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很有意思，凤凰网刚骂完薄熙来的大众富裕路线，马上就来表扬毛泽东的大众教育路线。虽然借用的是诺奖获得者的话，但背靠的却是自己网上得来的一手数据。显然,前者骂薄是身不由己委屈求全，被逼的；后者话毛是以史为鉴人心使然，自觉的。
他们引用了诺奖获得者的话，来表达毛时代教育路线的意义。“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既完成了为国家快速工业化提供人才支持，又完成了对广大的普通民众的普及教育。这不啻为一个奇迹。”“阿玛蒂亚·森（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说，“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区别，很容易看到印度不如中国的地方，原因就是：一个是印度没有很好的全面普及的基础教育系统，另一个是印度没有普及的基层医疗卫生系统 -- 而中国这两大基础都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否则这30年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飞跃。”
当我们承认毛泽东大众教育路线的奠基作用时，其实，我们也在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大众富裕路线的奠基性作用。否则，就没有独立的共和国的历史存在，就没有尼克松非要和老毛联合的历史存在。不能因为儿子住上了大楼，就忘了父辈的奠基根脚。只有理性地批判和宣扬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才会不断地发展，才能时时被世人尊敬。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儿不嫌父卑、女不嫌母丑，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简单道理。
凤凰网调查结果：对毛泽东时代教育路线的看法
2013年11月15日凤凰网推出大型系列专题《重读毛泽东时代》之教育篇，截止11月18日，共有6718人参与专题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网友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政策总体来看是成功的。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筑就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论断。从这个看似让人惊异的结论出发，我们回首建国后前三十年，却会发现，在路线的变动和政局的变换间，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既完成了为国家快速工业化提供人才支持，又完成了对广大普通民众的普及教育。这不啻为一个奇迹。但在这个“奇迹”的背后，两种针锋相对的教育思路各自在自己占据主导的时段内造成和积累了难以弥合的缺陷，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教育体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应对这些缺陷带来的困难。这是一座短时间内就构筑起来的大厦之基，直到今天，还需要后人不断对它进行改造和加固。
中国经济腾飞靠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打下的基础
假如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有很不利的经验，同时它也建立了普及的教育系统，提高了人民的卫生状况，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比方说我同事阿玛蒂亚·森（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论述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区别时，经常强调印度不如中国的地方，一个是没有很好的基础教育系统，另一个是没有基层医疗卫生系统--而中国这两大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否则这3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飞跃。同时，如果中国没有一个邓小平，也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所以这跟中国领导者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他明确地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同时他是在模仿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先进经验。邓小平能动员起人民，我想跟“文革”也有一定关系--如果没有经历那么悲惨的10年，大家不可能改得那么快。
建国后全面扫除文盲 扫盲教育获联合国大奖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共扫除文盲2. 03亿，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了15%以下，青壮年文盲降低到5%以下。我国的扫盲工作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84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扫盲奖评选活动中，中国先后有11个单位获奖，其中有6个单位获大奖。
基础教育全面普及 初中毕业生总和接近两亿
三十五年来，普通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专门人才四百一十一万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七百二十二万人；各种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培养了大量劳动后备力量，普通高中共有毕业生六千二百八十五完人，普通初中共有毕业生一亿八千八百五十八万人，农业、职业中学共有毕业生一百一十万人。
大量培养工业人才 顺利完成国家快速工业化
工业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言学院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学院5所、民族学院2所、其它1所。主修理、工、医、农专业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63%。而且建立了一批专业院校，填补我国高等工业教育的空白，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人才。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的目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49年《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很快就过时了。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上，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反映的主要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培养目标。
毛泽东对精英教育的不满：忽视农村 教育不公平
毛泽东成为当时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他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仍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
毛泽东的大众化教育思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冲击精英教育实现教育普及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1958年的教育革命正是在这样三个层面上展开的。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消解，是通过教育的不断政治化，用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政治批判压制“专业化”和崇尚专家的路线；同时，用战争年代习用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方式冲击他所反感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此后，这种以政治动员、政治批判、群众运动为特色的“革命模式”不断再现，冲击和改造正规的学校教育。
毛泽东的第一次尝试：借大跃进进行“教育改革”
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就进入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之中。1956年高等学校的招生，比上一年猛增一倍，达18.5万人，1958年大跃进，招生人数增至26.6万。此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掀起又一轮浮夸风和大冒进，1960年的高校招生猛增至32.3万。全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7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同样，普通中学的数量，从1956年的6715所，到1957年增加为11096所，1958年又翻了一番，达28931所，中学生数从1956年的516万猛增至1958年的852万。
毛泽东的终极尝试：文革中全面普及农村基础教育
“文革”的主要目的的之一是建立新型的学校教育体系，普通中小学教育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文革”中一个突出的意向是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其次是普及大学教育，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其中虽然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但在普及教育方面还是迈出了一大步，农村儿童入学率大幅度提高，成为“文革”中唯一受益方。
毛泽东教育路线的效果：高等教育极度萎缩下中小学教育的最大扩张
“文革”时期的教育呈现一种奇怪的混合:在知识权威扫地、反智主义盛行的同时，出现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大普及。1970年代初，当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更是加速度发展，1976年全国中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6.25倍，初中生增加5.4倍，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共增加了11.3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而以实际的功用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19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19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毛泽东时代学习苏联精英教育的成果：实现了国家快速工业化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面临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缺乏建国经验的中国人，学习苏联模式可以从中找到建设中国美好未来的信心。因为苏联已经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很多主要项目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这些项目所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也要照苏联模式培养为最佳。苏联模式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相配套的教育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缓解了当时社会急需人才与专门人才短缺的矛盾。
苏联式精英教育的缺陷：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 人才既缺又浪费
由于过分经济发展的需要，缺乏长远的考虑，并把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标准，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盲目，直接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专业设置较窄。比如：当时的文科人才奇缺，而理工科学生也因为专业较窄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并且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据相关资料统计：1987年，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中，有353个专业的人才奇缺，总人数合计达到19万人之多，而与此同时也有157个专业人才过剩，这一部分人数也达到了10万人。在这种以经济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指导下，我国的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出现残缺现象，大学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退，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成果：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受教育的劳动力
从社会准备的角度看，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尽管改革前的中国对市场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的，但对基本教育和普及医疗保健并不怀疑。当中国在1979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已经相当高，全国很多地区有良好的学校设施。在这方面，中国大陆与韩国或中国台湾的基本教育情况相差不太远。在这两个地方，受过教育的人口也在抓住市场机制提供的经济机会上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的问题：高等教育受摧残科技落后几十年
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10.5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68.3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52.4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31.3人）。1978年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人员3.9人（当时苏联为18人），电子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12人（日本为40人），农业人口每万人中，农业技术人员4人（日本为40人）。反映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落后了几十年。
完善而普及的基础教育是经济奇迹诞生的基础
通过社会机会，特别是基础教育，来促进经济增长，最早的例子显然是日本。人们有时会忘掉日本甚至在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时，识字率就比较欧洲高。当时日本的工业尚未开始，而欧洲的工业化已经进行几十年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显然得一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后者为人们提供了各种社会机会。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所谓东亚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类似的因果联系。
对教育投入资金的不足限制了教育更好的发展
我国的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特别低。世界各国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15%以上，有的高达20%。而我国历年来教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10%左右。我国的教育投资居于100位以后。教育经费短缺一直困惑着教育事业。《人民日报》曾发表了对津巴布韦教育部长朱惠琼女士的访问记。这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全部财政预算的20%，比国防预算还高。朱惠琼说:“民族的发展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技能，当缺乏这种知识和技能时，民族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
影响教育公平的“阶级政策”到改革开放才改变
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对“人民”的概念逐渐加以区别,划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此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反动分子阶层。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它演化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政策才被摈弃。
对于知识分子的紧张状态在这一时期内始终存在
当时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建国前的“旧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它被视为是事关教育领导权、巩固新政权的重大问题。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知识分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主要冲击、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学校里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无停息。
结语：
毛泽东时代的两条教育路线，无论是他本人欣赏的大众教育还是他所反感的精英教育，都对今天中国教育和现状做出过贡献也制造了缺点。留给今天的我们丰富的遗产和不尽的挑战。今天的我们回首毛泽东时代的种种，也是为了看清我们走过的路，看清我们脚下的路，看清我们前方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