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曾以电视片《河殇》蜚声中外，也是六四中被中共重点通缉的流亡者。2009年香港《开放》杂志编辑金钟对苏晓康先生进行了专访，在其撰写的《告别中国二十年》中详细记录了苏晓康在访问中回顾八九年经历的文学与政治的冲突、逃亡的经过和来到西方后的不幸遭遇。有不为人知的内幕，坦诚的内心自白，情理交融，娓娓道来。是追求自由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一份真实记录。全文如下。
问：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很高兴有机会访问你。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有一个七名知识份子的通缉名单：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你居第五，也是唯一的被通缉作家，究竟你是凭甚么“晋升”到这个名单之中？
苏晓康：这个名单是当时政治局常委所定，“八老”有几位出席会议。这是继通缉方励之夫妇、二十一名学生、三名工人之后的一份秘密通缉名单，发到县级公安、机场、码头等地。我是王震点名而上名单的。八八年九月，王震让他的大秘书唐玉向人民日报老总谭文瑞传达对电视片《河殇》的批评，其中有一句“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谭即以内参发政治局。广电部找我和夏骏传达王震的批评。我听后马上调查《河殇》剧组，是否有人父亲被镇压？一个也没有。后来，到了海外，我才知道，王震指的是赵紫阳。赵父是否被杀？我不清楚，反正是死在共产党手里。
问：最近公布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有提到赵与《河殇》。在八八年十月三中全会上，王震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共正式批判，赵没有理会。李先念说“鲍彤是支持《河殇》的无赖”。赵说“王震没说的比说了的更多。李先念提及鲍彤实际上在说我，暗示我支持《河殇》。”赵和鲍彤是不是支持你拍《河殇》？
苏晓康：这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一个新细节。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王震骂《河殇》是受秘书唐玉的挑拨，赵在中央全会上打断王震发言，说今天不讨论《河殇》，王震的意见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央，当众扫了王震的面子，王震恨赵。中央台八七年第一次播《河殇》时，四个中央领导赵紫阳、李鹏、杨尚昆、李先念来调片子看。中央台得到的反馈是：赵说“干吗骂老祖宗呢？”杨尚昆大加赞赏，说“全体干部、战士都要看，解放思想嘛”，李鹏、李先念没有回音。赵的态度是不欣赏《河殇》，鲍彤的态度，我不知道。但从和《新观察》戈扬的接触中可以感到他们是保护我和《河殇》的。（但）正如赵紫阳录音所说，说他和鲍彤下令制作，发到全国，“完全是虚构”。从赵紫阳与宗凤鸣谈话中也可以看到，赵要撇清和《河殇 》的关系，他不同意批判传统。这甚至使我吃惊。
苏晓康：戈扬（新观察主编）告诉我一事。在《河殇》之后，我写了《乌托邦祭》，是关于庐山会议的，二十五万字。江西出版后不准发行，全部封存，打成纸浆。戈扬知道后，要我给她一个十万字的书稿，在《新观察》上一次发表。我给了，戈扬在发排前一分钟，给鲍彤打电话，鲍说，《河殇》已使他们焦头烂额了，还要发《乌托邦祭》，我们就保护不了他了。还有一件事，赵紫阳在当众抵挡王震后，见新加坡李光耀时，送了一套《河殇》给他。赵说，“听说你们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电视片批判传统，送给你看看。”此事上了“动态清样”，给政治局委员看的，大新闻单位有，我看到了这一段。传说是赵对王震的反驳。
问：《河殇》引起巨大轰动，又被政治化，当时我们在香港也很关注，缘由何在？
苏晓康：说说由来，可以看到没有政治背景。事情和当时的“河流片热”有关。《话说长江》一片收视率奇高，使中央台大赚。那时日本NHK要买黄河的拍摄权，出一百万美金，没人敢拍板，最后由邓朴方拍板，卖了。但由中央台与NHK合作，从河源到河口各拍一套。电视片的灵魂人物是剧作者，解说词很重要。中央台的黄河片由负责纪录片的副台长陈汉元负责，他认为拍得失败，没有竞争力。后期制作下游解说词由我写，我建议从文化角度切入，导演害怕太敏感。在我们争论时，年轻的夏骏支持我，他看出我的心意。陈同意让我出六集的方案，于是我编剧，夏骏导演的《河殇》就这样出笼了，放在五十集《黄河》之后推出。可见《河殇》制作，纯为票房，与赵紫阳完全无关。
问：那么，《河殇》究竟有甚么敏感之处？苏晓康：我的构思是，要找到黄河在中国文化中的符号与象征意义。黄河和长江并列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是她更具中国文化的性格，虽滋润中国几千年，但又暴烈、任性、泛滥成灾。我形容她是“狂暴的巨龙”、“母亲变成暴君”，犹如“东方专制主义”。这些意念要从黄河的具象中提炼出来，而又要和改革形势相配合，提出黄河走向大海……片子出来，各省电视台都转播，总共有上亿的观众，反应热烈。各大报都登了《河殇》解说词。不幸片子的成功竟和高层权力斗争挂上了?恰Ｖ鞴芤馐缎翁?的胡启立由《河殇》事件发出指示：“中央以后不评定一部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由文艺和评论部门自己去讨论。”
问：我当年读过《河殇》剧本后，感觉这是一部“政论片”，论述气势磅礴，含有很深的批判性，和对西方文明（蓝色文明）的向往，引起麻烦，势在难免。
苏晓康：争议是正常的。但被老人帮拿来攻击赵紫阳支持自由化，那是没有根据的罗织罪名。赵回忆录指《河殇》成为倒赵运动的借口。因此《河殇》事件是一个文化迫害事件。和文革中借文艺批判来打倒政敌的做法没有区别。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和政界也没关系，不说赵紫阳，连鲍彤、陈一咨都没有见过。
苏晓康：我介入八九学运，可以说是有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代表性。胡耀邦去世那天（四月十五日），我正在包柏漪官邸的一个派对上。见到刘心武，他对我说：“大事不好，胡耀邦去世了。”我怔了一下，预感有大事发生。出来晚上车子还特地在天安门绕了一圈，没事。可第二天，学生们闹起来了。我决定不介入。十九日晚，有北大青年教师来敲门，说新华门打死了学生，你们知识界为何还不站出来？说学生们都是看你们的书受启蒙才起来的。我深感内疚。觉得知识份子应该站出来，第二天包遵信发起声明，我签了名。当时我在搞《河殇》续集，这事儿是金观涛八九年春节在北京约我吃饭而起，说一定要拍。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叫我去，决定搞第二部。一天刘小燕来电话，说郑义、赵瑜搞天安门游行，要我一定来。 太太不要我去，我去了。见一大车人，都没街头运动经验，正好那位台湾人黄顺兴来了，教我们做肩带，我披上“河殇作者苏晓康”的带子，就上阵了，还有刘再复、严家其等。
苏晓康：是。五月十三日，戴晴邀我去光明日报座谈会，十三人，有李泽厚、温元凯、严家祺、李洪林等。会议主持说奉阎明复统战部部长指示请各位来。原来是阎明复和戴晴商量要请我们这批温和派出面调停学运。那天也请了学生领袖王超华来，她哭着说，“请诸位老师说服学生，广场已失控了。”我很感动。大家同意发一个声明，由我当场写就，主张政府与学生对话。接着我们这一群在夜色中，去到广场，一排地站在那里，我看到有人发抖，有人语无伦次，只有温元凯讲得好。我也讲了，拍学生马屁，说他们教我们搞民主，也劝他们不能傻，占着广场不走。完了又回统战部，阎明复、李铁映接见。坐阎明复的车，和戴晴一道回家，记得戴晴在车上和我说过一句话：“如果劝不了学生，咱俩都得蹲监狱。”
问：五月十三日，可是学运一个大日子：在广场绝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运动滑向六四。绝食首先冲击了戈尔巴乔夫十五日的来访。十九日中共宣布戒严。这几天，你在哪里？
苏晓康：十三号的广场之行，我感到这场狂热运动已经不可能控制了，心里凉了半截。我躲起来写《河殇》续集，做二千分钟前期拍摄资料的后期合成。剧组在翠微路的炮兵司令部内。我当时的职称是“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剧组的后勤由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负责。我在剧组一直搞到五二○戒严。那天凌晨，我和夏骏上街，哗，人山人海。那晚的党政军戒严大会，就在炮兵司令部隔壁的总后大院礼堂召开。广播在播李鹏恶狠狠的讲话。我对夏骏说，我要走了。他送我到地铁口，我嘱他好好保存那二千分钟资料。我进入地铁，从此在中国消失了。
问：那是五月二十一日。（苏：对）离六四还有十多天，你那样早就开始了逃亡？
苏晓康：没错。我比他们都走得早。为甚么？这里有原因。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到香港，一百天，这是我的空白。不能说。我先说说前因：一九八八年公安部内部就有一份知识界十种人的名单，第一种是方励之，我是第六种，叫“以苏晓康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势力”，其他还有王军涛、陈子明一种，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一种。我看到这份文件，简直脊梁冒汗。我相信只要有风波，就会照单抓人。四月中，我去上海领奖曾躲了一星期，后赵回国，世银讲话，以为学潮平息了。“四二七”大游行，我回到北京。方励之那样谨慎，我估计他也知道这名单，他去山西躲过一阵子。
问：你逃亡一百天，有没有可以透露一点的故事？毕竟过了二十年。
苏晓康：我也是“黄雀行动”救出来的。得到过许多无名的好人帮助。在外面的人可以露面，但大陆人不能。帮我的人，有的从来不认识，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有一位陪我时间最长的人，他身份证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当然可能是假的，给我亲切感。他曾是一个师的侦察科长。这一百天，让我知道中国没有神话，帮我们的，都是人，但不是普通老百姓。我会永远感谢他们，无论他们是甚么人。我可以告诉你，有一股看不见的势力，很强大，没有这股势力，我们一个也逃不出来！
问：谢谢。那场惊天动地的运动过去二十年，你今天对八九民运性质的看法如何？
苏晓康：八九年运动，学生，知识份子，高层权力斗争，历史传统……想了很多，说法也不少。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背景被人忘掉了。那就是接班人争夺战。这不是一般争权夺利问题，而是共产党传统与家天下之争。列宁主义这个正统使毛不敢直接指定江青接班，邓小平也要挑红军时代的胡耀邦和抗日时代的赵紫阳接班，主持改革大政，但中国封建传统太深，落在一帮老人身上，如李先念、王震、陈云、邓颖超，他们就是要子女接班。八十年代，他们把李鹏捧上台，已是先兆。六四又是一个机会，要把赵紫阳搞下去。邓用胡赵，老人帮一直抵制，这就是赵录音中强调的“反自由化老人劲头很大”，李鹏六四的劲头也来源于此。
苏晓康：是邓在决策。但李鹏的作用大，因为他知道只有挑拨邓赵关系才能得手，便假报军情，说“学生要推翻共产党”。迫使老邓发“四二六”社论，没耐心让赵平息学潮，学生又不撤出广场，邓最终放弃赵紫阳而求助于八老支持，下令开枪。这是邓最大的失败。但邓又有不甘，看到江太子上台，隔代指定了胡锦涛作为补偿。但邓一死，江又照样隔代指定习近平太子接棒。所以六四以来，显示中共毛邓的个人魅力型、强人统治，还是输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式的法理型统治，今天的中共，是他们的政治遗产，理性冰冷，完全不讲个人魅力。
问：六四民运的失败，有人说是知识份子没有尽到责任，教训究竟在哪里？
苏晓康：知识份子可以做社会的启蒙者，但他们绝无操纵街头运动的任何能力，当时，我们只能做“调停”的角色，但你们看到，调停也是失败的。因为在一个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是零。民间社会也没有发育成长，大家都有一种无力感，而担心赵下台导致“大局崩坏”改革倒退，民众牺牲。因此，知识份子看似恐惧，其实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指责知识份子没有勇气，是很幼稚的看法。在广场方面，学生领袖缺乏政治智慧，邹谠教授说，“恐惧造成的激烈，不顾后果，是反对全能主义体制的过度反应。”“那种毫不在乎战略和政治考虑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只会更大地损害运动的目标。”
苏晓康：邹谠教授的看法是“双方长期处于僵持状态，谁也吃不了谁的状态。然后，经过反覆讨价还价，达成战略性妥协。”当时，这种思路就是要保住改革形势，不让家天下得逞。一句话，不能导致赵紫阳下台。但很多人不这样想，把上层的斗争看成权力斗争。你斗你的，我干我的。在赵亲赴广场讲话中，几乎是哀求学生撤离广场，说情况是复杂的，来日方长，问题的解决要一步步来……已经道明了这种战略。但反应还是对牛弹琴，他们对形势的严峻，无动于衷。而共产党已经磨刀霍霍，要一举全胜，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二十年，他们用经济起飞来挽回以残暴的武力镇压所造成的道义丧失，付出的代价则是支付中国所有的资源和全民族的未来。八九年那七个星期，走完了动员、激进化、两极化、流血冲突，回 到高压社会，改革派失败的急骤过程，酿成了这个你们叫做“权贵资本主义”的苦果。
问：让我们再回到你的故事上来。你到香港，我们有所听闻，十分保密吧？
苏晓康：在香港躲了两个星期，和孔捷生、远志明及那位侦察科长住在跑马地一个高层单位。老鬼也住在那座大厦，他擅自跑来找我们，被朱牧师发现，便将我一人转移到一位女记者家中住了几天。然后，就把我交给法国驻港副总领事家，住一夜，第二天由港府政治部派员送我上机场，用假护照，走后门，登机飞巴黎，那是九月二十日。在香港期间，规定不见记者，不露面，为了安全。但有两次例外，支联会张文光安排一位美联社记者汤姆Tom，要在电话上和我说两句话，因为在大陆认识他，我答应了。汤姆借此发了新闻，说已证实苏晓康逃出大陆。为此，张文光据说“犯了错误”。另一次在法国副总领事家的那晚，和领事两口子聊天，有一位女士在座也和我聊了一阵。后来到巴黎，和联合报记者薛晓光谈起，才知道那 女士就是中时记者江素惠，可见台湾两报挖新闻，争得很激烈。我在港消息走漏，是我短期逗留，提早去法国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专上学联负责人见过一次，为他们支援我们同行的十万元偷渡费签字。
问：《河殇》案涉及到赵紫阳，非同小可，受迫害牵连的亲友多不多？那位夏骏呢？
苏晓康：《河殇》撰稿人还有王鲁湘、谢选骏、张钢、远志明等，张钢本没写甚么，挂了名，害了他，逃到台湾；谢选骏去了美国；远志明后来成了传教士；王鲁湘现在是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跟我合作较多的年轻人夏骏，先是停了导演职务，后离开CCTV，不知所终。他没有监牢之灾。我的家人，父亲没事，母亲受了很大惊吓，非常怕我被打死，天天哭泣，找人要求放过我。她是光明日报老记者，那时，六十五岁退休，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街旁跌倒，脑溢血去世。我太太傅莉在医院工作，上下对她很客气。也找她谈过话，她真不知道我在哪里。也抄过家，拿走了一些东西。
苏晓康：父亲二○○三年三月病危，肝癌转移。我弟要我回去见父一面，我向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等候、拖延好久，回说要父亲申请。于是我弟填好申请，让父亲签字。不幸签完几天后，父亲走了。我才获准回国奔丧，有三个条件：一、不见记者；二、不发表言论；三、不接触敏感人物。我无权拒绝。和太太回北京。遗体告别在八宝山，因父亲同僚都来，不能见我，让我一人在外面，不参加仪式。那种荒唐的感觉，真是不可形容！人走光了，让我独自进去和父亲告别。原来想跪下去三叩头，但在那种受辱的氛围下，心情不允许。向父亲行了三鞠躬。原说可以活三个月，终于没让我见到他。丧礼后，本想多留些时间，给傅莉看医生，却不获批准，要我按时离境，又遇非典，五月初，就逃回了美国。这样，父母先后都 走了，我在中国没有家了，再没有甚么牵挂。
苏晓康：流亡当初，还有幻觉，以为不久会回去。九三年发生车祸后，就断了回家的念头。二○○一年我入籍美国，未来将在海外落叶归根。余英时先生说得好：“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在哪里。”二十年，看淡了。祖国的观念，我是没有了。祖国已被糟踏得一塌糊涂。
问：你爸也算是文化高干吧？他对你的影响怎样？父子间的互动如何？
苏晓康：父亲苏沛，早先是浙江日报编辑，一九六○年调红旗杂志，陈伯达手下，文革下五七干校，七五年起跟邓力群，文革后到了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观念上是左的，对我在报告文学上的成功还是相当高兴、自豪，但我不断惹麻烦之后，他担心了。劝我不要太天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对于《河殇》的事，他相信与赵紫阳有关，要我不要和赵紫阳搞在一起。他知道高层斗争的残酷与隐秘。似乎他对国家的问题也很清楚，表露“说也没用”的情绪。对于我流亡在外，他的看法和母亲不同，说“回来干甚么！”他坚决反对我屈服式地回去。政治上，和父亲没甚么交集，他在那个圈子里几十年，性格已很深沉，不动声色。一肚子学问，一手好文章，看他在干校给我们的信，真是一种享受。他一生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心里 面很看不上胡乔木那些大秀才。
问：晓康，你也在西方消磨了二十年。比起你在中国的八十年代，创作了那么多出名的作品，会不会感到这二十年的可惜和失落？
苏晓康：八九年我四十岁，正是创作的高峰时期。八十年代那确是我难忘的十年。在西方这二十年，我和其他人有一点不同，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和傅莉在水牛城附近遭遇一场严重车祸。在那之前，我的状况可以说是“飘飘然”。初到巴黎、美国，到处演讲、开会，到处是鲜花、掌声。那吾尔开希、柴玲就更是不得了。没有失落感，不觉得完了。刘宾雁当时估计五年中共垮台，被人骂盲目乐观，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看的。和大陆逃亡时在一间屋子里躲三十多天的困厄相比，我们受到的欢迎，只是令人陶醉，心里乱糟糟地，当然写不了东西。没想到我在大陆的知名度，比不上在海外。尤其在台湾受到的追捧，使我忘乎所以。普大的中国学社简直成了一个“流亡渡假村”，周末Party喝酒、唱歌，唱的都是文革歌、大 陆歌，大家都废了武功，无所事事。傅莉九一年出来，见到我那种浮躁的生活，非常愤怒。她要我去读书，多家名牌大学都会接收我。我就是不去。一场车祸彻底打碎了我的“飘飘然”，比好多人更早地回到现实中来，考虑个人家庭的前途，面对严酷的命运。
问：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遭遇。
苏晓康：车祸后，傅莉瘫痪，我虽早复原，五年中处于昏沉沉的状态，好像看到了黑洞。太太那种状况，让我一年后才哭得出来。医院当时已判定傅莉是植物人，但没有告诉我，怕我受不了、垮掉。我醒来后，曾走到高速公路想自杀，一个信念战胜了我：要尽一切可能救她、治好她。真要感谢余英时先生的慈悲心肠，让我在普大多待了几年，为太太的医疗方便。经过各种各样的治疗，傅莉终于恢复了大部分生活能力。这过程也是自我治疗的过程。经过好几年的耽误，我开始给台湾两大报写专栏，回到我安身立命之地，在写作的快乐中克服内心的忧郁症。懂得了许多车祸前不懂的事。我没有宗教信仰，只有咬紧牙活下来。
我是六四的幸存者，又是六四后一场灾难的幸存者，每想到那些为了我们而付出沉重代价的朋友和不相识的人们，为六四而至今恶梦连连乃至家庭破碎的友人，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们有香港人、大陆人、美国人、有的已经长眠，有的还在默默地做抗拒遗忘的工作。
苏晓康是中国八十年代纪实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981年，任中央台驻河南记者，1985年任北京广播学院讲师，央视记者。作品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具广泛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