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伟人是大众的不幸

Sidney Hook （1902-1989）是美国的历史哲学家。 1927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妻子还是共产党员。
1928年到德国去研究马克思主义，1929年到莫斯科马恩学院做研究。

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是为了保卫苏联，牺牲别的国家的共产党的。共产国际认为，非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是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当时德国共产党就声称，他的主要敌人是德国社会主义党，在重要事上，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合作，去反对Weimar 共和国。意大利有个有民兵军队的意大利社会党，就是给共产国际分裂搞垮的。共产国际的分化打垮了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这要到1935年，纳粹德国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威胁时，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才改变其政策。否则的话，希特勒上台的阻力要大得多。甚至会到像西班牙法西斯那样的乏力程度，成不了后来的气候。

Sidney Hook 认识到上面的历史，对斯大林有看法。 后来苏联的大清除，共产党杀革命者等等，反思使他在1939年成为了一个反极权主义的哲学家。 这是因为他独立思考服从真理。

中共有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叫于光远。 他研究自然辩证法，照理应当更服从真理更有科学观，他不是的。1957年他的妻子在党校学习时被划成“右派分子”，于光远就和她离婚，还同时丢掉了他的三个孩子。文革里于光远当然也受苦，文革后成为邓小平的笔杆子，出版了不少写文革的书。 书里面没有对自己的反思和忏悔。文革里他没有想过去看看受苦到自杀的前妻，去看看三个被他遗弃的孩子。 文革后也没有为被红卫兵打死的前妻写过什么。于光远是中共里的精英，精英不过如此！

Sidney Hook在他的书，《历史里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论述了一些中国人应当认识的问题。 他的书里用词是严格的。 我在这里作过通俗简单的介绍，特别用词上，很难严格，或者严格了就不是中文了。通俗了就会走样就会误解。 这是中文在表达上的一个弱处。

（1）历史上的政治伟人，极大多数是机会多多的人（eventful man）也就是时势造英雄，这类人算不上伟大，他们是逢上了时间对，地点对，机会对。其实所做的事是平常的，就是沿历史的路走下去，成了历史的英雄。极少极少数人是创造了事件的人（event making man）。这类人在历史的交叉路，凭他的知识，意志，脾气，不容易地险胜了。他们是英雄造时势。Sidney Hook 认为Caesar,
Crownwell, Napoleon 和列宁属于这一类人。 

（2）极权政治社会里才出得了造时势的政治伟人。 民主社会里是很难出政治伟人的。 民主社会更推颂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 因为他们改造了知识，改造了公民的社会态度。任何对公众有独特贡献的都是英雄，民主社会涌出了各行各业许许多多的英雄。

（3）Sidney Hook 在他的书里用了一句中国成语，“The great man is a public misfortune.” 我把它翻译成，政治伟人是大众的不幸。这句话是千真万确。 马克思说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有这个意思。 遗憾的是，中国人盼望真命天子。

伟人要做伟大的事业，少则要牺牲一部分人民，常常让全部人民遭殃。 列宁使俄国人都受了罪，毛泽东的大跃进使全国人民遭了殃，文化大革命还使全党同志受了大苦。

因为列宁，十月革命才取得胜利。没有十月革命，广大的俄国会成为欧洲工业的巨大市场，192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会延迟，减轻。法西斯政党只是政党，不会大发展。Sidney Hook认为欧洲不会发生战争，东方日本会发动战争。一句话，列宁是伟人，他创造了苏联，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宁造成了全世界的不幸。

多少世纪里中国人民缺乏教育和文化，不许出海没有眼光，在穷困中求生，因而诞生不出一大批优秀的人物来。在共产党里，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很多人太年轻不懂世事，能够领军的人物，又多狭隘自私，得意时目中无人，受到打击时，偷生第一，不讲道德原则。毛泽东比他们懂世事，能够忍耐，知道分寸，知道进退。毛泽东又从中国书里深深地懂得了中国人性之恶，他的痞子性格使他具备了做山大王的本事。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时势出了个毛泽东。 抗战胜利后，如果毛泽东死了，刘少奇，周恩来等等都能打得下天下。他造成了千万人的灾害！中国人应当多做些比较，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中国人的社会，怎么很少灾害呢？

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是造了时势。 这是不是他的伟大呢？ 不是！因为毛泽东不符合伟大的条件。 伟大的条件有下面的几点：

1） 他们特出于一般人，用新鲜的方式来处理社会的中心问题。他们个人的需要和国家的走向是汇合的。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是穷，华国锋邓小平都看到了这一个中心问题，邓小平用中国做世界的加工厂这个新鲜的方式，使中国很快地富起来。毛泽东在1957年前，也看到中国的一穷二白，他是用荒唐的大跃进来解决，碰壁以后，对穷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是束手无策，干脆回避。

2） 政治判断能力。要从具体的事件和说不清的片段，靠对世界看法的正确观念，筛掉不合情理的，支支节节的，得出一个总体的判断。毛泽东的政治判断是大错小错不断。苏联的战略重点和根本利益是在欧洲在德国，这是个常识，这还是靠周恩来帮他认识到的。毛泽东认为“帝修反”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因而说要准备打仗，打大仗，真是荒谬的判断。毛一死，邓小平说十年二十年不会打仗，要裁军搞经济建设。历史证明了邓小平对的，这不是邓小平的判断力怎么高明，而是毛泽东做了共产主义运动里的唐吉柯德。

再从中美关系来看毛泽东的判断力。美国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要损害美苏的关系。美国只是要在这个三角关系里求得更好的平衡，用基辛格后来的话来说，这是给中苏各一个根基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就访苏联，完成了他的三角外交。毛泽东的判断是，美国是对付苏联的战略伙伴。毛泽东说，“我的敌人（苏联）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毛泽东的判断是太简单了，他很不了解美国，还在用三国志的判断。

3）能不能发现和拼合新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发现的新的政治力量是林彪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毛泽东利用的是无知愚蠢，缺乏独立思考，多的是暴戾之气的大中学生。

4）在位时，他的决定是否有成效。对毛泽东的决定，拥护叫得响，实际上是阳奉阴违，各取所需。他的决定只有负成效的。

5）他对未来的影响。是不是他死后或者下台后，限制了后来统治者五年十年？毛泽东死后不久，他的老婆和亲信都被抓了，文革被彻底否定了。好像没有一个人誓死去捍卫他的。

为什么文革能够搞起来，这是因为中共领导层的狭隘愚蠢，自私懦弱，它浓缩了中国民族的劣根性，这才让毛泽东发动文革得了逞。

（写于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