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压力，习近平不可能主动改革

没有压力，习近平不可能主动改革

我曾经认为：习近平最有条件完成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但有朋友提出质疑：＂你说的条件，不包括主观条件吧？＂

他的意思是说：习近平本人有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没有完成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眼光、魄力和能力？的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有任何一点有积极意义的迹象。

所以当法广的记者安德烈问我：习近平上台几个月了，习李政权已经成型，凭着您的观察，您看出端倪了没有，有没有一点习李新政的苗头？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凭心讲，没有。当然也有人讲，再看一看，给他们一点时间。不是说＂行胜于言＂吗？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实质性的动作，任何一个令人鼓舞的他们会有所作为的信号。虽然习近平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他可以做些事情。但他会不会做呢？这的确是个问题。

从目前的态势看，他不会做。这不仅是因为他受到目前已经形成的盘根错节的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牵制和阻扰，而且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

任何改革，不是因为统治者的天纵英明，而是在压力下的被逼无奈之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纽约召开过一次关于台湾民主化进程的研讨会。我在发言中称赞蒋经国先生主动开党禁、开报禁的英明和伟大。当时就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纠正我：＂万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党外的压力和抗争，蒋经国先生可能主动开两禁吗？＂

他说得有理。蒋经国先生之所以能开党禁、开报禁，是因为受到三方面的压力。

一是来自民主派的压力。国民党政权到台湾之后，早年遇到雷震等外省籍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他们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开展组党运动。在白色恐怖下，他们遭到了无情的镇压，许多民主人士被关进大牢。雷震因此入狱十年。和雷震一起坐牢的，有一位叫傅正，他早年追随雷震，是《自由中国》杂志的编辑，后来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之一。1990年，我们曾经在台北单独见面，他讲起了当年的艰辛，并赠送了我一套《自由中国》杂志。而对他们施行白色恐怖的幕后操盘者，正是蒋经国。

二是因为族群矛盾，来自本省人的压力。国民党政权之于台湾本土人，始终被视为外来政权，2·28事件的惨痛经历和长期白色恐怖更加深了这种隔阂。1970年代爆发的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直接体现为本省人与外省人政权之间冲突。虽然事后查明，冲击军警和党政机关的百姓，许多都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但它背后却是本省人对外来政权的深刻不信任。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在访美时遭遇枪击事件。这次事件是他平生最危险的遭遇，也给了蒋经国巨大的刺激，令他终身难忘。因为他为建设台湾，可谓禅精竭虑，他勤政亲民，全省走透透，推动十大建设。他想不通，为什么台湾人仍然如此恨他。但凡独裁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一句经典台词所言：＂他只能听得见枪声。”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三是因为中美建交，来自国际上的压力。

1972年，中美建交。其他西方国家纷纷跟进。可以说，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台湾成了真正的＂亚细亚的孤儿＂。但是台湾经济、文化的高度外向性，不可能割断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不可避免，独裁统治要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毕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势。只要台湾继续与国际社会接触，这种压力就无日不在。

在这三方面的压力下，蒋经国才表现出了他的＂天纵英明＂。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同年9月，赵紫阳在大陆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长是赵紫阳，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等人。在它之下，设立了一个工作班子，叫研讨小组办公室，由鲍彤负责，其成员有严家祺等人。

可以说，海峡两岸的政治改革的意图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

1986年9月，蒋经国准备解除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此言一传出，9月28日，岛内的民运人士便在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民主进步党成立。

民进党的首任主席是江鹏坚，当年美丽岛事件的一位辩护律师。1990年我们在台北见面时，曾当面聆听他讲述那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当天出席会议的人都作好了坐牢的准备。台湾情治部门也立即向小蒋呈上了准备逮捕的反动分子名单。据江鹏坚说：蒋经国对着名单沉思了良久，最后说了三个字：＂算了吧……＂

是的，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就是从这无奈的三个字开始的。

就凭这三个字，蒋经国赢得了历史。马英九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今天，习近平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社会的溃败和权力的溃败。所以他一上台就高举反腐的大旗。问题是，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既得利益格局。这些盘根错节、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把这种利益格局固化下来，要维持现状，因而反对任何政治改革。最近传出来的＂七个不讲＂，就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心声。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产阶级、不准讲司法独立。有网友评论说，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不准讲文明，不准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

要从制度上清除腐败，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蒋经国先生，开报禁、开党禁，启动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

其实，开不开报禁，已经由不得你们了。在互联网时代，微博、面书、微信、翻墙，信息的传播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绿坝早已是溃不成堤。

再说开党禁，没有真正的、足够强大的反对派力量的监督制衡，没有反对派力量不断指出和抵制执政党的错误，执政党就只能越来越腐败，腐烂。

国民党和共产党，曾经是师出同门。都是在鲍罗亭顾问下按照列宁党的模式组建或改组的。国民党在蒋经国领导下开启了成为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型。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也有这样的可能吗？

可能比较难。因为共产党，毕竟不同于国民党。就是在那次聊天的时候，江鹏坚最后对我说：＂你们比我们要困难。＂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国民党是伪君子，而共产党是真小人。＂

面对我的疑问，他解释说，国民党其实心里想一直独裁下去，但口头上要说，最终我们还要搞民主宪政的，只是在动员戡乱期，有戒严令，所以施行报禁和党禁。国民党心口不一，所以是伪君子。但我们就可以追问，戒严戒了三十八年了，动员戡乱期什么时候结束啊？这就给了我们抗争的机会。

他说：＂你们就不一样，共产党说，我这就是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更民主！封杀了你们任何抗争的空间，所以说它是真小人。＂

这七个不准讲，就是典型的小人口吻，而且很愚蠢。现在，无论是选择坚持这一态度，还是选择放弃这一态度，都将是史无前例的笑话和荒诞。用习总的话来说，这叫一蠢、再蠢。

2013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