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仙、李本一挑衅新四军张云逸

李品仙、李本一挑衅新四军江北部队张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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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变化是有征兆的：月晕而风，日晕而雨。



政治风云，也是一架晴雨表。在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频频劝降之后，蒋介石的脸面就变颜色了。



1940年3月，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时的安徽，由于前任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因患脑溢血去世，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李品仙继任，安徽的政治形势也在急转直下地变化。



李品仙接任后，专程去重庆一次，进谒蒋介石，表明贯彻执行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反共决心。李品仙详细报告了“大别山当前状况，以往缺失，今后方针。”



蒋介石对李品仙建议深表赞许，一一采纳，给以全权，嘱其执行全部反共政策。



李品仙一到金家寨，首先把矛头指向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下令用武装将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团团员解决掉，又把各县动员委员会的指导员，押解到金家寨“受训”，企图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一网打尽。结果，逼得不堪受压的三千多名青年逃走，许多人投奔了新四军。桂系又以“捉人”为名，寻衅闹事，公然捕捉新四军和地方优秀青年，在合肥梁园一带，就有数十名青年被捕，有的被杀害，还丧心病狂地捆绑了女青年，裸体游街示众，罪名是这些青年接近了新四军，参加了共产党。他们还抄没新四军各办事处的财物，捕杀新四军官兵家属，反共摩擦愈演愈烈。



接着，李品仙将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召到金家寨，部署攻打皖东新四军。



李本一回到专署所在地定远后，马上召集各县县长，县常备队长，游击纵队司令会议，传达李品仙关于进攻新四军的命令和方案。



李本一为了寻找向新四军进攻的借口，写信给张云逸，制造事端，说新四军江北部队不遵命开调江南，指责新四军向民间勒派粮款，不尊重地方行政系统，扩大游击队等等。



张云逸复信给李本一，予以一一驳斥，坚决拒绝了要新四军南调的无理要求。



张云逸在复信中说：



“新四军奉命坚持皖东两年，与日寇大小数百战，用战士头颅热血保卫了皖东国土，攻克了来安、阿哈两座县城，从日寇手中夺回周家岗、古河等要地，发动民众，给敌人以有力打击。而且当前敌人时刻准备进犯，正须全力坚持游击，以保皖东国土，断不能南调，我军四、五支队均是大别山及两淮健儿，现大别山及两淮均有敌人，应该保卫自己家乡及根据地，如果不让我军在皖东立足，当然为我军将士所不允许。”



这封复信，义正词严，还揭露了皖东国民党顽固派许多反共行径，要李本一下令制止向新四军进攻。



张云逸还写信给李品仙，说：



“新四军在津浦路东西活动，是安徽前任故主席廖磊正式划归新四军驻防作战的区域。”



他向桂系呼吁：为利于团结抗战，以淮南路为界，分区抗日，新四军不向西，桂系也不向东，团结抗日。



但是，李品仙，李本一对张云逸的呼吁，竟置之不理，倚仗其优势兵力，向路东新四军大举进攻了。



3月初，桂系第一三八，第一七一师，配合国民党皖北行署所辖第十，第十二游击纵队，定远县常备队，共五千余人，分三路，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驻地定远县藕塘、大桥合围来。与此同时，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也正调兵遣将，准备从东向新四军第五支队驻地来安县半塔发动进攻。



这一切，都严重地威胁着新四军在皖东地区的存在和发展。



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作战方针，将江北指挥部干部召集起来，对大家说：



“现在，顽固派向我们进攻了，这次摩擦仗非打不可了。要打就一定要打好，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才能使顽固派不敢压迫我们，才能实现团结抗战。”



张云逸作出的具体战斗部署是，首先集中第四、五支队主力，于津浦铁路西，反击对新四军威胁最大而战斗力又较弱的地方顽军，以巩固路西阵地，然后挥戈向东，反击韩德勤部顽军。



但当时，新四军四支队各团，分驻的驻地都较远，第五支队远在津浦路东，驻在指挥部和第四支队机关驻地的藕塘和大桥的，只有一个特务营，情况非常危险。



张云逸临危不惧，沉着镇定，一面派出特务营，迅速抢占大桥东边的有利地形，令其坚守待援；一面派指挥部干部，连夜动员群众，过池河东，去“欢迎”打头阵的皖北行署主任兼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



早晨，乌云布满东边的天空，直到10点，太阳才从乌云里露出脸来，池河水面上洒了一条条暗淡的光环。颜仁毅率十二游击纵队一千多人马，气势汹汹来到池河西岸。可是，池河边，却呈现出这样的场面：



成百上千的群众，手举彩色三角小纸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群众高呼口号：



“欢迎国民党部队抗日！”“欢迎颜主任抗日！”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四野，震荡着池河上空。



颜仁毅进攻前，估计到战况的激烈，甚至估计到失败，可万万没有估计到这个场面，不觉愕然，在民众面前涨红了脸，羞愧难言，一时不知所措。



这一“军”，将颜仁毅“将”得动弹不得，在池河西岸逗留了半日。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11年），魏将司马懿引十五万大军，攻到西蜀西城。此时诸葛亮手中只有二千五百人马，难抵司马的十五万大军。诸葛亮传令，将城头旌旗尽皆藏匿，大开四门，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间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看毕大疑，传令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大退而回。待司马醒悟时，诸葛亮的援军已到。



这就是历史上诸葛亮演绎的著名的“空城计”。



张云逸在顽军五千人马来犯，手中只有一个营的危急情况下，智退颜仁毅，争取了时间，调集了兵力，做好了反击作战的准备，也不比诸葛亮的“空城计”逊色。



无论是李品仙，还是李本一、颜仁毅，都不是张云逸的对手。颜仁毅进攻，气壮如牛，张云逸略施小计，就把颜仁毅“将”在那里，半天动弹不得。张云逸却韬指演算，驱利避害，将敌一个个拨动开来，从弱开刀，击破一点，再击其余，灵活机动，使敌队一支一支落入他的手掌。



3月3日，在张云逸指挥下，四支队第十四团，从定远北的红心铺出发，经朱巷、东棣店、双庙，一昼夜行军二百里，于4日上午11时，到达定远城外，将县城和西门控制住；四支队九团也从驻地王子集，赶到定远县城东郊，将县城东门和南门控制住。



国民党定远县长吴十尚，见新四军如神兵从空而降，大惊失色，忙让县常备队关闭城门，妄图堵住新四军进城，但为时已晚。



新四军第十四团和九团主力，从四门浩浩荡荡进入城内。吴子尚见大势已去，在混乱之中化装潜逃，县常备队放了几枪，哪抵挡得住新四军两个团的进击，三五成群举手投降。



新四军入城，没放一枪，对国民党的行署机关，县政府丝毫没有惊扰，通知商店开业，保护工商业。随后，留下一个营维持市面秩序，其余主力皆撤出城外。主力部队出城后，于夜晚悄悄离开县城，开往高塘铺一带隐蔽起来，准备打敌援兵。



顽军第十二纵队司令颜仁毅，听到新四军进攻定远城的消息，惧怕老巢被剿，无立足之地，急忙调兵回援，行至高塘铺，遭到新四军的阻击。



颜仁毅自知中计，但已无法逃避，命令部队冲杀，将轻重机枪全部调到队前，组织强大火力，企图打开一条路来逃窜。



新四军阻击部队，死死堵住顽军，拖住第十二游击纵队，一步一步引人伏击圈。当进到高塘铺西侧松树林时，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十四团主力，越过松树林，像潮水般涌出来。在嘀嗒的冲锋号声中，伏击部队犹如骤风一般，冲入敌阵，枪声震耳，杀声震天。



十二游击纵队被这强大的攻势完全压倒，惊恐万状，失去还击之力，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死的死，伤的伤，在新四军强大军事攻势和一缴枪不杀”的威慑下，一个个缴枪投降。



这一战，缴获轻重机枪二十一挺，步枪八百余支，短枪数十支，子弹四万余发，毙伤顽军二百余人，其余均被俘掳，一名副司令也被活捉，颜仁毅的第十二游击纵队武装基本被解除。



在高塘铺反击战的同时，第四支队第七团，在界牌附近，击溃了由南路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进攻的李本一所率第十游击纵队，将其赶回了古河。由罗炳辉率领来援的第五支队，打退了国民党军桂系第一三八、一七二师的进攻。



至此，路东新四军历时九天的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



张云逸当即决定：在军事上，将新四军第四、五支队主力移向路东，驰援半塔集保卫战。



在政治上，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再一次向国民党军呼吁和平，团结抗战。



张云逸分别向社会各界人士、人民团体，以及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桂系当局李宗仁、白崇禧致电，用缴获来的大量反共文件，说明了皖东摩擦的事实真相，如实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要求国民党当局和桂系，惩办肇事凶手李本一、颜仁毅，制止车品仙向皖东的进攻，停止摩擦，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在舆论上，取得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对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