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孙经先“饿死3千万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谣言
孙经先原文与点评（斜体为孙经先引文，黑体为点评）：
（孙经先）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墓碑》书中有两处提到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 在提到常熟本应“常熟”处，没有标明来源。在第二处，明确标明是根据常熟志中的数据计算。孙经先把“计算”篡改为“记载”，然后公然造谣。《溧水县志》之说同。孙的做法是伪造《墓碑》的原文（加引号），然后进行诬蔑。
《墓碑》原文：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相繼發生因缺糧 而導致的嚴重死亡事件。寶應縣4萬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一定的責任」。在1959年上半年，本來很富庶的高淳縣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後，寫了報告 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 了，要反右傾了，你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 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後，談起高淳的情況， 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 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 非正常死亡 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地委《關於第四次生活安排擴大會議 的報告》中說：「最近個別地區因多種疾病引發的浮腫病約有15000人，婦女子宮下 垂3000多人。
縣志是官方定稿的公開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況。據《溧水縣志》199 年版第94頁記載的數字推算，三年間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據《常熟縣志》1990 年版第1030頁數字計算，在3年間非正常死亡11000多人。
《墓碑》关于江苏省饿死人的关键性数据， 孙经先没有任何质疑。 怎么可以说“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呢？
江苏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可以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作一下推算。设某年平均人口为上年底人口和当年底人口的平均数。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4273.89万、4267.59万和4244.52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18.33万、37.78万和13.12万，合计则为69.23万。（此外，由于饥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采用同一套数据进行计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万人。二者相加，则是大饥荒结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272.12万人。
《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和《江苏统计年鉴》略有差别。依据这套数据计算所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79万，少出生人口192.06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的损失为255.85万人。
综合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近似的认为，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70万人，少出生约200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270万人。
《墓碑》中关于江苏饥荒的描述，还有大量的关键性饿死人数据，孙经先为什么不质疑？如以下例子：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孙经先）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墓碑》原文：
据《高邮县志》第61页及162页数字推算，1959年非正常死亡16000多人。高邮县两位县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多人。1961年，又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
《墓碑》已经说明总死亡数是根据县志数据计算。孙经先不服的应该是儿童死亡人数。手头没有《高邮县志》，待以后查证。但是根据孙经先一贯的做法，孙经先撒谎的可能性极大。 丁抒的《人祸》关于高邮有这样的描述：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
另外我国在1957和1963年进行的死亡情况调查结果请见下表：
表一、中国死亡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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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0-4岁(％) 50岁+(％) 死亡人口年龄中位数(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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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42.3 35.9 17.6
1963 46.1 34.8 9.6
1975 14.3 67.3 63.2
1981 15.9 64.7 62.0
1987 14.4 69.1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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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转引自《中国人口–总论》(袁永熙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第164页
（孙经先）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县志没有记载就是伪造的？！ 县志是公开出版物，研究者根据其他资料比较发现有的县志极力缩小死人数据是很常见的。 看看《墓碑》怎么说？
1960年6月，在餓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縣（屬銅仁地區），農民群起暴動。帶頭的 有幾個是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但農民手無寸鐵，很快被鎮壓下去。擅自開倉放糧 的縣長飲彈自殺。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檔案開放後核實。
（孙经先）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墓碑》明确说明，临夏市的死亡人口计算数据来自档案，孙经先为什么不查档案？县志是公开出版物，有的县志极力缩小死人数据是众所周知的。
表2-2和表2-3，對當年的死亡情況有一個不完全的統計。這兩個表是甘肅省委有關 部門1960年12月23日製作的，現存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當年這個人口數據和1990 年代出版的《中國人口．甘肅分冊》中的數據略有差別。
表2-2 1958年－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情況 1960年12月23日統計
說明：1957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數：142044；死亡率：1.12%。
據表2-2，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死亡人口849238人，1957年為正常年景，死亡人 口為14.2萬人，按這樣粗略推算，在近85萬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約有43萬人。這 樣，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僅有40多萬人。這個數字與實際情況相 差甚遠。以臨夏為例，表2-2中臨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和1960年兩年死亡人數為46376 人。而據臨夏市工作組的總結，僅這個市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臨夏市僅是臨夏回 族自治州的8個縣級單位之一，而臨夏市在這八個縣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據表 2-3，和政縣死亡人數比臨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縣的死亡率是30％以 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肅經濟日報》一版上發表的副省長 員(上為厶，下為貝)小蘇寫的《正確認識甘肅糧食問題》一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 難時期，「甘肅因缺糧餓死上百萬人」。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 國強三人到通渭、會寧、定西、寧靜、西海固地區採訪，他們得知，在三年困難時 期，這一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餓死人數，最少已近百萬。由此可見，甘 肅省全省餓死人數在１００萬以上。
表2-3 1958年－1960年14个县市人口死亡情况 1960年12月23日统计
这个资料虽然缩小了数字，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饿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饿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个县、市，占14个县市的42.9％。而且表明，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反右倾，死亡人数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孙经先的5，6，7，8，9条所谓的反驳，无非是说杨继绳把总死亡说成了饿死，有的甚至是孙经先捏造的。大致分析一下。
（孙经先）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 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 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信阳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极力盖子。随着调查的深入，饿死人数越查越多。后期的报告死亡数字比早期多，地方的报告比中央调查组的多。而且当时调查组查的就是非正常死亡。 《墓碑》中说饿死436882人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调查组的结论是信阳事件死亡人数在100多万！
信阳事件饿死人的数据在不同阶段的报告数字太多，不一一列举。可见：半年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
捂盖子的例子：
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 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还下通知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 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 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 18000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多 人，占总人口的10％。”
（孙经先）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当时的报告重点调查非正常死亡人数，而且统计的时候往往人为低报。以下报道证明陈振亚报告中的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
原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已被停职，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正在这里负责组织工作，马维民是来接替陈振亚的。“我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好转，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注3）先后下发，不像之前死那么多人了。”马维民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6万。（韩福东 《亲历七千人大会：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墓碑》中还说：
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按郭书田四分之一的估计，以1957年380711为基数，则饿死95178人。这和陈振亚说的1959－1960年两年饿死60245人大体相符。
（孙经先）8. 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先看看《墓碑》的原文：
共产风给无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中写道：“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减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万以上。”谢贵平调查结果是，全县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
再看看《无为县志》的数据（安徽全省地方志都已经上网）。孙经先说“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个数据那里来的？是不是恶意编造？县志明确说明1959年死亡人数是86278人！是不是孙经先为了诬蔑杨继绳而把县志数据篡改了？！ 《墓碑》的资料与县志1960年死亡数的差别更大（126524人 vs 41703人）,孙经先为什么哑口无言？！ 就因为1959年的两个数字凑巧比较接近（但不相同）？！ 太卑鄙了吧？！
为了不冤枉孙经先，我特意按照 [（年初总人口+年末总人口）/2]* 死亡率 = 当年死亡人口 的关系检查，结果县志记载死亡人数确切无误是86278， 比孙经先编造的记载（82278）多4000人！至此，孙经先文痞的面目已经很清楚了！
注意：（1）杨继绳《墓碑》给出资料来源，而孙经先引用时故意略去资料来源。（2）孙经先对县志数据造假。（3）公安局的数据是内部数据，县志是公开数据。很多资料已经表明很多县志在编写时往往缩小死亡数据。还是举安徽的例子：
无为县1960年死亡率：
报公安部：182.30‰ （《墓碑》）
安徽省人口志：158.29‰ （http://60.166.6.242:8080/was40/i … amp;channelid=16273）
无为县志： 56.52‰ （http://60.166.6.242:8080/was40/i … amp;channelid=44494）
《无为县志》人口数据见下表：
（孙经先）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看看《墓碑》怎么说，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墓碑》明确说明“扣除正常死亡率１％以后”，由此可见是孙经先诬蔑造假。
以下为《墓碑》原文：
大饥荒使得福建省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l-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三年“大跃进”前后几年，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数为11万人，而这三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约为22万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万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万人。两项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87万人。经济损失约80亿元，耽误时间七八年，这就是福建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和所付出的代价。
（孙经先）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 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 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孙经先既不知道５７年的人口总数，也不知道当时县级及以下的行政区划变化，剩下的就只有胡说了。
注意几点：
（１）从大跃进到现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变化频繁，大跃进时的专区和县的管辖范围，比现在往往大得多（大跃进时信阳专区管辖现在的信阳和驻马店市。大跃进时现在的株洲市各县，长沙的宁乡县都属于湘潭专区。从县级区划来说，那是的贵州湄潭县是管辖现在三个县的大县）。
（２）因为行政区划的变更，１９５３年的人口数据，不一定说明１９５７年的人口数。因为人口变动除了自然变动（生死），还有机械变动（迁移，行政区划变化）。
（３）因为孙经先不知道１９５７年涪陵专区的总人口，后面的话也就是一贯的信口开河了。
关于四川，《墓碑》中有更关键的数据，就在提到涪陵专区的同一处：
（１）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考虑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
（２）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1961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红光社，1958年有4020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3周年的日子里，还剩2750人，净减1245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３）根据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中的数据，采用本书“大饥荒 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中提供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 “正常出生率”，再用年度平均人口数，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时，取前3年（1955－1957）和后3年 （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正常死亡率为11.12‰；正常出生率为35.90‰。 计算结果表明，在大饥荒期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800万人，少出生人口600万人。《中国人口》这套书中的数据也是官方提供公开出版的，与实际情况有差距。因此，上面计算的结果也比实际发生的要少。
结论：《墓碑》一书引用政府档案，县志和其他公开出版物数据数以万计。由上可见，孙经先实在没有办法找出《墓碑》的错误。为了蒙蔽人民，竟然用欺骗的手法，编造谎言，以期达到他们否认大饥荒的目的。网上的毛左还津津乐道，可笑可悲可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