。是从不同的事，或不同的面。大凡上层及知识界，第一次听说他，都是因为他同李先生，作为第一对华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对于百年积弱的东亚病夫，能冒出个诺贝尔奖得主，实是华夏众人之荣耀。
时过境迁，人也在变。多年后，杨教授终于憋不住了。挑起了世之所谓的“杨李署名之争”。杨教授对把他的名字，没有放在发表文章的第一位而耿耿于怀。此事沸沸扬扬，可是热闹了一阵子。真是有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旁观者，象我等之人，挫着双手，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更不知道该帮谁。当然，也不乏很多好事者，袖手旁观，看热闹。
杨教授后来同Mills 博士（这回是个洋人）又有一篇大作，粒子物理界称之为“杨-Mills 场”。很多行家为其“摸型”的简单，明了，清淅和完美而折服。物理学界对这篇论文可以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呼声也很高。但据说，诺贝尔物理奖评审委员会不想看到，再有一个类似于“署名丑闻”的事件在科学界发生，而一直在推迟这件事。也许在等待杨教授百年后，再评审和授予。此事不知是真是假（唉，这回可苦了Mills 先生）。
天下除知识界和上层“大人物”之外，这世上还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草民。他们大都挣扎在“温饱饥渴”和“生老病死”的社会底层。对诺贝尔奖是个啥玩艺从来也懒得理会。对文章署名谁先谁后的争论，他们认为，“那是吃饱了撑的”。然而，这些“草根们”，在无聊之余，极其热衷于社会上的八卦新闻。（而这些“新闻”，对他们的品位，道德，素质，行为，乃至操守，往往很有影响）。可不是吗？前些年，又出了个爆炸新闻。这一新闻，可让这些草民们热闹了一阵子。八十二岁的杨教授，“婚”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大姑娘。草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满腹经纶，有名有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怎么也干这种“老驴啃嫩草”的丑事。要是我们草民，早就该羞死了。但是，话也得说回来。如今解放了，自由了。婚嫁之事，也由不得父母包办。嫁狗婚鸡之事，自己说了算。哪里由得你旁人说三道四。其实，这也好。如果是丑事，父母也没有责任，也无须背骂名。当然，也不埙祖上阴德。
然而，在草民们看来，有名有望的“大人物”，干任何事，总得考虑它的后果和社会影响吧。恕不记，“广播员放屁，影响太大”的警句。据说，搭那之后，天下作爷爷的，再也不敢领上自己的外孙女逛大街了。因为怕有人指着他的脊梁干，骂他，“那个老不要脸的，还领个小蜜”。
真有意思，杨教授，对他人生的这一最后杰作，几乎得意忘形。据说，他逢人便说，这是上帝赐给他的最后一个礼物。呜呼！在杨教授的世界观里，那位女士，竟然成了他的“礼物”。哪她还是人吗？也不知翁女士听到杨教授的“礼物”说，作何感受。
看来，世界观，人生观，蛮重要的。因为它确实决定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我始终和特别不能忘记中国近代科学界的泰斗，大科学家钱学森和他的高尚人品。钱学森大师的人生观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咱先不说他是多么地热爱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和自己国土上的一草一木。就只谈谈他自己和家庭生活的一面。在留美期间，为了事业，他带领家人，多次奔波于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和西海岸的加州理工之间，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回国后，他同家人在北京家属院的公寓里一住又是五十年。据说政府领导几次劝他搬进好一些的住处，但都被他惋言拒绝了。最终，他从这个“家”上了天国。他走那天，天降大雪，犹若祭花，撒满了整个北京城。（苍天真是被感动了）。再想想我们这些北美游子，也在辛苦，为的却仅仅是能有自己的一个“窝”，让妻子儿女有个安身之处，不至于流落街头，当homeless(街友)。相比之下，我们的人生观是多么的渺小和自私。
然而，谈起“自私”，更有甚者。我等乃小巫见大巫也。在杨教授的世界观里，她人不是人，而是他的“礼物”。而他的人生观，也是要得到这个礼物，抢夺这个礼物，以至最终占有这个礼物。他从未考虑过，因为他，翁女士的同龄小伙子中，又多了一个光棍。
厥呼，真可谓：
“作人难，作科学家更难。作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难上加难”！
PS， 据说，多位华裔重量级科学家很想海归定居，报效祖国，但都因不想同杨教授为伍而放弃。此乃国之大不幸！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