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三线厂的故事

每年的六，七月，都是高考的季节。一茬茬学子的寒窗苦读，在此时变成决定命运的奋力一搏；多少盼望沮丧悲喜故事，都在这个季节上演。高考年年说，但是被人们回忆最多的，还是文革后刚恢复高考之初的那两年。历经十年浩劫，重新开科取士，77，78级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天之骄子，回忆录比比皆是。我当时年幼，却也对高考的事记得一二。日前与老爸聊起教高考补习班的往事，他对很多情景还记忆犹新。都是散佚的社会历史，人生点滴，特作文以记之。

我小时候，随父母生活在中国南方一个三线工厂，那里青山环抱，山沟内一派田园风光，周遭时不时还有野猪出没。工厂是国家军工方面的骨干大厂，70年代初在“三线建设”大潮中由沿海迁入内陆省份，几个重点车间都建在被掏空的大山洞里，离小小的县城也有几十公里，到省城得坐一天的慢车。万人大厂，里面的人来自天南地北，拿铁工资，说普通话，跟当地落后的农村形成鲜明的对比，俨然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掌权的是造反派和军代表。

军工大厂，也算当年的高科技了。工厂里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很多，多出自清华，哈军工，北航，浙大之类的名校，可谓人才济济。这些人躲开了文革后期城市的混乱，闷在闭塞的山沟里，守着一些陈旧的文献和闲置的设备，也造不出什么特别像样的产品，只过着悠闲而无奈的日子。那时的“臭老九”们，能有这样的宁静也就知足罢。家家户户都种几块自留地，养一群鸡鸭鹅狗，瓜果在农家肥中成熟飘香，炊烟在鸡鸣鹅舞中蒸腾袅袅。我老爸种菜养鸭自不在话下，更是下象棋的高手，号称“下棋看五步”。到了晚上，街角的路灯下总会支有棋摊子，“将！”，“啪！”，一群人围着看，中间少不了爸爸的身影，常常半夜才拎着小板凳回家。

工厂的孩子，从小在广阔天地间自由地长大。我几岁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们一起上山采野花野果，满世界疯跑，好像大人们也不担心。半大孩子就会上山砍松枝当柴烧，夏天夜里点了火把在稻田里抓黄鳝。周围山里哪里闹野猪，哪个猎人打到了豹子之类，都是令人兴奋的新闻。除了几年一次回老家的探亲，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差不多就是通过高音喇叭里的新闻广播，或者十天半个月一次的露天电影。所以像恢复高考这样的消息在正式公布前，山沟里的人基本上一无所知。

在建厂的开始几年，工厂还有些招工机会。有幸穿上工作服的学徒工们，靠在闲在那里生锈的进口机床边，天天甩老K。后来招工停了，中学毕业后的职工子弟没有出路，也被要求上山下乡。虽然知青点离家不算远，毕竟成了挣工分的泥腿子，这很让他们被迫离开城市来到山沟，献了青春还要献子孙的父母感到沮丧。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和神州大地多少个角落里发生的故事相似，平静的工厂里也一下子躁动起来。知青们纷纷回家，青工们也到处借书求师。77年初冬到78年的夏天，多少人的梦想死灰复燃！

其中特别兴奋的一群竟是爸爸他们那些“十七年”毕业的臭老九们。多少年了，他们受着造反派，“土八路”的管，听着看着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推荐过程中的种种龌龊，自己虽然灰溜溜的，心里却总藏着那么一点高傲。高考的恢复使他们感到，知识又重新开始被尊重和重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

这种尊重很快就变得非常具体。备考的后生们很快发现，他们的书箱中只有几本薄薄的十年制普通课本，里面的内容和他们头脑中的知识一样，单薄而零碎。面对着搜罗来的复习资料和铺天盖地的练习题，问题总比答案多，于是到处找人求解答疑。工厂虽然办有学制完整的小学和中学，老师的水平却差强人意，基本应付不了，于是考生和家长们就把眼睛盯到了那些老大学生身上，几乎个个有人追。有几位愿为人师又不甘寂寞的，甚至特地寻一个公共的所在，支起桌子，挂出“高考答疑”的牌子，呵呵。我家里也一下子热闹起来，来问问题的人络绎不绝。我老爸原本是工科高材生，数理知识极为扎实，回答问题既快又准，还讲解得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很快就出了名。口口相传中同样脱颖而出的还有另外几个“老九”，一时间走在路上，到处有人笑脸相迎叫他们“老师”。

众家长们一努力，索性促成了一个稍微正式点儿的高考补习班，在学校里借了教室，每天晚上上课。清华毕业的陶技术员教数学，交大的陈工教化学，教物理的则是我老爸。完全是义务授课，没有一分钱的讲课费，可这些“老师”都特别认真，备课什么的毫不含糊。那段时间，爸爸每天匆匆吃过晚饭，种地赶鸡鸭上笼这些事都不管了，棋也不下了，急急忙忙往夜校赶。我和几个豁牙子的小伙伴去看过热闹，嚯，几间教室灯火通明，辅导文史类的课堂里人稀稀拉拉，而理科班的教室里却挤得满满当当，连窗外都有人站着听讲。我现在都记得爸爸站在讲台上神采飞扬，滔滔不绝的样子。

由于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底子一般比较弱，补习班就先要把中学几年的课程内容缕顺，帮学生搭起知识框架，弄明白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讲重点。基础差的难免一头雾水，而基础好悟性强的学生往往一点就透。几次下来，谁是有希望的苗子，老师们就有数了，课下形成了重点辅导的师生对子。爸爸也收得几个喜欢的学生，课外甚至会追到学生家里去答疑。他说，爱才之心人皆有之，有些学生自己努力，推几把就有希望攀上坡顶，何乐而不为呢？

而对其他来求教的考生，爸爸也来者不拒，很快就能看出他们的知识疏漏症结，几句点拨可能就解决一大片问题。爸爸回忆说，当年备考时间紧，学生的问题五花八门，做辅导对他们这些老大学生而言，也是硬碰硬的考验。想想看，武功荒废十年后骤然放马出山，不容易啊！

77年的高考，录取率不到4%，真比进当今美国的几个大藤还难。可是工厂子弟表现神勇，一下子有十几个上线。爸爸的学生都过了本科分数线，还有的上了重点大学，都如愿冲出了山沟。爸爸被好几家请去吃饭，喝了点儿酒，回到家来还兴奋得关不住话匣子：“知识改变命运。这些孩子，终于等到好时候了！”

77，78年的高考大潮过后，学习在社会上蔚然成风。高考补习班渐渐停办了，但是爸爸和另几位“名师”，又被厂教育科请去，给厂办学校的年轻老师们讲课，成为“老师的老师”。我后来上学的时候，听到那些年轻老师提到爸爸都很尊重，觉得特有面子。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再后来，社会变化越来越快，机会也增多了。陶技术员和陈工先后调到了省城的大学去做了讲师；我们一家随老爸人才流动回老家，爸爸妈妈抓住了青春的尾巴，在一个国家重点工程企业中一直工作到退休。若干年后，原来的工厂总算得到国家政策，整体搬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彻底告别了三线。有一些老人的坟茔，永远留在了青山之间，而他们的子女却终于走出了闭塞的大山，融入新的时代。。。

 

-谨以此文，献给曾在“三线”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和他们曾经无处安放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