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的政治遗产
张千帆
跌宕起伏、眾人矚目的薄熙來案庭審終於落下帷幕。無論被告的當庭“翻供”是否“演戲”，這起“世紀審判”還是很有看點的──微博直播是此次庭審的重大亮點，興許能為推動審判公開提供契機；被告被賦予相當程度的辯護權，對受賄、貪污、濫用職權三項指控給予有力的回駁。
如果薄熙來僅此公訴指控的這三宗罪的話，那麼此次庭審更坐實了他是被政治鬥爭坑害的“清官”、“好官”形象，刑事指控只不過是權力鬥爭的勝利者迫害政治對手的專政工具。即便法庭上扯來扯去的那2000多萬貪污受賄全部構成犯罪事實，也絲毫改變不了這個結論。現在一個科級幹部都能挪用上億公款，他那個級別的官員只貪這麼一點兒的話，不是“清官”是什麼？三項指控中最能做點文章的是濫用職權，薄熙來和王立軍當面對質也是此次審判的高潮，但是最後卻巧妙演變成一出催人想象的“愛情倫理劇”。
至於之前說他“生活作風腐敗”、和多名女性有染的故事，更是上不了台面的“小節”。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生活作風在黨內歷來只是細枝末節的個人道德問題，只夠用來抹黑，根本上不到法律層次。那些對毛澤東搞女人大驚小怪的人其實活在毛的陰影下，誤以為他頭上還有“聖人”的光環，以至生活作風不檢點成了一件大事。這樣看他，就好像把顯微鏡聚焦在麻風病人的一塊紅斑上，對表面瑕疵的關注漏過了致命的內部缺陷及其造成的實質傷害。我倒是寧願他昏天黑地玩女人，以至無暇顧及政事和權爭，這樣也就未必會發生“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了。薄熙來和毛澤東一樣，玩女人是其所有罪行當中最輕微的一種，此次庭審也理所當然只字未提。
如許多法律人所說，此次庭審的出發點已是避重就輕，目的是既結束薄十分珍惜而威脅巨大的政治生命，又不深度觸及其濫用公權和貪腐事實。例如，在庭審過程中，辯護人自己透露被害人海伍德曾向薄瓜瓜索要1400萬英鎊的“中介費”？到底是什麼項目要如此昂貴的“中介費”？項目本身的標的高達多少？面對如此明顯的重大線索，檢方卻未順籐摸瓜、追查到底，只能說明此次審判終究是一場結果預定的表演。
當然，薄熙來的罪遠不止於貪幾個錢。從法律人的角度看，他在重慶主政期間劣跡昭彰。破壞法治、刑訊逼供、迫害律師和企業家、剝奪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利……這一切都是在他眼皮底下發生的，都是他在重慶“唱紅打黑”的成果。要真正追究薄熙來的罪，就得從這些實質問題入手，否則就不是真正意義的審判。避重就輕的起訴使得庭審公開成為可能，但也讓公開審判的價值大打折扣。
“重慶模式”的本質
濟南庭審正式結束了薄熙來的政治生命，卻遠未埋葬其政治遺產。在這一點上，我同意薄熙來本人的立場，那就是薄案的核心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路線鬥爭”或模式之爭；他的主要罪過不在於違反了《刑法》哪一條，因而用刑法去整他注定是避重就輕。用一句話概括，薄熙來的政治犯罪是在重慶締造了一個紅色法西斯帝國。這個他留給中國的政治遺產，今後幾年很可能在全國范圍內發揚光大。
用“紅色法西斯”來描述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是恰如其分的。“紅色”自不必說，“法西斯”是什麼？法西斯的原始含義是“團結就是力量”，其核心要件是政黨、國家與意識形態的高度一體化，即黨政一體化的權力結構、絕對的領袖崇拜、超強的大眾動員及撲滅一切質疑與反對意見的國家能力。
薄熙來治下的重慶顯然符合這些條件。不考慮來自中央的外部干預，薄熙來就是整個重慶的“土皇帝”，他的話就是聖旨，誰敢不聽？雖然黨政機關名義上是集體決策，但是在“一把手負責制”面前，整個官僚系統實際上是比古代帝制有效得多的個人意志實施工具。在他主政期間，別說重慶的媒體，就是敢言的南方報系也不能報道他的半點負面消息，而他卻能嫻熟利用所掌控的媒體資源讓“重慶模式”表演得淋漓盡致。這些特點當然不是重慶特有的，但是薄熙來無疑使之更加特征化了。他的“高富帥”形象，他的顯赫家世、精明強幹、飛揚跋扈、不按規則出牌……所有這些因素都強化了他的個人權威，把他變成重慶的“毛澤東”。
就和毛時代的中國“一切皆有可能”一樣，薄熙來的重慶發生“唱紅打黑”、冤假錯案、勞教村官乃至“提督夜奔美領館”等種種悲喜鬧劇，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一般認為，重慶“唱紅打黑”雙管齊下，但“唱紅”是虛，“打黑”是實；實質危害是“黑打”，“唱紅”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陪襯，至多浪費點錢而已。然而，這種看法忽視了“唱紅”所依托的新聞控制手段在其中發揮的核心作用。沒有扭曲真相的政治宣傳和壓制真相的新聞控制手段，“唱紅”只是一個曇花一現的泡沫，薄熙來很快會被還原成一個紈袴子弟，“黑打”則可能一天都進行不下去……他能把荒謬絕倫的“唱紅”進行得如火如荼，以至一度“綁架”了中央和全國各地，足以表明在重慶發生一切都是“正常”的。
法西斯政體和一般威權專制的主要區別即在於國家對思想和言論的壟斷，新聞傳播成為國家機器的組成要素。一個威權國家可能會限制新聞自由，但是並不會以“真理”的面孔出現，要求全體國民接受一套按照國家需要制造出來的“真理”和“真相”。法西斯政體的新聞則是專政機器的一個配件，隨時為執政集團服務。即便在私人媒體歷史悠久的德國和日本，新聞機構在戰爭前夕也早已喪失了獨立功能，成為法西斯統治集團的附庸，並通過一系列扭曲真相的報道，鼓動全民走向戰爭。無論是左是右，極權政體是生活在自己構造的神話敘事裡的。宣傳機器制造並不斷復述神話，專政機器則鎮壓任何挑戰或瓦解神話的力量；沒有二者一體配合，極權體制即失去賴以生存的空氣。
極權時代的制度遺產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這樣一種極權政體，也正是這種政體成就了他的個人魅力型統治。國家權力越集中，就越容易發生個人集權，制度集權是個人集權的墊腳石。
首先，極權政體無一例外地排除實質性的選民政治參與，執政權力不受社會監督。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都是先用蠱惑人心的政綱獲得選票上台，隨即廢除自由民主體制，實行永久執政。
其次，黨政一體化排除了黨外競爭，為執政黨領袖樹立至高無上的黨內個人權威提供巨大便利。假如共產黨當年可以公開合法活動，蔣介石就很難剪除國民黨內的異己力量；一旦把蔣介石趕出大陸，毛澤東就可以肆無忌憚向共產奪權的功臣們開刀，這和歷代開國皇帝“狡兔死、走狗烹”是一個道理。
最後，一旦新聞媒體也成了專政宣傳工具，“領袖”更是如虎添翼；黨媒在樹立黨國“光輝形象”的同時，也被“領袖”用來宣傳自己、打擊政敵，壓制反對派的挑戰和批評。
由此建立的極權政體不會承認任何分權，沒有任何人或機構有力量抵制領袖的個人集權；等到集權過程完成，整個黨和國家都是操控在他個人手裡的玩物。在權力高度合一的體制下，司法也不可能幸免。德意志帝國法院有相當悠久的司法獨立傳統，但是對於保護猶太人的基本權利卻無能為力，甚至成為納粹迫害的幫兇。薄熙來治下的重慶要辦誰的罪，沒有做不到的，公檢法、媒體乃至民意都會通力配合。極權體制往往是靠領袖“魅力”支撐起來的，並幾乎必然走向極端的人治。
毛澤東死後，中國走向“後極權”時代，但是極權時代的制度遺產幾乎原封不動保留下來，只是原先統治人民思想的正統意識形態不靈了。如果說積極“洗腦”可能帶來反感，但“洗腦”體制並沒有實質變化，而由此產生的消極效應是整個民族的歷史失憶，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大躍進”、“文革”等極權體制的災難沒有感同身受，甚至以為毛時代真的是鶯歌燕舞、道德純潔、社會平等、沒有貪官污吏的“太平盛世”。薄熙來也正是利用宣傳控制造成的民族歷史感空白，祭起“文革”式的“唱紅”大旗。也許“唱紅”本身的危害只是顯示中國人是多麼容易被組織起來“集體犯傻”，但這種組織機制的危險性是不容忽視的。它向我們展示，“文革”並沒有離中國遠去，而是具備豐厚的制度與社會土壤。
中國各地之所以有那麼多人喜歡薄熙來，甚至在他審判之後依舊如此，不僅因為他“高富帥”，歸根結底在於他們喜歡以“唱紅打黑”為標志的“重慶模式”；這種發自內心的喜歡也許純粹是出於對歷史和現實的無知，但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重慶模式”仍然深得人心。當然，薄熙來比毛澤東做得高明；“大躍進”、“文革”是純粹的大破壞，“重慶模式”則“有破有立”，確實為當地的治安和民生做了一點實事，但僅此並不改變“重慶模式”的本質。法西斯政權不是只有專政和謊言，也是相當注重民生的，“納粹”的原意正是通過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和一般威權體制相比，法西斯政體的優越性正在於它們通常都受到本國人民的強烈擁護，至少上台那一刻是如此。打民生牌只不過讓“重慶模式”更具迷惑力，因而也更具危險性。
“重慶模式”與中國未來
盡管左派話語氣勢洶洶，如今要發生“文革”那樣的大規模迫害已不現實。然而，薄熙來大受市民歡迎表明，小規模的“殺富濟貧”還是大有市場，“文革”式的紅色法西斯極權是可以成功的。薄熙來的成功之處即在於剝奪極少數，取悅大多數，並讓後者心懷感激地接受其個人特權登峰造極的極權體制。你只要瞄準極少數富商或貪官，以“反腐”或“打黑”等名義剝奪他們的自由、充公他們的財產；你只要分出一點給勞苦大眾，那麼，哪怕你得了其中的大頭，你仍然會獲得絕大多數人的喝彩，老百姓仍然會對你感激涕零，而不太在乎那個極少數的遭遇。反正中國的企業家和官員都是有“原罪”的，計劃經濟和極權政治就是一個制造“原罪”的體制，剝奪他們天經地義；剝奪者不是罪犯，而是救民於水火的英雄。
如果你告訴他們，依法“打黑”、整頓治安是政府的本職工作，用不著如此感恩戴德，他們會回答你：其他官員也貪，還不做事，還不如這個為人民辦點實事的“清官”，有這樣的“清官”實在是重慶的“幸運”！一邊是普遍的“仇富”、“仇官”，一邊是祈求“青天”、“救星”，兩種看似矛盾的心態並行不悖地存在於同一個人格中。這就是長期專制為極權統治準備的社會土壤。
當然，如果真相曝光，這一切也是兜不住的。如果薄熙來的奢靡私人生活被揭露，如果他在重慶所作所為的實質被起底，如果他縱容或指使下的公檢系統的種種駭人聽聞的胡作非為被報道出來；如果重慶人民看到自己為“唱紅”付出了多少成本，包括人格的自我愚弄；如果他們看到“黑打”至多只能維持一時的表面平安，而代價是法治體系的徹底崩壞；如果他們開始理解那種殺雞取卵的“劫富濟貧”會造成企業家的“集體逃離”，所謂的“重慶模式”是靠了中央“輸血”才維持下來，而代價是讓自己長年負債；更重要的是，如果重慶市民知道，一個真正由他們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可以用小得多的成本為他們做更多的事情，還沒有破壞法治、踐踏人權的後遺症……他們一開始就不會選擇薄熙來和他的“重慶模式”。但是就在這裡，極權式宣傳體制顯現出不可替代的優越性，而薄熙來不愧是新聞專業出身，把這個行當的技術運用得爐火純青，讓自己的超級演技迷倒了大片觀眾，以至“世紀審判”一槌定音都未能將他們敲醒。
審判薄熙來，不等於清算“重慶模式”。“文革”結束後，官方還曾有過一段不徹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來倒台一年，當局卻從未對“重慶模式”進行過任何反思乃至討論，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文革”造成的巨大災難有目共睹，但“重慶模式”是在其惡性發作之前就被擊潰，加上大部分惡果至今都被捂著蓋子，因而許多人看不到它的危害。薄熙來審判對其在重慶的倒行逆施不置一詞，而社會似乎也很快遺忘不久前發生的重慶那些事，以至“重慶模式”造成的經濟、法治、人權“黑洞”統統成了一筆糊塗賬。“唱紅”到底花了多少錢？重慶究竟欠了多少債？“打黑”又制造了多少冤案？企業家被剝奪的巨額財產流進了誰的腰包？對於所有這些關系重慶市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公眾和媒體不僅一概不知，似乎也再沒興趣追問。一個對歷史教訓如此健忘或選擇性失明的民族，只能在“重慶模式”的黑色怪圈中越陷越深。
事實上，就在審判薄熙來期間，“重慶模式”在中國大行其道。紅色法西斯的精髓在於黨國和宣傳體制的高度一體化，在於國家宣揚某種“真理”並用專政機器消滅一切不同思想和言論的能力。極權主義雖已不合當代中國時宜，但是極權體制資源卻一直保存完好，隨時可被另一個薄熙來激活。
今年五月以來的反憲政逆流即可被視為一種“唱紅”，對許志永、郭飛雄等活躍人士的打壓則是對公民運動的違法構陷，而近日對秦火火、薛蠻子等網絡名人的拘捕算是“打黑”或“黑打”的翻版；此後各地大肆圍剿“網絡謠言”，河北清河女子只是網上詢問“聽說婁莊發生命案了，有誰知道真相嗎”即被拘留一周，可見專政機器對言論的管制已較“重慶模式”有過之無不及。只是這幾件事當局做得均不如薄熙來案漂亮，不僅未能博取多少掌聲，而且還把自己放在正義力量的對立面。
陳有西律師說得好，“重慶模式”就是“中國模式”的“加強版”；重慶那些事在全國各地都算不上新鮮，只是薄熙來為了自己的政治仕途讓“重慶模式”高調得有點出格。它與其說是薄熙來的遺產，不如說是毛澤東的遺產，只是薄熙來將其復活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要感謝他，因為他向我們展示了紅色法西斯中國的真實可能性。
雖然網絡極大豐富了中國人的思想和信息來源，解凍了極權主義社會土壤，公民獨立思維開始形成並帶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是組織化的公民力量仍然十分脆弱，並只能在體制壓抑下艱難成長。相反，毛澤東的群眾基礎卻在官方宣傳扶持下顯得相當豐厚；毛本人仍然被官方視為“救星”，即足以說明問題。“師爺”健在，安能委屈了“徒弟”？薄熙來的倒台及其模式的破滅只是“一個巴掌打出來”的偶然事件。下一個“薄熙來”登場的時候，很可能沒有“王立軍”陪伴，中國還有這麼幸運嗎？為了不讓大大小小的“文革”式鬧劇重演，理智清醒的中國公民能做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