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

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

 

昨日早上走进清华园甲所第二会议室，为清华大学国学管理研究生课程班讲座一天，谈曾国藩的文武事功与成功之道，听众的兴致颇浓，课程的管理者也在陪听始终。原计划上午与下午各讲一场，不意听众与管理者要求晚上再加一场，为不让彼等扫兴，只好遵命。虽然我是带着医嘱与三种药物而来的，但毕竟还没有学会谢绝他人（CCTV“百家讲坛”的邀请除外），一天之内讲完近9个小时，回到家里就感觉很累，毕竟已不比20多年前某日为家乡益阳的电视大学授课时连讲授提纲都忘了带却能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3小时都能坚持的时候了。

下午有个细节倒是让我有些震惊，也让我有些忧虑。当我讲到我的湖南同乡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荒谬,对他的相关言行进行理性批判时，有位自称1990年从清华的工科本科毕业、在美国高校还教过书的中年女士打断我的话，以生气的口吻说：“我不赞同你这样说毛主席，毛主席是我最崇拜的人，他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让中国人有面子，让人民对他感恩，至今为止，很多民众都没有忘记他，都把他当神崇拜他，可见他有多伟大！你不知道有多少下层民众至今还感激他。”我说：我知道有很多民众像你一样感激他，崇拜他，但究竟占多少比重，还需要通过调查与统计，进行量化，我看未必就占多数；她和民众崇拜毛泽东，并不能说明与毛泽东真的那么伟大，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请她针对我的论据质疑，提出新的论据，而不是拿我的论点表态。她两次毫不客气地强调说：“你虽然从小背了很多毛主席的语录，你并没有读懂，没有领会其中的实质，才会这样。”我则以请教的语气轻声地笑着设问：“你能不能先拿出证据来，指出我在哪个方面没有读懂毛泽东的语录？我会很感谢。”她不正面回答，却把话扯开，总有话说。她让我开了眼界，原来还有这样的留学归来者，我继续耐心地回应她：且不说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地主、富农是靠剥削别人起家，还是靠勤俭持家，毛泽东所分的“地主”与“农民”之间除了家产的区别，还有哪些所谓阶级的实质性的不同，毛泽东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是不是就可以让劳苦大众挨饿，甚至饿死，还饿死数千万？在他统领中国27年内，被饿死、整死和自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该怎么看？她说：“那都是海外的民运分子说出来的，我们很多留学生都不信。”我说：“这与民运分子毫无关系，那你觉得究竟死了多少？如果死得不多，为什么官方还不允许研究？”她又把话扯开，说民运分子如何如何坏，内部如何勾心斗角，再三强调毛的贡献，就是回避论据，我说，我与你说的民运分子毫无关系，民运分子是否勾心斗角与你我讨论的问题也毫无关系；至于对毛泽东与所有历史人物乃至现实人物的评价，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哪怕是61年来的历史，还有很多重大问题讳莫如深，还没有把一些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只搞选择性的真实，还不许学者研究，这恐怕不太好，至少是底气不足，反而更加容易引起猜疑。她说：反正我不赞同你的观点，毛主席就是伟大，他领导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争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是了不起。我就提醒她：“就国家地位而言，1949年并不比1945年更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之一，我们就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与常住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国家地位就在1945年基本定型，1949年只是解决国内两党谁来主持国家建设的问题。我说的不一定对，欢迎继续批评，但需要论据。”

 

彼此讨论的时间比较长，她一直以生气的口吻，我则耐心地回答她，算是很有绅士风度了，如果对方是男士，或者是法大本校的学生，也许我会以师长的口气提醒对方，请注意说话的方式与讨论问题的有效性，还要学会尊重职业历史学教授的存在，尽量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轻易否定别人。

最后，我还真诚地感谢她，是她让我知道，在留学生中，还有她这样对毛泽东如此庇护和一味崇拜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尽管我敢断定，像她这样的留美归来者不可能有什么代表性，只具有个案与典型的价值。在此之前，我也见过不少留学海外的工科出身者，在我的本科弟子中，还有留美之后改学商务、电子、机械等专业与行业的，我在国外也接触过不少各科留学生乃至终身教职的定居者，却没有见过像她这样依旧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激情澎湃者。我也诚恳地邀请她：我已计划在我们法大的昌平校区约集具有多学科背景尤其是喜欢阅读与思考的三位青年博士（除了我的弟子——历史所的邓文初副教授，还有马克思主义学院解启扬副教授和胡尚元副教授）同台，用多种声音与本科学生展开真诚的对话，就谈毛泽东的事功真相与评价方法，各抒己见，主讲者之间也可以互相争辩，我争取到场担任主持人，欢迎她去参与对话和质疑。这是我想了很久的一个计划，我想把这样的对话真诚地献给昌平校区的本科学子们。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尽快打破基于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与思想洗脑所造成的毛泽东神话，如果不对毛泽东这样至今影响现实甚深的历史人物获得一个基于史料与逻辑的理性认识，那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与学术创新，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云云，就无从谈起。

我自量平庸，此生做不了别的，如何让更多的学生用自己的眼睛阅读资料与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问题，尽快变得聪明起来，让外人真正瞧得起我们中国人，这是我从教28年来所守候的的一个坚定信念，个人得失在所不计。遥想当年梁任公在与乃师南海先生作对，向孔孟之道发起挑战时，公开宣称：“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梁任公的学养与才情绝非平庸浅陋如世佑者流可以望其项背，然而，梁任公的这份胆量在我的身上倒是存在的。向权力说真话，在西方国家就如家常便饭，平淡无奇；但在我们可爱的祖国，与其说是胆量，还不如说就是责任和操守。

晚餐时，我有幸与这位女士同桌，大家还在提到讲堂上她与我之间的那个争论。我笑着对她说：“真的感谢你提出不同意见，可以活跃讲堂气氛，让我知道还有你这样的海归者，也有助于我做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思考与回答，不过，你说话时有些生气，这没有必要，我却始终在耐心地陪伴你讨论，我没有生气，但你真的很坚定，我连这一点都丝毫不能影响你，哈哈。”听我这么一说，她表示歉意，我却坚持说“谢”，这不是假话。只可惜她说有事，没有出席晚上的讲座，不能与我继续讨论，让我晚上的单元变成“单口相声”，其实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我把内容稍作临时调整，颇有针对性地就评判历史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标准、方法论等问题作比较系统的阐述，亮出我的底牌，比较系统地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讲完之后，在场听众都感到更有收获，包括讲座的组织者小张老师。有一位还说，今晚幸亏延长了，他的思路更加清晰了。不管他们是在说客套话，还是真话，对我来说其实都并不重要，我最想知道的只有一个问题，虽然我的家庭并不像某位家长（中组部一位干部）所盲目估计的：“郭教授的家庭肯定在毛主席的时代受到过迫害”，但究竟有多少有知识有文凭者不是出于家庭利益、党派利益与个人好恶来臧否毛泽东先生的。

东道主派车送回牡丹园寓所，已经不早了，我带着疲惫，一边接应电话，与国际法学院学生协商近期在昌平回应一个讲座之约，就谈法科学生还并不熟悉的近代政治与外交的重要人物伍廷芳，拟题为《法学素养与国家建树——近代中国留洋学法第一人伍廷芳的智慧与人格魅力》，给他们补课，一边仍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一个留美归来者都是如此无视论据，只缠论点，只顾个人感受，还自信得很，那么，我们该怎样去说服那些至今把毛泽东当神供奉的普通百姓，怎样引导他们除了高歌《东方红》，更要引吭齐颂《国际歌》，说服他们朝前看呢？

只顾忙讲座，忙没完没了的思考与答问，却把家母忘了。作为独子，几天没给远在家乡益阳的孤苦娘亲通话了，原本约好今天要拨的。娘亲把我拉扯大，把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吃过很多苦头，如今已是风烛残年，依然不愿离开益阳小城，杭州的山水也罢，北京的权力也罢，她都毫无兴趣，顶多来看一次就完事，还吵着回老家，还不知她已睡了没有。

内疚归内疚，收获归收获。此次清华之行让我获得一个新的发现——只讲论点，不讲论据的人，就是不讲道理的人，就无异于古人所称的“妄人”。至于他们识了多少字，留学过什么国家，都与此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