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众演唱》的怀念
费淑芬
在目前百彩纷呈的出版园地中，大概已很少有人知道50年代中期，我省曾经有一个名叫《大众演唱》的刊物。对这个小小的而且生存时间极短的刊物，一般人也许看不上眼，认为不值一提，然而对于我们几个曾为这个刊物付出过心血和劳动的编辑，却保留着一份深深的美好回忆。
那是1956年秋季，在《浙江文艺》停刊改为《东海》的同时，考虑到原来占相当篇幅的演唱材料失去了发表园地，而这些却正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工矿和农村俱乐部所十分欢迎和需要的。这样，就创办了《大众演唱》。在10月份出版的创刊号上，第一页的《见面话》中，就阐明了“它的任务是繁荣通俗的演唱文学创作，宣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丰富人民生活。”
《大众演唱》由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属省文联领导，主编是东海文艺出版社社委委员李偀民同志；编辑有周天祥、沈祖安、童叔韶和我4人，其他事务，由东海文艺出版社统一管理。最初讨论分工时，我被分配编图书，朱秋枫分配编《大众演唱》。因为我喜欢编刊物，觉得刊物周期短、转身快，从发稿到出书，只需个把月时间，与作者的接触也较为广泛；而朱秋枫却喜欢编图书。我们两人一商量，就自作主张对调了一下，于是我就去了《大众演唱》。因为一共只有一个办公室，大家都在一起，连桌子也不需移动，只是彼此把稿子交换就是。当时年轻幼稚，脑子十分简单，自认为两人工作能力和水平都差不多，调换一下是各得其所。而且刚调换时确也没有谁来批评和指责。直到反右时，才有人批判这是目无组织纪律的行为，听的时候感到有点委屈，现在想想倒也并不算冤枉。
为了面向工农群众，刊物力求简单朴素，价格低廉。因此《大众演唱》为小32开本，48面，定价0.15元。封面是以民间花纹图案作底纹，中间留空，配以插图。每期底纹不变，只是调换颜色和插图。创刊号发行了5000多份，这在当时是个不算小的数字。
封面、插图是谁画的，我已记不清了，刊物上也没有留下名字。那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刊物上除了文章的作者，主编、编辑都没有署名的，即使与作者通信，也从来不具个人名字，而是盖上编辑部的印章。
刊物内容大部分是结合当时中心，反映现实生活的，也少量发表一些经过整理的传统小剧目。形式大致有剧本、说唱、评话、弹词，相声、快板、笑话等。内容和形式，方向性都极其明确——为工农兵服务。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确是太粗浅也太简陋了，但在当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刊物出了三期，12月号刚出版，忽然接到通知，要《大众演唱》停刊，原因是因为与省文化局群众艺术馆办的《俱乐部》性质相同。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们几个编辑情绪一落千丈，牢骚满腹；身为主编的李偀民却不能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但也无法说服我们。尽管如此，命令必须服从，我们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眼看这份只生存了三个月的《大众演唱》默默夭折。
当时我们这个只四五个人的编辑部，对这份刊物是倾住了全身心的。正像自己的孩子那样，尽管丑陋，作父母的总是疼爱的。内部工作十分协调，彼此虽有门类分工，但并不分家，谁出差或请假，别的同志会主动顶上，即使是个人的家庭琐事，也会参与承担。刊物出来，除了邮局发行的以外，其他赠送各地文化馆站的、俱乐部的，通讯员的，每期至少有二三百本，都由我们自己打包寄出，以便读者及时收到，反映迅速。
至今我们能清楚地记得，在武林路138号东海文艺出版社那间会客室兼娱乐室中，我们围着那张乒乓桌挑灯夜战包捆刊物的情景。而那时，加夜班连夜餐费也不知道领，累了，饿了，大家就拥到武林路那家夫妻小店里去吃碗馄饨或面条，谁口袋里有钱就谁付。
时间逝去已三十多年，我怀念《大众演唱》，更怀念那个时代的气氛。
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