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诂

杜甫写过一首名气巨大的五律：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四两句。不过我一直对五六两句更感兴趣。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这两句究竟该怎么理解？

看到网上有人这样解说：

有点名声，哪里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呢？做官，倒应该因为年老多病而退休。这是反话，立意至为含蓄。诗人素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长期被压抑而不能施展，因此声名竟因文章而著，这实在不是他的心愿。

这种解说算是主流派吧，直接按字面顺序讲解，第一句就有问题，杜甫的名气就是来自“文章”（诗歌也可以算文章，杜甫的赋也写得好），杜甫更不会说自己‘有点名气“，这在现在算谦虚，在古代那可是狂傲。第二句如果把”官“字仅指向杜甫自己，倒还说得过去，但只要”官“字被当做真实主语，总有批评有人老了、病了还赖在官位上不走的意思，（当官的，老了、病了就该离开职位），这不会是杜甫的本意。

有人提出一个说法，说这两句是倒装，顺装应该是
文章岂著名，老病应休官。
意思是说我的文章那里谈得上出名呢，倒是年老身病应该离职。
感觉这比前面的理解要高明。但究竟是不是杜甫的本意，也难断定。因为顺序理解也马马虎虎过得去，所以也没有多少人采用这后一种讲解。

杜甫《秋兴八首》里还有两句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都肯定地说这两句都是倒装，因为只有转换成
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
才能讲得通。

所以说，汉语是表意的语言，选词是重要的，而把词放在什么位置上，却有很大的灵活性。因为选词很重要，所以汉语的词份量都很重，虚词不发达。诗歌受字数限制，更是对选词精益求精，每个词都承担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只具有结构功能的词，在古代汉语中，句首助词（盖、夫等）和句末助词（之乎者也等）相对多些，句中结构助词好像就一个“之”。可能因为古文不加标点，要借助这些句首和句末助词来提示句子的起讫，所以在古文中保留的较多。但在诗歌中，这些助词是基本不用的，因为不需要通过它们来分割句子。

汉语的这一特点（重意，轻结构）对诗歌创作而言，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在格律诗的创作中，这一特点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诗人可以根据格律（平仄的要求）或修辞的需要，很灵活地安排词的位置。每个词都被赋予尽量多的意蕴，使得句子含意十分饱满，滋味浓郁。

读诗的人会在头脑中把句子中的词拆开重装。有时候只有一种重装是合理的，这个句子便仍然是意思清楚的。有时候重装方案不只一种，就产生了歧义。歧义是诗意的一部分，并不算诗病。歧义使得诗意丰富，咀嚼不尽。所以古人说”诗无达诂“。

重装的规则应该有，但也是不严格的，读诗的人可以尝试多种可能的方案，灵活性是很大的。可以说，汉语是一种轻结构或半结构的语言，这导致了汉语语法规则的难产，无论是古代汉语的语法规则还是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至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也没有人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不了解汉语的语法规则，如果对汉语的词汇熟悉的话，沟通起来就没有多少障碍。
这就是汉语的特点。诗歌表现得比较极端和显豁，其实日常语言也是如此。

至于这种语言特点究竟对民族的思维能力是好是坏，真是不好说，应该通过实验结果给出说法。感觉是利大于弊，因为它使得接受者必须做出一番思考，才能弄明白意思。不是只凭弄熟有限的句子结构就能半机械化地理解的。可以说，汉语是聪明的语言，而不是傻瓜式的语言。但是中国人不重视规则，思考和行动上都喜欢恣意而为（还喜欢强辞夺理，各说各理，还喜欢玩概念游戏，耍心眼，搞名堂），是不是也和这种语言的特性有关？

但这种表达，在需要精确表达的科学研究性叙述时，就显得吃力了。特别是每个词（常常就一个字），份量都很重，含义丰富，一遇到五个字以上的专业术语时，中国人就显得难以消化。因为专业术语的内含都比较单纯，用了五个字或更多，对中国人来说，太浪费了。本能地觉得应该是有着丰富内含，其实内含很少（比如化学品名称等，堆了好多汉字，中国人就觉得是个麻烦。内容就那么死的一个东西，却要背这么多汉字，位置还不能错）。有利就有弊。

英语的专业术语一般也是罗嗦的，但英语可以缩略。缩略的办法也很多：首字母缩略、割截式缩略等等。缩略之后，就显得比较轻便、单纯，（但缺点是对一般人来说比较陌生，且数量不断膨胀）。汉字一般没法这么做，（除非特别常用的，像莎士比亚，就被简化成”莎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