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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乞降信 李仲公事件
(2010-03-29 10:01:55) 李仲公事件
李仲公是一位近代史人物。他的履历大致如下。
李仲公（1886-1978），贵州贵阳人，18岁考入北京政法学堂，1913年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在贵州参加护国、护法诸运动。1922年再次赴日，在早稻田大学完成学业，1924年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在东征之役中结识了周恩来。1926年7月，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中正出师北伐，曾参与收编贺龙部。后历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委员等职，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起，从事反蒋爱国民主活动，1949年7月在苏州起义。1950年以后，任政务院（后改国务院）参事。1978年因病去世。享年92岁。
事情发生在1929年。李仲公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一位贺龙派来的密使，手持要求转致“主座”的信件，要求回复。以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但是李仲公将所有信件扣下来，未送蒋，也未回信。此事遂无下文。两信内容如下：
（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余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勋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十六。”
（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
李仲公为什么将如此重要的事“留中不发”呢？我猜测，是他把这件事看作“烫手的山芋”，因为他在这类事上吃过亏。收编贺龙之后，宁汉对立期间，武汉方面的徐谦、唐生智将其看作蒋的人，指使贺龙拘禁过他。前一信中开头的道歉，即指拘禁李仲公事。现在这件事办不好，会两头都得罪，致使自己引火烧身。当然他最后还是吃了这个事的亏。
几十年过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贺龙被当作“大军阀”打倒。专案组派人到李仲公家追索那两封信。专案组怎么知道有那样两封信？后来分析，可能是文革前，参事室编辑文史资料的时候，李仲公向参事室同事透露过此事。现在，参事室召开大会，号召揭发刘少奇，也提出了贺龙，形势逼人。但是李仲公知道事非小可，推托说信已经销毁。
专案组天天来，一直僵持了两个月。他们开头很客气，后来就威胁要抄家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仲公和家人商量，找出了那两封信，决定通过一些途径交给周恩来，相信周会妥善处理。但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总负责人，交周等于交专案组。
李仲公首先托人给周恩来一信：“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后，周办公室派人取走两信原件，再过几天，又来人说已收到，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
这两封信被专案组当作贺龙叛党投敌的铁证，也可能促使毛泽东最后作出打倒贺龙的决定。
后来，随着形势发展，贺龙被平反了。李仲公感到要大祸临头。
果然，李仲公被叫到统战部，童小鹏叫他承认信是假的。李说，那不是承认我造假吗？童小鹏给他一个台阶，说也许是别人造假，派人送给你。李仲公不肯承认。
1978年，李仲公病重住院，渐不治。参事室交待家属，如果他不行了，马上通知参事室。
之后，参事室通知亲属在家听取领导上宣读重要文件《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但由于本人病重，家属未将这一决定告知，所以直至他去世也不知此事。
此事似已成定论。但是李仲公为什么和林彪、四人帮成了一伙，蓄意陷害贺龙呢？
据贺龙夫人薛明回忆，五十年代李仲公曾见过贺龙，“李仲公见到贺龙以后很慌张，贺龙揭了李仲公的老底，李仲公灰头土脸”，“自知无趣，赶紧告退。”遂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那么，贺龙揭了李仲公什么“老底”呢？李仲公有什么把柄在贺龙手里攥着呢？李仲公已经死了，而且可以说是身败名裂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然而薛明没有说。
李仲公早年追随蒋中正反共，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这段历史，不管如何评价，都是无法掩盖的，也无所谓老底。共产党也知道他这段历史，所以叫他在参事室呆着，编写文史资料。
李仲公是否有害贺龙之心，尚不能完全排除。当初他助蒋将贺收编，贺反而以怨报德，将其拘禁，他肯定后悔当初此举。后来贺又有投蒋之意（我们暂且认为有此事），他肯定认为此人出尔反尔，故不愿意帮助他。
但是，只要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信真的出自贺龙之手，不管李仲公怎么想，他的行为都无可厚非，于党，于社会，都澄清了历史。
所以，要害问题是那两封信是不是真的，是1929年贺龙的手迹还是几十年后李仲公模仿贺笔迹假造的。这在今天的刑侦技术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文革期间也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李仲公不是摩萨德，他究竟没那么高的技术。
现在，在海外的李仲公之女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见李幼华《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上的文章（本文许多材料出自该文）。有关当局应该给家属，给历史一个交待。
问题是，那两封信还在不在？
如果在，拿出来让有公信力的单位鉴定一下。如果鉴定结果是假的，请李女士立即闭嘴。
但是，我担心，该信已被销毁。如果销毁，成了历史疑案，又怎么办呢？
前两天看电视，说有一个案子，庭审时被告当场将重要纸质证据吞下销毁。对于这一突发情况法官见怪不怪，他们有现成的处理方案，就是要被告，即销毁证据一方提供相反的证据，如果没有，原有证据仍有效，尽管已被销毁。
这就是法律的智慧。
所以，如果该李仲公审查小组销毁了这两封信，而他们认为信是假造的，又举不出证据来，那么销毁行为本身可以证明信是真的。
下面的问题是，如果信是真的，又如何呢？
李幼华女士说，信是真的，也无碍贺龙作为伟大革命家的评价，他当初这样做可能是一种“斗争策略”，假投降。而据我看，李女士还说得过于委婉。
我认为，即使贺在革命低潮年月真的想率部投蒋，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本是草莽英雄，没什么意识形态的背景，在1927年咸与革命，在短期内有所动摇，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根据他以后几十年的表现，仍是共产党的忠臣。
当然，即使真损害了贺龙的形象，那也没有办法。历史就是历史。
出于政治的需要，把一个历史人物或者说成是大英雄，没一点毛病；要不然就是“大军阀”，打倒砸烂。为此，不惜抹了良心，将污血拨在一位毫无过失的九十岁老人身上。这不是罪孽吗？
贺龙当年被打倒，除去根据李仲公提供的材料外，还有晏章炎的检举。
晏是武汉市二十中学教师。其父历史上曾任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临终前向晏章炎交代，说贺龙曾经和蒋介石的招抚大员熊贡卿来往密切，而且有乞降的表示。
文革中晏章炎提供了这一材料，成为贺龙罪状之一。后
来贺平反时，说已查明，贺龙亲自下令枪毙了诱降的熊贡卿，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曾经就此给中央写了报告说明，报告的原件就存于中央档案馆。
仔细思考，这两件事未必有矛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就罢了，还连累了普通教师晏章炎，他因为“诬陷贺龙”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他只是将其父的话转述而已，自己当然无法判别真假。我不知道这件事现在如何评价。
如果文革中有诬陷行为的都如此治罪，我也没什么意见。拿刘少奇来说，第一个诬陷他的是雷英夫将军。他按照林彪的吩咐，第一个写出诬陷材料（全文可见图门、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1993），是真正“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干坏事。但是文革后，他未受到任何惩处，以离休善终，还写了一本回忆录，只字不提他干的坏事。不受惩处的原因据说是他的诬陷材料被毛泽东圈阅了。但是李仲公上缴的信不也是被毛认可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