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刘亚楼在空军二三事

刘亚楼在空军二三事
作者：何立波 点击次数：1554
出处：《党史纵览》 上传日期： (2007-5-13 14:49:43)





　　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时任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正在打点行装，准备投入解放中南地区的战斗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火速赶到毛泽东的住地，领受新的任务。

　　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正雄心勃勃欲挥戈南下的刘亚楼一下子愣住了，吃惊地答道：“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怕做不了。”

　　“主席，是不是考虑别的有空军经验的同志呀？”刘亚楼还在想着亲征沙场解放中南。毛泽东说：“就这么定了，这次请你来，就是和你研究一下组建空军的事，如果你想不通，可以去找周副主席。”“那我就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了。”刘亚楼说。从此，刘亚楼与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解放军的将领清一色都是陆军出身，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也只能从陆军将领中遴选。毛泽东没有太多的选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晕机，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晕船”，也是一种无奈吧。但无论怎么说，刘亚楼在东北工作期间，还兼任过航校校长，和空军多少沾了一点边儿。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任命四野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命王秉璋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后来又任命常乾坤为副司令员，王弼为副政治委员）。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
　　
一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国空军对我地面部队和运输补给线狂轰滥炸，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志愿军空军参战。刚上任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年轻的空军一起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1950年11月7日，刘亚楼专程赶到辽阳，视察由上海移防东北的空军第四混成旅，并就参加抗美援朝空中作战进行具体部署。刘亚楼提出了作战的指导思想：“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从空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在正式参战前，先以小部队在苏联友军的带领和掩护下，轮流进行空战演习，从小仗打起，然后再逐渐扩大规模。”

　　朝鲜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用空军，是中南海决策层首先考虑的问题。1951年6月22日，毛泽东面示刘亚楼：“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此时，中央和毛泽东对使用空军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

　　对于志愿军空军来说，初战取胜对于树立信心和积累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刘亚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初战任务交给实力最强的空四师。刘亚楼向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等领导反复强调第一仗的影响：要“慎重初战”，“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1951年1月21日的初次空战及1月29日的空战中，空四师二十八大队大队长李汉分别击伤敌机2架，击落敌机1架。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给了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1951年7月美空军发起“绞杀战”后，刘亚楼指示志愿军空军从9月起，以师为单位轮番参战，以老带新，陆续参战，以掩护我铁路运输线。在9月25日的空战中，飞行员刘涌新单机与敌6架F-86战斗机交锋，首创志愿军空军击落美空军最先进的F-86战斗机先例。在9月26、27日的两次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和苏军空军联合出动，使美空军“绞杀战”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人民空军在短时间内连挫美军，使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说：“空军的首战胜利，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

　　“亚楼同志，你们空军没有完全执行主席的命令哟！”见到刘亚楼，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笑道，“主席对空军参战，归纳起来说了三句话，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初次打仗，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对前面的两个指示，空军如实遵照执行了，只是后句话，被改成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周恩来风趣的话语引出了满堂笑声。
　　
二
　　
　　1957年后，国民党空军利用改装后的B-17飞机，在夜间低空袭扰大陆纵深地区。这种飞机比较先进，可以侦察到地面雷达，窃听到指挥通话，续航时间可达17个小时，而我空军无法在夜间进行低空作战。1957年我空军部队出动69次进行拦截，无一次成功。1957年11月20日，一架国民党B-17飞机低空进入大陆，穿越了9个省，飞抵石家庄上空。刘亚楼指挥空军航空兵起飞18架次拦截，都未拦截到敌机。

　　对此，刘亚楼马上组织空军部队对战备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进截击机的雷达性能，加强组织指挥，让各部队以最优秀的人组成“一号班子”，提高拦截能力。

　　1959年5月29日夜，一架国民党B-17飞机窜入广东西部，空十八师截击机中队长蒋哲伦迎战，地面指挥员命令他改换无线电频道，使敌机无法察觉。在领航员的精确引导下，蒋哲伦击落敌机，机上国民党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15人全部毙命。

　　刘亚楼极为高兴，命令参战人员到大连，向参加空军集训的师以上干部介绍经验。此后，国民党空军一连9个月未敢夜间到大陆行动。

　　1960年2月后，国民党空军改用由美国海军反潜巡逻机改装而成的功能更为先进的P-2V型飞机袭扰大陆纵深。为对付P-2V型飞机，刘亚楼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以加强雷达兵部队的侦察能力最为明显。1961年11月6日，当国民党军一架P-2V飞机窜入东北时，被我6个雷达站侦察到准确位置。我高炮部队集中开火，一举将P-2V飞机击落。1963年6月20日，一架P-2V型敌机窜入南昌上空，被我空二十四师截击机大队副大队长王文礼驾机击落。此后，蒋军P-2V型飞机再未深入大陆袭扰。

　　1962年1月起，国民党空军改用U-2高空侦察机对大陆进行侦察，远达我西北核试验基地上空。

　　在当时解放军的防空兵器中，只有苏制萨姆-2导弹才能对付U-2飞机。而能掌握此种尖端武器的，只有区区5个导弹营。在北京“守株待兔”几次未果后，刘亚楼同他的作战班子识破了敌人的新花招，改变了既有战法，选择新的作战地点，只留一个营的兵力继续守卫北京，其余的营在U－2经常活动的航路上机动设伏。鉴于敌U-2侦察机的活动范围远达整个大陆，刘亚楼强调必须实行机动伏击，采取“一锤子买卖”的作战方法。

　　1962年8月27日，在夜幕掩护下，我地空导弹部队二营由湖南长沙转至江西南昌向塘隐蔽设伏。一个星期过去了，敌机还是不见踪影。刘亚楼制定了一个密计，决定变“守株待兔”为“引蛇出洞”。

　　9月7日，刘亚楼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公开大张旗鼓地转移到南昌附近的一个机场，引诱敌机。果然，第二天，中计的国民党空军出动一架U-2飞机，由福州沿鹰厦铁路北上。刘亚楼果断下令将其击落。8时32分，二营以3枚导弹将敌U-2飞机击毁，中校飞行员陈怀殒命。

　　这件事顿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些舆论称“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评估”。
　　
三
　　
　　建国初期，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中央做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但是，个性倔强的毛泽东却在1956年执意坐了一次飞机。可这次坐飞机差点出了大事。

　　1956年4月的一个夜里，刘亚楼突然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去广州，叫刘亚楼准备好飞机。刘亚楼知道中央不让毛泽东坐飞机的不成文规定，便以人民空军组建不久，驾驶员水平不高，万一出了事故，无法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交待为由，坚决不同意。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要坐飞机。
　　
　　刘亚楼不好再拒绝，立刻禀报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见毛泽东态度坚决，也不好反对，就亲自安排，指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最优秀的驾驶员，各个环节严格操作，确保飞行安全。

　　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型运输机。刘亚楼考虑到里-2型飞机飞行了五六年，稳定性比较好，最后确定使用这种飞机。他又从众多飞行员人选中挑出某飞行团团长胡萍。胡萍曾多次担任过接送中央首长的任务，驾驶技术好。5月2日晚，胡萍给机组下达飞行任务时，出于保密的要求，只简单地告诉大家：航线由北京经武汉，降落终点是广州的白云机场。机组人员也不知道是谁要用飞机。

　　5月3日上午，刘亚楼和空军政委吴法宪来到机场。刘亚楼激动地对机组人员说：“同志们！今天坐飞机的是毛主席！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说完，刘亚楼便径直上了飞机。

　　不一会毛泽东便来了，兴致勃勃地登上飞机。毛泽东欣赏着窗外的蓝天白云，不时问刘亚楼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多少时间、飞专机的飞行员与飞战斗机的飞行员有什么不同等问题。刘亚楼一一作了回答。由于空中气流的涌动，飞机偶尔略有颠簸，人们顿时紧张起来。刘亚楼等马上走上来劝主席上床休息一下。毛泽东摇摇头，风趣地说：“没关系，你没感觉到小孩坐摇篮的味道么？”这一玩笑，顿时使大家感到轻松了许多。

　　5月29日，毛泽东结束了对广州的巡视。刘亚楼命令分管专机工作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率领3架里-2型飞机去广州接毛泽东一行回京。5月30日，飞机由广州飞长沙，再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飞机在武汉停留了4天。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气象处给何廷一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

　　中午12点多钟，何廷一乘飞机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乘第二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第三架飞机，三架飞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班。当第一架飞机飞到河北上空时，何廷一非常震惊，只见天空西面和北面电闪雷鸣，雷雨云层可达1.5万米到2万米。而里-2型飞机时速慢，升高极限也只有4000米，无法从云顶飞越。飞机如若遭遇雷电袭击，就有可能机毁人亡。更严重的是，由于强大的雷电干扰，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讯完全失灵，何廷一与后面的飞机失去了联系。

　　天气恶化，情况突变，在北京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随着飞机着陆时间一分一秒地延迟，前来迎接的人群逐渐沉寂，连空气都似乎凝固了。当何廷一的飞机穿出云层降落后，刘亚楼急忙向他询问情况。获悉气象情况后，刘亚楼吓出了一身冷汗。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指挥员蔡演威更是急得大汗淋漓，他对着无线电话筒喊哑了嗓子，也没听到空中飞机的一丝回音。刘亚楼急了，对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他们在焦急中熬过了近一个小时。终于，第二架和第三架飞机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平稳地降落机场。刘亚楼跑下塔台，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刚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多为您的安全担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蔡演威惊魂未定地对机组人员说：“你们可救了我一条命。”“怎么回事？”“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与你们失去联络半个多小时呀！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飞机是否安全无事。上面坐着的可是毛主席呀！刘司令员守在我的身边一个劲地催：‘快叫，快给我叫！’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始终听不见你们回答。刘司令员急了，直冲我喊：‘再联络不通，我枪毙了你！’司令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我要是死了，也冤呀。”

　　飞机遇险，毛泽东一点也不紧张，还诙谐地对刘亚楼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可揭穿你的鬼把戏喽!”自从这次毛泽东空中历险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禁止毛泽东乘坐飞机。
　　
四
　　
　　刘亚楼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他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这样几行字：交待事项要汇报，发出电报催时间，件件事情有着落。不仅他自己做到，还要求秘书及机关人员都要做到。有一次，秘书张克里出去办事，由于走得很急，没来得及向刘亚楼报告。回来后，刘亚楼没说什么。过了不长时间，刘亚楼出去时，也没有告诉张克里。恰巧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来电话说，主席要会见外宾，请刘亚楼参加。张秘书急得满头大汗，也找不到司令员。待刘亚楼回来后，张秘书和他讲了叶子龙来电话的事。

　　刘亚楼严肃地说：“你不和我讲，我也不和你讲。”后来他们才知道，刘亚楼到前门饭店拜访从上海来京开会的柯庆施去了，难怪秘书到处找不到呢。紧接着，刘亚楼告诉他们，以后不管我去哪里，我都会和你们讲，你们到哪里去，也要告诉我，不允许我的手下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1963年5月，空军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代表一个一个地汇报，刘亚楼非常认真地做着记录，不时询问一些细节。当时的空军青年部部长汇报时，说到一个飞行大队有问题，刘亚楼问：“那个大队的大队长叫什么名字？”这位部长没有回答出来，刘亚楼当场毫不客气地对他说：“算了，你不了解情况，下去吧！”

　　别看刘亚楼批评起人来不讲情面，他关心起飞行员的生活来却格外地贴心。一次，刘亚楼去唐山视察工作，有干部反映说，飞行员的伙食标准定得太高了。刘亚楼丝毫不为所动：“这是需要。飞行员驾驶飞机在空中飞行，没有足够的热量是不行的。伙食要吃饱，还要吃好，还要吃水果、巧克力，这样的钱要舍得花。如果让他们吃白菜馅饺子，撑破肚皮，也没有多少热量，在空中吃不消的。”接着，刘亚楼笑着说：“你们要不要坐飞机试试呀？”这几名干部坐上飞机后，结果经受不住颠簸，吐得一塌糊涂。他们下飞机后对刘亚楼说：“我们算是服了。飞行员吃多好我们也没有意见了。”

　　1953年1月，空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刘放检查了志愿军空军参战部队卫生状况后，回来向刘亚楼报告说：飞行员普遍有程度不同的食欲不振、睡眠不好、体重减轻、体质下降等飞行疲劳的现象。刘亚楼很重视这一情况。他说：“保护不好飞行员的身体，这是在犯罪呀。”他当即指示：飞行员每年疗养一个月，平时保持每天不少于30分钟的体育锻炼时间。在食物摄取上，坚持营养第一与兼顾口味的原则，给每个空勤灶配备营养护士，要讲究营养卫生。

　　每次到部队，不管怎么忙，刘亚楼都要抽出时间到飞行员的宿舍、训练场，和他们谈心聊天拉家常。很多人都说，以前光听说司令员多厉害，这不是挺随和的吗？

　　当刘亚楼听说有很多飞行员因长年飞行、社会接触面小找不着对象时，刘亚楼又当起了“大红娘”。他建议部队机关、场站、医院、疗养院招一些女兵，培养成干部，当干事、保密员、会计、医生和护士，这样可以为飞行员找对象创造条件。刘亚楼还提出，各部队要办好幼儿园和子弟小学，不但可以减少干部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请一些地方女青年来当老师，以解决一部分飞行员的婚姻问题。他还为疗养院出主意，让年轻的飞行员在疗养时和院里未婚女医护人员多接触，多办些周末舞会，多邀请一些地方女青年来参加，给飞行员与姑娘们相识创造条件。后来，许多飞行员都通过这个办法，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五
　　
　　刘亚楼多才多艺，会拉二胡、弹吉他、吹口琴，尤其擅长用弹壳吹奏各种歌曲。

　　刘亚楼在当空军司令员后，对部队文艺工作非常重视。刘亚楼说：空军除了有一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外，还应建立一支有几百人的文艺部队。在刘亚楼的直接关怀下，1950年3月25日，空军在长春成立了空政文工团。

　　1950年11月3日，刘亚楼在率空军党委全体常委接见空政文工团成员时说：“你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队，今后不管是从哪里来的，都是我们空军的人。我已经把你们的棺材都准备好了，你们就做好打算，在空军干一辈子吧！”大家听到刘亚楼的这番话，心里顿时感到暖烘烘的。
　　
　　1951年6月，空政文工团从长春迁到北京。1958年8月，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撤销，空军党委将全空军文工团的精英集中，组建空政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队伍达500多人。

　　1960年冬，刘亚楼随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期间，看到朝鲜方面由3000多人演出的大型歌舞剧《三千里江山》，很受震撼。回国后，他把空政文工总团的领导找来，提出要以革命歌曲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总团党委决定搞一台大型歌舞剧，把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广为传唱的历史歌曲按时间顺序配以舞蹈。在他们排练过程中，刘亚楼经常到现场指导。他还请了一些老同志来指导排练。总政主任谭政大将的夫人王常德、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总政副主任萧华和夫人王新兰都来现场指导，提意见。

　　1961年“八一”建军节时，《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堂首次公演，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刘亚楼对于空军第一代女飞行员非常重视，指示空政话剧团要拍一部反映女飞行员的话剧。他把空政创作室的几位创作员叫到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室，问他们：“这是个碉堡，你们敢不敢攻？”他们回答：“敢攻！”他说：“好，大力支持，有求必应！”他亲自修改提纲。排演后，刘亚楼每天都要了解排演情况。1965年2月27日，话剧《女飞行员》在首都公演，深受观众欢迎。

　　对于空政的大型歌剧《江姐》，刘亚楼倾注了更大的心血。他亲自抓主题曲《红梅赞》的创作，经20多次修改后才定稿。对于歌剧本身，他提出了52次修改意见。

　　1964年9月起，《江姐》在首都公演，一连演了20多场，场场爆满。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

　　毛泽东对于《江姐》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第二天接见空政文工总团的同志时说：“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编得不错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第二天，正在南京主持一个会议的刘亚楼派专机将《江姐》剧组的编创人员和主要演员接到南京，表示祝贺。刘亚楼显得非常开心，说：“我代表空军党委——一级党委啊，向大家敬酒！把戏搞得更好，不要翘尾巴……”

　　就在刘亚楼关心歌剧《江姐》的时候，病魔已经悄悄地向他袭来。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巴基斯坦的刘亚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体检，发现患了肝癌。1965年3月下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空政文工总团的歌剧《江姐》和话剧《女飞行员》正在上海演出，他多次听取演出情况汇报，还找来编导和演员，研究观众的意见，修改剧本。但就在两个月后，即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