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月
无论是个人、企业、社会、还是国家，信用就是第二生命。没有信用，个人就会众叛亲离，企业产品就会无人问津，社会就会道德败坏，国家就会……。以政治家为例，虽然要政治家不撒谎比登天还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是在今天的大多数国家，政治家敢在重大问题上违背诺言，其政治生命也就基本结束了。老布什只加了一次税，就输了第二届总统大选，因为他曾经许诺“决不加税”。
历史上的强国，无一不以信用立国。秦朝商鞅徙木立信，秦终成强国统一中国。然而到了二世，指鹿为马横行，国家信用透支。于是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百姓不信官家信謠言，纷纷响应，庞然大物就此崩溃。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亡。但中国古人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并没有改变正在高呼弘扬中华文化，做着强国梦、复兴梦、……梦的党。尽管它们嘴上常常说: “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但回顾历史，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们遵守诺言的例子，所看到的都是一次一次的欺骗。
战争年代，党以“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但到了50年代，党马上就以集体化的名义，强迫农民交出私人土地，又以公私合营等名义将其他私有财产全面国有化。这一次，它们又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承诺: 社会主义了，你们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子女教育，政府全包了。可到了半个世纪后的“盛世”，尽管GDP已经成了世界老二，它们还是再一次推翻它们的诺言，无耻地把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教育，全推回给了老百姓。而当年的私有土地和私有财产，却不还给老百姓了！撕毁合同不还本金，它们还嫌不够无耻，更以经济建设的名义强拆强征，变本加厉地进行第二次抢劫。上下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这么彻底的抢劫，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全世界的大盗加起来都只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战争年代，党以“民主、宪政、自由、普选”的口号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可执政后一阔就变脸，58年它们引蛇出洞，把敢于要求它们实现诺言的人统统打成“右派” ，迫害了二十年。如今它们干脆扒下了最后的遮羞布，开始疯狂地批判 “民主、宪政、自由” ，居然肆无忌惮地干起了连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之流都只是想干而不敢干们事。当年党报“新华日报”的社论，白纸黑字证明了它们的无耻。那些文章可是比今天大V，民运人士们的言论更加激进，而且无须更改一字，字字珠玑、篇篇针对今天的时弊。发表到网上，马上可以让作者入狱。(文后附当年“新华日报”社论)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成了见花就折，邓小平的“共同富余”成了权贵独富。江泽民的“独生子女政府养老”成了以房养老。而国家根本的、最重要的合同------“宪法”更是集谎言于一身，从太上到警察都可以任意践踏。政治、经济两大领域统统靠骗人维持，它们还有什么话是真的?
仔细读完它们的历史后你可以发现: 独裁者真的听不懂文明的语言，它们只相信枪杆子。只要你要有实力，它们的诺言就比真金还真。你没有实力，或倒霉失势了，那它们的诺言就比放屁还不如。香港硬是等到条约到期后才收回，而保障民族资本家财产的许诺，土改时的许诺，一到政权稳定下来马上就全盘推翻。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生前，中国领导人口口声“无条件支持”，等到他被乱枪处决后，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
是地球人都知道，千万不能与言而无信的人共同生活，最好连交集都不要有，否则你会被吃的骨头都留不下。问题是没有公民权的中国人民有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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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新华日报” 部分社论)
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号召人们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文章指出，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的枷锁：“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 。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