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出版社30年庆
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
30年前的3月20日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成立日。30年后要庆典，拉出了长长短短的文章与书籍。大体上每一路图书都需要有人来写一写。我想书随时代都已成了过去式，而人，大约再过若干年，基本类型还是那个样。所以要我来写，我就写出书人，以下便是我眼里的当代文学室编辑。
一编室素描
当年现在的文艺社也只是一个文艺编辑室。李偀民是主任，三八式的老革命。在武林路125号时办公室的桌子有点像小学生课堂，孩子们课桌向着黑板，我们是向着朝南的窗户。老革命没一点架子，传达精神的时候，她说：你们听好了，我们现在开会，不过不用回过头来，我说，你们听……这就是最早的会议。似乎这个文人传统一直没有丢，直至文艺出版社成立之后，除了全社大会，每个编辑室的会议还都是不正式的，说一声开会了，椅子搬搬拢，凑在一起说事儿，说完就散。上班是同事，下班是朋友。
记得当年我结婚的时候，杭州买糖是要票的，想分糖也得讨糖票。一听说黄建中去上海出差就拜托他。因为上海不要票。一家店一人可以买两斤，一旅行袋喜糖就是他两斤两斤地买了，背回来的。结婚要请全室吃顿饭，也是老同志替我去预订的。我工作后记忆深刻的中秋节，是主编刘耀林带着大家在宁波的一家招待所里赏月，一杯茶，一个饼，大家温情地说着废话，望着天上亮晶晶的月亮。
费淑芬老师则更是像老大姐，无论人品、眼力、文字功底还是选题创意都称楷模。 费29岁时补进了右派的队伍，刚戴帽，就发现怀孕了。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她真不想要这个小生命，就希望通过超负荷的“劳动改造”堕胎，挑重担，爬墙擦窗，不好好地爬下来，而是跳下来。可是命定要来的总要来，小生命不屈不挠地来到了这个世界。70年代末落实政策重返杭州时，身边多了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她是继 李偀民之后的室主任。费淑芬做得最出名的一件事，发掘出一个“文物”式的人物吴似鸿。那是她收到的由17本学生用的练习本写成的回忆录。作者用钢笔、圆珠笔和铅笔写就，稿页之间还夹有蚊虫血迹、小昆虫尸体等物，朴素真实，但是零乱不堪。作者是蒋光慈的夫人，有过丰富复杂传奇式的过去。在当时领导刘耀林的指示下，费淑芬去绍兴，一共谈了三个白天和四个黄昏，访谈结束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将一部稿子整理成《浪迹文坛艺海间》，为现代文学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补阙。在费退休后的许多年里，常会有研究者上门或来信索要此书。
张德强比我稍晚一点进社。上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为人温和，敦厚，左看右看不像写诗的人。能喝酒，量不大；能写激情的诗，却从未见他有慷慨激昂的时候。这样的人当编辑自没话说。我们共事的时间不是太长，当时他是诗歌编辑，所有的诗集、诗选都由他负责，由于诗集销量不好，所以他经常去编散文、小说或者其他，汪国真诗选出版于他手上，当年汪国真红得发紫的时候和他一起去北京约稿，顺便还组了别的稿件。张德强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做事很少计较个人得失。
曹布拉始终像个书生。他是费淑芬之后的室主任。高个，精瘦，弓着背抽烟的模样有点像想象中的鲁迅。80年代的才俊，做事是那样地一板一眼，平时相处也不苟言笑，哪怕是写了武侠小说，依然不失书生模样。印象最深的是在版权法没出来之前，他指挥我们“打砸抢”，我们买了金庸的港版小说就翻印，出版了《飞孤外传》，还替作者补了港报连载时留下的漏洞。
邹亮当时是我们室里学历最高的研究生编辑。干净整洁，和气宽容。再一特点：手提得起。当年《都市风流》出版后，文艺报约稿，那篇砖头一样分量的评论就出自刚刚来社的新编辑之手。悟性极高，很得德高望重的顾骧老师的好评。
八九十年代出差组稿是经常的事，印象最深的是去福建，舒婷告诉我上厕所要给小费，至少5毛。这是第一次听到在中国大地上要付“小费”；福建作家林和平请我们去他家喝茶，居然捧出饼干箱抓茶叶，此时方知大叶茶“铁观音”。最最有趣的和邹亮、张德强三人去鼓浪屿，敲瓦爿，咬牙吃一顿饕餮海鲜，吃了105元，其实说得上来的就是一个蛤蜊蛋花汤，捞捞真的捞不出几只蛤蜊。哈哈，当时好心疼啊。这钱差不多是一人一月的工资。
鲍娴娇娇小小的一个大学生，比我小两肖，是我们室里最小的一只“老虎”。当时为《南方有嘉木》去北京搞活动，我们都坐飞机，只有让她坐火车。我都有点心疼，去和社长说。老蒋硬是要她锻炼，理由是年轻啊，年轻逼得出来的！结果另一位领导还让她捎带两万现金（也许是她生平第一次带那么大笔的现金吧）。第二天傍晚，她一蹦一跳地到了，车上睡了一夜，现金一分也没少。现在呢？是一根台柱子啦。
陈坚曾是我们社里最柔美的一朵花，她的文笔与她的外貌一样姣好，带一点江南特有的水汽。编书也是一把好手：慢工出细活！像足了我们的老编辑李均生。交给她的书稿，绝对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所以她的稿子基本上是不用用心“复审”的。
罗俞君最早是少儿出版社的。她调来后很快转换为成人视角，从领导交办的《秋雨散文》起步，组来了《杨绛散文》《钱钟书散文》《蕫桥散文》等，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家的散文。
梁珊不是一编室的人，但一编室大半的封面与她有关。北京人的梁珊，视野阔大，快人快语，开不开心全在脸上。都说女人与女人难相处，但一编室与梁珊是很好相处。我敬重梁珊，更是欣赏梁珊。记忆最深刻的是90年代初，普及电脑设计的时候，“苹果”这个词率先是从美术设计进入（传统美术靠的是一支笔一张纸）， “英盲”的梁珊被选派到总署去学习，面对的是陌生的ABC，一串串的专业术语需死记硬背，在英文词组下注上中文“别音”，半月后从北京回来，梁珊整个儿地缩了一圈，成了“骨感美人”。可她说什么也没学到，连开关电脑都不会。但从此后封面创意上了一个新台阶。要强的梁珊每每向自己挑战，最著名的是文艺社全套外国文学封面，曾引导了一个潮流，我们室的学者散文、台港散文、当红作家散文等等，还有不少的得奖书都出自梁珊的手。比如《生命之歌》《茶人三部曲》《中国院士》等等。
本人1978年从杭大毕业来到出版社，正好赶上了出版业发展的好时机，没想到学中国文学的却是从外国文学“起步”，1979年跟着董校雪从上海旧书店里拣来一套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小说《飘》，译者傅东华，是我们浙江金华人。《飘》1936年问世后引起轰动，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在世界上被翻译成２９种文字，总共销售了近3000万册。根据此书拍成的电影《乱世佳人》获10项奥斯卡奖，并迅速风靡全球。据说，在上海播出时，为赶时间傅东华是在麻将桌上一边玩一边译。所以他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译出了适合中国读者阅读的美国小说，有些枝蔓被删。当时阅读时我们被故事吸引，被人物深深打动。没有想到当决定重新出版《飘》的消息刚一传开，十几个省的发行部门就蜂拥而至，许多大专院校也纷纷要求供应此书，《飘》的印刷计划从１０万册一路飚升至６０多万册。然而正当《飘》的上册刚刚出版，中下册尚在印制的时候，一场震荡中国出版界的暴风雨顷刻而至……从地方报刊到北京的著名报纸都做起了“《飘》到哪里去”文章。日本时事社随即作了报道。一位文化名人竟在信中言辞激烈地说：“‘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直到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对《飘》的出版给予了肯定风波才平息。之后还获得了全国首届优秀畅销书奖。一部小说《飘》由文化事件引发为政治事件，对于刚刚工作没多久的我确实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不过，当时所有的担子都是大领导马守良抗着，我们只是跟着指示去做，“怕”这个词是没有的。倒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在阅读建国以后关于政治运动的回忆文章时，回想当年才觉得有点后怕。
当然，同时也觉得非常非常幸运。这“幸运”岂是“幸运”一词可以概括！
作为当代室的一编室历史悠久，出版社也因各种变化而人员变动，但“主题”从未变化，所有的同仁都只有一个信念：出好书，做好人，为未来做点文化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