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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07 14:26
五八至七八年甘、宁两省宗教工作严重失误的若干记载
部分史书对五八至七八年甘宁两省宗教工作严重失误的若干记载
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杨怀中先生在《回族史论稿》中指出：在极左的年月里，在'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烟''宗教消亡'的理论指导下，把消灭宗教视为回族地区的头等任务来抓，好像只有消灭了宗教，才能使回族人民幸福。
具体做法是拆除清真寺，禁止做礼拜，禁止封斋，强迫回民养猪等。
当时一些地方的口号是：党员带头养，贫下中农说服养，四类分子强迫养。
那时固原地区的歌谣说：“先公粮，后购粮，留下洋芋喝糊汤。”“大姑娘没辫子，老汉娃娃饿肚子。”“有本事上新疆，没本事的下平凉，留下窝囊的吃救济粮。”当时西海固回民在肌锇中挣扎，数万人外流到了新疆，国家不关心这些民生大事，却把消灭宗教当头等大事来抓。……
曾任宁夏宗教局局长，宁夏伊斯兰研究会会长的勉维霖先生主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一书中指出：
1958年到1959年，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在这场运动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反革命罪”、“反革命预谋叛乱罪”逮捕法办了一大批阿訇和回族群众，有许多回族干部也受到了株连；混淆了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界限，干涉和限制了回族穆斯林的正常宗教活动；结合运动进行合坊并寺，各地保留下来的清真寺，只有10%左右，而且有些也是名存实亡；强迫回民养猪、剃胡子、放辫子、不准给亡人裹“卡凡布”等，严重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极大地伤害了回族穆斯林的感情，严重破坏了民族团结和党群关系。
据《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一书记载：
1958年，仅在宁夏回族聚居地区，就平定了所谓“以清真寺为据点，以阿訇为骨干”的“反革命预谋叛乱”57起。侦破中以“点头就算，露头就打”为方针，大搞神秘主义，大搞逼供信；全区逼出所谓“参叛人员”1万多人，打击处理5000余人。
在回族的镇反“补课”运动中，一些人被害致死，一些“叛属”家中因无男性劳动力，在后来的三年灾害时期生活悲惨。
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阶段斗争新动向”，是“封建迷信复辟”而严厉禁止；回族群众被迫转入地下的宗教活动，又被视为“反革命串联”；群众不得不在暗中举行的民族宗教节庆活动与必需的集体性宗教仪式活动，则被定为“反革命阴谋叛乱”，大批回族干部群众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有的纯回族村庄，所谓“反革命分子”之多，甚至找不出一个“政治可靠”的人来担任生产队长或会计，只好从汉民村迁入“干部”来“掺沙子”。………
在将宗教问题上升为阶级问题的政治氛围中，清真寺便成了众矢之的，宁夏原有清真寺1877座，1958年开始进行“合坊并寺”，到1961年只剩下109座，农村的大多数清真寺被关闭，城市的清真寺则被占用。
文化大革命中，清真寺、拱北、回族伊斯兰教经典与文物、回族穆斯林日常生活用品被作为“四旧”而毁坏殆尽。回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被完全剥夺。
这一时期，在回族干部进行“无神论”教育中，一些地方的工作组把回族干部是否放弃自己民族的饮食习惯作为衡量这种教育效果的标准；有的工作组为了争功，甚至强迫回族干部吃猪肉，谓之“过关”，大多数机关取消了回民食堂……
2000年10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固原回族》一书中记载：在反右斗争中，由于立案随意性较大，导致破案的逼供信，固原地区即定所谓“反革命叛乱和预谋叛乱”180起，涉及民族宗教人士和群众达一万余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1958年10月22日至12月6日固原地区召开的有784名阿訇参加的历时56天的阿訇会议。
1960年5月，一些阴谋家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刘格平、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马思义等十名回族负责干部进行揭发批判，并定为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
把一些回族干部正当的民族感情和回回民族风俗习惯作为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反地方民族主义打击株连了一大批回族干部。
1960年以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将宗教制度和民族风俗习惯混淆起来，强迫回族群众剃胡子、放辫子，改变回族的丧葬习俗。甚至不顾伊斯兰教禁猪的习俗，断章取义地以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为借口，强迫回民养猪，并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对宗教制度的一项大改革，在全区掀起了三次强迫回民养猪的高潮。
在社教运动中，个别地方把回民不食猪肉不养猪等错误地当作“四旧”破除。社教团在回民比较集中的社队，发号召、定任务、按户摊派。泾源县的回民县委书记被任命为养猪领导小组组长，全县强迫养猪2678头，有的队已达到了每户一猪，个别地区有的干部还强迫回族群众吃猪肉。并制定出了“党团员带头养，贫下中农说服养，四类分子强迫养”的工作方针。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内心对此感到极大屈辱与伤害。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所谓“十年内乱”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遭到了全面破坏。
这个时期，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把“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一套理论和政策推到了极端。民族自治区被指责为“人为地制造分裂”“搞独立王国”。
有人提出将宁夏回族自治区改为“六盘山省”，取消了民族宗教工作机构，解散了宗教团体，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全地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统统当作牛鬼蛇神进行人身侮辱和批斗，实行封建法西斯“全面专政”。
民族上层人士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在“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的口号下，在回族干部中继续抓地方民族主义漏网分子。
固原地区的清真寺拱北都遭到拆毁，伊斯兰教经典用品统统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残余和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回族聚居的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全县就拆除清真寺67座，拱北3处。致使固原地区的清真寺几乎全部拆除，所剩下的少数几个寺不是改为工厂、学校或办公室，就是被关闭。
同时把回民相沿成习的习惯、文化传统当作“四旧”破除。
强迫回民群众剃胡子、剪辫子、揭盖头。
回族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汤瓶、吊罐等停止生产和销售。
机关、学校、厂矿等清真灶被撤消。改为一堂两灶。
竟置回民的风俗习惯不顾，生搬硬套汉族地区养猪积肥的经验，再次提出了要回民养猪的口号，认为养猪是回族中一场“深刻的革命”，当作新事物宣传推广，从而掀起了固原地区回民养猪的第三次高潮。
有些地方竞相召开养猪问题辩论会，提倡回民要“闯三关”（宗教关、家庭关、社会舆论关），把回民养猪作为进步与否的标志，看作是民族地区的新气象、新生事物，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批判。
这种极左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回族人民的宗教感情，党群关系日益紧张。
这时正常的宗教活动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被迫转入地下的宗教活动当作反革命阴谋暴乱，把群众散的“也贴”当作筹集反革命经费。
1968年6月11日海原县革委会决定县武装纠察大队到各公社巡回游斗“走资派”“坏头头”，19日游斗到红羊公社时，把灰条沟群众过“圣纪”的宗教活动当作反革命判乱，在抓宗教头头时，乱开枪造成致死群众3人、伤1人的“619灰条沟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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