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挪威访问教授李夫
访问学者在斯坦福并不被认真对待，当然也许是因人而异，可这也并不奇怪，对斯坦福这样一个名门贵媛来说，慕名而来者不计其数。我本是一介无名小卒，虽然迈出了外遇的第一步，得以瞻仰红颜，但离一亲芳泽还差得远。到了心理学系，见到了合作教授，人家就去忙了，没有人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里，可不可以使用计算机，怎样办上网的帐号，以及借书证等等。这样也好，仿佛一切又回到学生时代，都需要自己去摸索，第一个星期就在与各种办公室和办公人员的打交道中度过了。
我在斯坦福的办公室只有原来学校的三分之一大，却挤满了三张桌子、两个书架、和一个文件柜。其中两张桌子上有两台恐龙级的计算机，也不知是谁在用。门上写了三个名字，所以我想大概是其他两个学生的吧。我刚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放在唯一的一张空桌子上，就听到门口有人说：“嗨！你坐在我的位子上了。”我扭头一看，进来一个红光满面的白老头，戴副眼镜，已有秃顶的趋势，手中也拎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我心想，这个学生年纪不小了呀！一面解释道：“我刚来看见只有这张桌子是空的。”
“我早就来了，上个月就来了！”白老头满脸通红地坚持道：“我必须有一张桌子可以放我的电脑，我离开它无法工作。”
“那好吧，我让给你。”看在他一把年纪，实在不好意思与他争。我努力地挪动那两台台式电脑，希望能在它们之间找一块空间放下我的笔记本。
白老头一看有些不好意思，主动自我介绍：“我叫李夫，从挪威来的访问教授。”
“我叫爱丽丝，美国的访问教授。”我也微笑着回应，又问他道：“你见到KATAYLIN吗？”我指一指门上的名字。
小老头摆着脑袋，“没有，一个月了，一次也没见过她。”
看来共享的格局已定，我们就轻松地聊了天来。原来李夫也是趁学术年假携妻子、女儿一起来到斯坦福，在著名的ROSS实验室访问。他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在非洲收集的有关HIV的数据。
终于有了一个同等遭遇的人，我迫不及待地抱怨这儿的房价，才知道这位花了2300美金租了两室一厅的公寓，空空如也，要辛苦买许多“粗笨的”家具，还要每月交水电气等费用，过着比我昂贵得多的生活。当然可以由此推断他挣的钱也比我多得多，可老教授每天步行上学，转乘学校免费校车，妻子则开车接送女儿上当地的中学。
李夫对美国持相对批判的态度，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是“愚蠢”这个词的最好注脚，而对内政策也很失败，在最富裕的国度，却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说起他去非洲采集数据，与我浪漫的想法相左，李夫指出：在那里工作相当艰难，那儿的人很穷，疾病流行，让个人有一种无力感。而挪威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外援国，（外援占国民收入的1%，比美国大方的多），却根本无法改变非洲的财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我曾好奇地问他挪威人是否都反美，李夫笑了，说其实挪威人感情上是亲美的，因为他们很多人有亲戚在美国：“但是假如你有一个好朋友做了很愚蠢的事情，你一样会痛心疾首，一样会批评他。”
李夫的英语有一些英国腔，但很标准。我问他是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会几国的语言，李夫说看你说欧洲哪里，比如法国人基本只说法语，荷兰、比利时人除了说自己的母语外大多会说英语；挪威人呢，多数懂得瑞典、芬兰语言，还有英语，只有很老的挪威人说德语。是啊，语言除能表现出民族文化以外，也是被侵略和殖民的产物，如今更显示出经济的强势。
（记得五月去日本名古屋碰到一群台湾教授很多人会一点日语。相比大陆教授，很多人只知道“八格牙鲁”而已。）
李夫是个风趣的人，我们小小的办公室常常笑声不断。他也是个用功的学者，早晨很早就到，伏案于笔记本电脑，直到下午五点以后。我还发现，他和我一样，对那些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象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ALBERT BANDARA，著名“囚犯难题”的设计者PHILIP ZIMBAARDO，以及把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实验的DAVID ROSENHAN等等都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合作教授，发现“归因误差”的LEE ROSS。他还告诉我社会心理学专题讲演的主持人是著名的将情绪引入认知心理学的ROBERT ZAJONC。下面做个小实验：试着读一下他的姓ZAJONC，答案在文章后面揭晓。
我才刚刚习惯了这种每天都有所期待的日子，李夫却搬到DR. ROSENHAN的办公室去了，显然他比我更有外遇的资格。DR. ROSENHAN于一年前得了中风，办公室一直闲着，现在借给李夫用，自然是一种荣誉。DR. ROSENHAN的办公室有我们现在的一倍大，窗外风景也好，可惜近一半的空间堆满了一个摞一个的纸箱子，也许这是他一生的实验材料？我也刚刚发现，原来李夫自己也很牛，居然是挪威首都奥斯陆大学心理系的系主任！
尽管这以后李夫觉得新办公室没有我有些寂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事实是现在办公室实际上只归我一个人使用了，心里不能说没有一点小小的窃喜：我在斯坦福终于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
*发音答案：ZAJONC实际上应读成SCIENCE，你发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