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值得回味 
---- 山区学校生活的零星记忆
春雨过后，迎来了夏天。早上打开窗门，又见遍地艳阳普照，垂柳摇曳。每逢到春逝夏归的季节，屋后边公园里的苍郁树木都令我想起童少时期在山村度过的那段日子。十二、三岁那两年，我曾经在北越边远山区的一所学校寄宿读书，和住校的老师们生活在一起。那里虽然校舍简陋，生活清苦，但四围山青水秀，气候宜人，大自然的风光尤其令人难忘。
我的山区学校含小学和初中两部分，由三排破旧的土砖墙房围成一个“ﬤ”字形。学校盘踞在山坡上，背后是起伏的山峦，其中一座大山威武巍峨，高耸入云。听人说爬上山顶，晴天时能看见几十公里外的广袤天际。未到学校之前，我曾听闻有关这里的传说。相传久远年代，凤凰从天上飞来，雌雄二鸟分别降落在一条小河两岸，各自化成一座大山，隔河对望。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该校任教的一语文老师曾将此传说写成短文，赞美溪涧的清澈，松竹的坚韧，以及生活在小河两岸同胞兄弟的传统友谊。文章虽短但颇富诗意，后来被编为华文小学四年级的语文教材。而这位老师写的一首题材相似的小诗，也被同行谱上歌谱。据说正是因为这样，巍巍群山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成了友爱永恒的象征。
记得当时读了那篇课文之后，我很也自然地被传说中的故事深深吸引；后来来到学校，看见巍巍群山，更倍加为其雄伟的气派而着迷。虽然那两年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但精神上我尤感充实；因我不单增长了知识，还交上不少良师挚友。在校老师大多是来自城里的年青人；高年班中有的学生年龄要比老师的还大。但老师们都有相当扎实的师范根底或教学阅历。王校长还曾经是港市的一员乒乓猛将；他的钢笔字书法也十分了得，近村的村长经常找他帮忙抄写宣传文件之类的油印材料。我常暗地里模仿他的笔法，可惜终未见效。教初一语文的陈老师，来自纺织工业名城，不单是位吉他好手，还能写诗填词。上面提到的那首小诗的歌谱正是他的杰作。他有空时教我弹琴，教我使用四角号码新词典，是一位闲不着的教师。有时我还跟老师们学唱歌；《山歌向着青天唱》、《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就是那个时候学来的。
在校老师的确各具所长；其中一位从广西南宁归国的李姓越僑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据说他自小随叔父从红河平原某地去中国谋生，后叔父回越，他独自留华就学，参加工作，成了一名汽车司机。再后来他自己又因事返越，转行执鞭教书，并奔赴山区。李老师虽是越南（京族）人，但他教的是中文，是小学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像他这样“车夫掌船舵”的例子，估计即使在其它华校中也不多见。他特别怀念在中国的日子，平时讲的是南宁白话，但国语特好，嘴边常挂着“京片子”，越语好像和他的生活脱了缘。校内老师操越语的不乏其人，但在我的记忆当中，李老师极少参与她们的越语对白。唱红歌倒是他的最爱；唱得最拿手的是那首悠扬动人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每每唱到情浓时，尤其每当唱到那句“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时，你就会看见他双眉紧锁，脸呈苦状，好像鞭子正急雨似地落在他那清瘦的身上。
学校距两旁的村寨各约两、三公里，厨房后边是密密麻麻的灌木林，附近没有水井，做饭洗菜得到两百来米外的水渠去取水。在校寄宿的小孩子计我在内有好几人，大家年龄相仿。说是要让我们这几个“小大人”做点适当的体力劳动，老师们经常要我们轮番去水渠打水。由于我个头稍矮，扛水时我的小搭档老要我走在水桶前头，让我很不服气。不过总的来说我们这几个小“寄宿生”相处得还算不错，周末有时还一起到老乡家去串门。有一次，我和其中一女孩竟还无证闯关，大摇大摆地走过刚落成不久的国境石桥。边防战士在桥头后边大声喝止，但我们俩却视若无人，一直到在对岸的边陲小镇兜了一圈后，才又大摇大摆地走回来。边防人员欲骂不忍、哭笑不得。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越的大多数学校，因受条件限制，文体设施都比较简陋单调。我们学校除了土房中的一间乒乓球室外，几乎一无所有。虽然松林边还有一块空地和两个破烂的篮球架，但球场似乎从未出现打球的人影。很多时候看书或独自对着大山发呆就是我的主要课外活动。学校背向大山，小河就在前边流过。从校务处的土排房出来，横过一条土路，便是茂密的灌木林了。穿过灌木，顺着崎岖的小径下落，下边就是潺潺而过的河水。小河在这里转了一个湾，在石滩对开的岸壁下形成一个小小的潭湾。潭湾虽小但水深幽幽，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这里环境清静、风景优美；夏天，我常常尾随下河洗衣的老师们到这儿游泳、玩耍。有好几次，牧童小张还带着我在滩边的石缝里捕捉小鱼虾。两个小屁孩光着屁股在水边折腾，粼粼水影中只有青松翠竹见证了那些天真无邪的童蒙时光。
附近村寨的老乡都是早期移民到此的客家人的后裔，善良、真诚的山里人性格掷地有声。因过去老一辈有不少人曾在当地参加抗法运动，这里的民兵基础特别扎实。由于山里常有野猪出没，民兵又能带抢回家，老乡们有上山打猎的习惯；不管谁家猎到野猪，主要分猪肉时你也在场，也会领到猪肉一份。听学校的老师们讲，有时即使他们并不在场，也同样有“无功受禄”的可能。而且，虽然老乡们自己的生活相当艰苦，但每当有老师前来家访，他们都会毫无保留地给予热情接待。那时候老师们常闹米粮不足，间或能在老乡家里蹭饭，即便只是芋头地瓜，也很容易令她们感激涕零。当然，老师们也乐意放下身段，时不时下乡到群众中间去，参加修水渠、插早秧、开村会或搞文娱等活动。有一晚，老师都到外村去了，学校里小小的男宿舍只剩我自己。睡到半夜，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以为是老师们回来了，我匆匆起床开门，但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位本地老师。这位老师背着一支七九式步枪，正气急败坏地与另一位老师对话。那晚月光虽特别好，但我看不清二人脸色，只听见背抢的老师颤抖着说，刚才他埋伏野猪时，误把另一位猎人当作猎物，在近距离向他开了一枪，伤者大腿中弹，现正在村里抢救。我听后吓个半死，后半夜无法再睡。
中弹的是邻村小学的另一位本地老师，庆幸的是他最终还是脱离了生命危险。倒是伤腿成了他一家人日后生活的拖累。由于俩人来自同门宗亲，此事只作族内处理，并未惊动当地官场。当然，象这样的惊险故事我遇见的并不多，山区大多时候风平浪静，四邻和睦；教师之间闹至脸红耳热的时候也不太多。正如学校前边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由于距源头不远，河水大多时候只是缓缓而过，很少有惊涛骇浪的情况出现。
一九六七年，学校在距原地不远的一片林子里盖了新的校舍，可惜未等搬迁我就离开了山区。岁月悠悠，如今这儿变成了什么模样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就是十一年后当华人被迫离越时，这里的村民也就倾巢而出，学校和村寨从此不复存在。许多曾在校工作或求学的人如今不知去向，唯听说那位陈老师，因当年决意留越，之后没多久便抱憾去见马克思了… … 几十年过去了，此番重温旧事，仍不能不令人俯首沉思。可以说，让我欣慰的，是那段日子里我有幸生活在一群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中间，使我在年少时期得到适当的指点。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如愿登上大山的顶峰，也未曾尝过令我垂涎多时的老笋炖野猪。但无论如何，如今每逢春夏之交，听雨水滴滴，或见艳阳普照，以往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些悠扬的歌声笛声，特别是那段美丽的凤凰传说，就会像记忆中小潭湾里的那泓清水，轻轻地在我的心底深处荡漾、荡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