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秘鲁之行，马丘比丘固然精彩，从库斯科到马丘比丘的安第斯山河谷，更是令我难忘。列车从宽阔的河谷驶过，你会看见农夫在刚翻过的田野里点燃了玉米桩。当淡淡的青烟飘过了在学校球场上踢球的脏兮兮的男孩子们的头顶，一个红衣妇人赶着羊群正好转进小巷。一辆七彩的公共汽车在笔直的杨树间时隐时现地急驶而过，绝尘而去。而作为这幅田园牧歌暮鸟归林图画的背景的，是拔地而起横空出世的安第斯山，突兀，雄伟，直上蓝天，不可一世。庞然大物的高山和山脚下生机盎然的村落，就是一幅山水泼墨，你不禁惊奇人和大山怎么可以这么彼此贴近地一起进入你的眼帘。这样的山色，只有巫山巫峡可以相比，但同样的山色，因为有了人气，就显得略胜一筹了。这就是安第斯山，神秘而令人向往。
帝国的传奇
印加帝国是印第安三大文明之一。然而，把玛雅，阿兹台克和印加列在一起，似乎有点儿过于随意。就文明发展程度和在数学，天文上的造诣，作为第二代文明的玛雅绝不是阿兹台克或印加可以比肩的，况且它的鼎盛期，也早了上千年。倒是阿兹台克和印加，确是一对难兄难弟：两个王朝几乎同时存在，都是在其鼎盛时被西班牙殖民者所灭。而且，它们都有一段那些冷酷精明的入侵者处心积虑地想要抹去的辉煌。
我常常感慨一个民族的信仰是怎样决定了它的命运。印加人是崇拜太阳的民族，为了最大限度地靠近太阳，他们舍弃了常有阴霾的海湾而走进大山，在世界上绵延最长的莽莽安第斯山上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从那一时刻开始，印加人就注定和那些从海上走向现代的其他文明分道扬镳了。据记载，帝国的疆域曾覆盖了安第斯山的大部，南北延伸了四千公里，面积达一百万平方公里。没有人会怀疑，这是南美洲那时首屈一指的帝国。然而，也许是因为印加人没有文字，也许是因为殖民者的入侵使印加精英丧失殆尽，也许是因为西班牙人的蓄意抹煞，总之，这个庞大帝国留下的痕迹，仅过了五百年就没有人能解读了，它的政治经济结构，日常运作的细节，至今已然不甚为人所知。资讯的匮乏使每一个有兴趣了解印加帝国的人很快陷于沮丧和无奈的挣扎。这个曾经显赫的帝国，因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就像薄云后面的安第斯雪山，反而更令人神往。
帝国的交通动脉由两条南北走向的大道及把两条大道连起来的若干东西向的道路组成。这个道路系统几乎覆盖了帝国全境。现代秘鲁人把它称为“Highway”，那是言过其实了。我参观了位于秘鲁文化部大楼的国家展览馆，其中有专馆介绍印加的道路系统。从图片上看，这些道路和从利马到库斯科的印加小道，基本属于一个级别。就这么一个简陋的人行小道，怎么能承担起帝国的日常需要？我不能想象，那只征服了大半安第斯山的大军就是从这条小径踯躅前行，出征打仗。比起像“特洛伊木马”，“英雄”等大片里描绘的那些千军万马列阵冲锋的场面，这种出征讨伐也太小气了吧。兵书有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知道印加人没有车轮，没有马匹，驼羊的负荷能力相当有限。战士们总不能背着一年的口粮去打仗吧。在如此山高皇帝远，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如何让那些镇守一方的诸侯保持对印加皇帝的忠诚？帝国的行政命令如何送出，赋税钱粮如何纳入？据说那些天生就善于在印加小道上奔跑的信使通过接力能使文书日行五百里，比得上赤兔马了。但他们气喘吁吁送达的那团打结的绳索，能把军国大事讲明白吗？
毫无疑问，印加人是土木工程天才，在马丘比丘，在欧燕台，到处都有的大大小小的印加遗迹，那巨石砌就的台地，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工艺上，都令人叹为观止。然而，那些由巨石围出的土地，即不广袤也不肥沃，有时石墙的垂直面积甚至超过了它所圈出的土地的水平面积，上面也就种些土豆玉米之类。有证据表明，马丘比丘那壮观的梯田生产出的粮食，根本就不足以满足小城居民的需要。因此，就围山造地生产口粮而言，这可算得上一项劳民伤财效益低下的工程。令人不解的是，印加帝国其实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不缺土地，生产的农作物足以让人人有饭吃，并保证三到五年的粮食储备。那么，印加人为什么这么钟情于这些石墙呢？真是象大寨一样向荒山要粮田吗？我觉得一定不是。我倒倾向于把这些建有梯田的山头看成放大的印第安金字塔。这些梯田只是高高在上的太阳神庙的附属工程，旨在向太阳致敬，层层递进地凸现太阳神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帝国没有货币，也没有市场。以货易货是唯一的交换手段。帝国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每个人从帝国分到最基本的必需品，如粮食，衣物等等。这都表明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当低下的。然而，印加帝国又聚集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印加皇帝在被西班牙殖民者俘虏后，为寻求善待献出了堆满两屋子的金银财宝。帝国何以能积聚起如此巨大的财富？要知道在阿兹台克，西班牙人严刑拷打被俘的阿兹台克皇帝，要他交出金银财宝，最后一无所获。
早在出发之前，就有朋友推荐了一个必看的景点：利马的黄金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前哥伦布时代的金品展馆。可惜，就在我们从库斯科到利马的路上为旅行作功课的时候，从网上得知，前不久秘鲁政府刚刚宣布，展馆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展品为赝品。当时真如凉水浇头，悻悻然只好把它从景点名单上划去了。没想到回来以后，另一个朋友由于不知道这个丑闻，仍然去了。他报告说黄金博物馆极其震撼，实在是在不虚此行。这让我非常沮丧，因为说实在的，展品是否真金，对我意义不大，不就看个热闹吗？讲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印加帝国的金饰工艺其实相当精湛，水平极高。我百思不解的是，既然有这个技术，为什么不用来锻造武器呢？否则也不至于让帝国的军团以石头木棍和西班牙人的铁剑火枪对抗。秘鲁朋友解释说，这恐怕是因为印第安人爱好和平，不崇尚暴力的缘故吧。这种无奈的自嘲，其实中国人并不陌生。不是吗，我们发明了火药，却让别人用上了火枪。这是源于本性温良，还是由于目光短浅? 我们是应该引为骄傲，还是为此悲哀呢？
印加帝国的传奇还有很多，比如它复杂的社会等级结构，它的惊世骇俗的死亡崇拜，它的不可思议的婚葬习俗，等等。如果说直到现在，对印加帝国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还是一头雾水的话，秘鲁之行至少告诉了我它不是什么。现在我知道，如果你把印加帝国想象为中国的秦汉唐宋那样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的话，那就错了。中国从三代开始，就确立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权力源于天命，从一开始就以“天子”自居。秦始皇的玉玺上就铭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皇帝诏令开卷便称“奉天承运”，统治者于是通过与天的某种联系而获正统。秦朝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已经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广大的地区和众多的人口提供了操作的可能。与此相对照，印加帝国只是一个在军事高压下结成的暂时的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在语言文化上相对独立，没有发展出一个大国必备的政治理念和国家认同。各地区之间经济的相互交流和依赖性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库斯科对帝国疆土的管理，更多的是基于法统，宗教的威慑，而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预。从这一点上说，印加帝国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联盟。也许是因为安第斯山的崇山峻岭阻碍了印第安不同群体的整合，历史上美洲高原上印第安王朝潮起潮落如过江之鲫，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印加帝国也难逃同样的宿命。汤因比评论说，帝国的扩张后来超过了对印加帝国的创立者来说逻辑上可行的极限，就是说，即或没有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印加帝国的衰亡恐怕也是不难预期的。
尽管在西班牙人到达之时印加帝国已经开始走向崩溃，它灭亡的方式也仍然是令人惊讶的。一个庞然大物的帝国，倒塌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如此不堪一击，这本身就是一个谜。你甚至可以说，印加帝国之倒掉，比之印加帝国本身，是一个更大的谜。为了猜破这个迷，学者们已经花费了几百年，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西班牙人留下的故事不足采信。
征服的神话
虽然从世界各地抵达库斯科的游客都是冲着印加和马丘比丘来的，库斯科本身绝对令人印象深刻。这座四周山峦环抱的小城，古色古香，是典型的西班牙城市布局：城市的心脏是市中心广场和最主要的教堂，大大小小的道路由此辐射出去。道路交汇处，都留给一些较小规模的广场和教堂。民居都围绕教堂而建。漫步其间，我常常恍然有置身于欧洲小镇的感觉，坐在广场的长椅上，身边是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夕阳把教堂钟楼后面城郊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民居染成一片金黄，我不禁想，是什么动力促使那些西班牙人不远万里走进山里，完全推倒了印加帝国的首都，把这里建成了他们家乡的模样？抛开殖民者的贪婪和传播天主教的功过不谈，这种开疆拓土志在千里的精神，我自叹弗如。
不过让西班牙殖民者出名的，恐怕是他们功业的更加残酷的一面。如果说历史上文明的冲突都充满血腥和暴力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对印加帝国的征服更是人类文明史上屈指可数的浩劫。在西班牙人到达之时，印加帝国的人口达到一千六百万。由于血腥的屠杀和瘟疫的蔓延，半个世纪以后，印加帝国域内的印第安人口已经降至五十万，原有的印第安人口在五十年内锐减了百分之九十七。由此而产生的人口短缺，又直接导致了随后持续四百年的奴隶贸易，有近一千多万黑人被从非洲卖到美洲。在殖民史上，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是最黑暗的章节。作为始作俑者，西班牙殖民者对这一连串恶行难辞其咎。
除了开疆拓土的辉煌和血腥殖民的罪恶，西班牙人的征服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述：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军事的奇迹。1532年皮萨罗登陆秘鲁时，只有106个步兵和62个骑兵。虽然后来从巴拿马有调来援军，对印加的征服始终是在军事史上最悬殊的以寡敌众的形势下完成的。皮萨罗也因此被定位为一个和凯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一样了不起的军事家。据信，西班牙人制胜的关键有三：第一，心中的勇气和坚定；第二，手中的火枪和铁剑；第三，胯下的神奇战马。很多学者对这三点都有看法。首先，勇气和坚定，毫无疑问是有的而且值得钦佩。不过有研究表明，当皮萨罗的区区几百人向印加帝国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多么庞大的军团。倘若事先知道的话，他们很可能会犹豫。这可真是“无知者无畏”的痞子逻辑的一个经典，西班牙人原来竟是它最早的实践者。其次，是的，西班牙人有铁的兵器，还有火器：枪和炮。但他们的炮只有两门，火枪装火药很慢，近身肉搏时基本上用不上。铁剑固然锋利，但剑利架不住人多，就是切西瓜，这几十万印加战士也得把人累死了。最后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是关于马。印加是没有马的，据说印加战士一看见马冲过来，立刻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坦率地说，也许是因为中国从来就出马，就我而言，马给人的震惊和震撼，远不如一只猛然钻出的耗子。我不懂印第安勇士何至于一见了马就魂飞魄散望风而逃？就算是刚开头有些害怕，像绊马索，陷马坑，钩镰枪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发明啊。我相信，如此之类的疑惑，会盘绕在每个读印加征服史的人的心头。当然，所有这些疑惑，已不足以更改胜利者写下的历史了。尽管如此，让我们别忘了，这些殖民者其实并不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军人，他们只是冷酷无情的探险者，其中很多人，包括皮萨罗本人，根本就目不识丁。他们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真实地记录史实。因此，你能想象，由他们眼中看到脑子滤过口中传下来的历史，一定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一些东西，一定暗地篡改了一些东西。没有了这些东西，历史是残缺的。问题是，那是些什么东西呢？
利马郊区的普鲁丘库（Puruchuco）是一处古战场，那里有一个博物馆，一直在我的景点名单上。但后来发现旅游指南上反复叮咛，一定要打出租车去，一定要司机等你，要停在博物馆而不要停在社区，等等。就是说这是一个有麻烦的社区。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点没去成，到现在还有些遗憾。想去的原因是我看过一部
PBS 播出的纪录片：《印加大叛乱》，（The Great Inca Rebellion），它讲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普鲁丘库战斗发生在1536年8月10日，在刚建成不到一年的利马城头，皮萨罗发现成千上万的印加军队包围了利马。考虑到自己仅有几百人的部队，皮萨罗决定冒险采取黑虎掏心的战术，以马队直取印加中军大营。西班牙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一举斩印加统帅于马下。印加军队随即溃散，西班牙人乘胜追歼，大败印加军团，利马之围遂解。这是一场漂亮的击溃战。不过且慢，这只是战役的西班牙版本，事实果真如此吗？2004年3月，利马修建高速公路时利马天主教大学人类学家库克领导的团队在战场遗址发掘出大量遗骸，前后共达两千具。他们发现，在最早出土的70具遗骸中，有一具的颅骨一侧有一个手指粗的圆形贯穿伤，而另一侧是开放性的爆裂。很明显，这是子弹伤。另有两具颅骨有规则的矩形穿透伤，看来是为西班牙铁剑所杀。然而所有其他死者明显不同，他们的颌骨颅骨大都残缺不全，或被完全击碎，看似都是被更为沉重和巨大的钝器所杀，比如石头木棍，典型的印第安人的武器。这就是说，杀死这些人的，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印第安人。这样看来，西班牙人讲述的擒贼先擒王的胜利，纯系天方夜谭。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普鲁丘库战役的真相终于为人所知。事实是，当印加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皮萨罗的印第安小妾送信给她娘家求救。小妾的母亲，一个印第安部族首领，立刻派出部队解救利马。就在皮萨罗的骑兵受挫，围城的印第安部队重新攻入利马的时候，皮萨罗的印第安援军到了。是皮萨罗的印第安盟军打败了围城的印第安人。这样看来，进攻利马的是印第安人，保卫利马的也是印第安人。到现在，人们有理由相信，同样的故事反复地发生过多次。因此，对秘鲁的征服，本质上是印第安人之间的战斗。印加帝国是倒在印第安人而不是西班牙人脚下。这就是印加帝国灭亡的秘密。普鲁丘库的发现终于印证了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猜测，第一次以事实戳破了那流传了五百年的西班牙神话，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毫不奇怪，在西班牙人的征服史中，印第安盟军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即或有提到，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如果认为这只是因为西班牙殖民者过于热衷于自吹自擂，无暇为盟友的功绩写上一笔，那就太天真了。西班牙人这样做是有政治理由的。事实是，西班牙的印第安盟军在征服大局已定之后，陷于了和被他们打败的印第安人同样的命运，他们被迫臣服于西班牙人的统治，改奉天主教，稍有不从，便被杀戮镇压。而西班牙人对此只字不提，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日后对待自己昔日盟友和对待自己敌人殊无二致的卑劣行径一旦大白于天下，只会令他们极力渲染的伟大的征服蒙上阴影，令世人不齿。
印加帝国灭亡已经五百年了。虽然有些历史的创伤无法愈合，然而痛楚会被时间磨平。对于历史，愤怒和指责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理解。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西班牙人对美洲的征服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在我看来，今天的库斯科人对西班牙教堂的骄傲，决不亚于对印加石壁的自豪。出于好奇，我总是追问每一位向导，对于印加传统和西班牙文化，你更认同哪一个？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认同本地文化，而它是两者的混合。仔细想想，此言不虚。事实上，秘鲁文化强烈地受到各种文化，包括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的影响，各种文化在秘鲁的整合程度之高，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其中，中国在秘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的影响，绝对值得大书一笔。
中国风
秘鲁是二十一世纪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它的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四十二，但2012年人均GDP高于中国的第93位而排在第83位。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居住在利马。人们来到秘鲁，都是来看印加，仿佛秘鲁就等于印加。其实，印加只是秘鲁的昨天，秘鲁的今天同样引人入胜，特别是秘鲁的中国风，跌宕诡谲，变化无穷。我想讲的中国风，不是艺术上的中国风格，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一般人们会想，中国风之流行于世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是中国国力提升的结果。其实不然。毛泽东时代中国虽然宣称不输出革命，但毛主义在全球确曾风靡一时，甚至可以说刮起过一阵旋风：1968年法国巴黎学生造反可以说是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激励；东南亚的共产党直接继承了毛主义的极左路线；拉丁美洲的左派也试图走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令人费解的是，尽管那时在国内把毛泽东思想捧为马克思主义顶峰，中国政府对这些毛主义在国外的追随者的存在，至少对国人几乎是三咸其口，密而不宣，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这些当年被洗脑如今已解脱的人们，一旦发现还有这么多国外的曾经的同路人，不禁生出几分惊讶，几分同情，几分怜悯。所以，秘鲁的中国风的故事，也从毛主义造反派开始。
“金光大道”(the Shining Path)是秘鲁共产党中最激进最活跃的一支，由库兹曼于六十年代后期建立。库兹曼原来是一个哲学教授，他的讲义后来成为了金光大道的建党纲领，他的学生成了他的战士。库兹曼曾于1965年访问过中国，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金光大道的宗旨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包括文化大革命，来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社会, 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80年，当中国已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第一批特区已经建立时，金光大道通过整风统一了认识，决定放弃苏联模式而效仿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金光大道得到一些痛恨政府腐败的农民的支持，到了九十年代初，已经控制了秘鲁中南部的大部地区，称之为“解放区”。它的大众支持率升到17% 左右。然而，金光大道奉行的极左路线，包括建立劳改营，关闭自由市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阶级路线等等，使它受到的反对也越来越大。它的一些极端手段，如攻击利马的政府大楼，购物中心和输电枢纽，滥杀平民，刺杀社区领袖和其他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已造成社会恐慌。90年代的秘鲁，社会动荡，人心不稳，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家事实上已陷于内战。
这时候，一位“中国总统”出现了，此人叫藤森，其实是日本人，但因为秘鲁人把所有亚洲人一律称为“中国人”，他因此被叫成中国总统，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误会。藤森是第二代日本移民，数学教授，1990年以黑马姿态投入总统选举。他以下层贫苦人民的代表为号召，被他的拥趸亲热地叫为“中国佬”，他也以此为荣。文质彬彬的学者候选人一朝当选为总统，立刻露出了强悍独断的面目。经济上，他大刀阔斧地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投资，出口，资金流动的控制，出售一些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这些措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到1994年，秘鲁的经济增长率已达13%，为全球之冠。政治上，他发动了一场“总统政变”，解散了议会，开始独裁统治。他命令情报部门已特殊的手段来对付金光大道，完全以恐怖分子的方式行动，窃听，跟踪，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被捕的可疑人员一律被送往特别军事法庭，听由头戴面罩的法官当庭发落。这一系列的铁腕动作立见成效。1992年，库兹曼被情报部门抓获，他被套上由藤森特令制作的，全身黑白条纹相间的囚服，象动物一样被关在一个大铁笼里，放在广场上公开示众。库兹曼后被判终身监禁，秘鲁的左派运动随即进入低潮。根据民调，大多数民众对于藤森稳定社会秩序的努力还是认可的。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条铁律总是被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藤森的打黑很快变成了黑打。在他的授意和默许下，情报部门开始滥杀无辜，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并对政敌进行威胁。藤森的独裁高压终于引起了政坛的反弹。2000年，就在藤森赢得了他的非法的第三个任期不到一个月，他的情报头子行贿的录影带曝光，从而引发了酝酿已久的政坛大地震。人们走上街头，要求他下台并接受调查。这一次，藤森知道大势已去。同年，他在出访后突然流亡日本，并从下榻东京的旅馆发了一封电传宣布辞职。作为一位民选总统，这恐怕是史上最不严肃的辞职。国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份不成体统的辞职。而这一切，仍然留在总统官邸的女儿藤森惠子竟然一无所知。当她通过媒体得知一切时，真是欲哭无泪了。然而，这位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M.B.A.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镇静。第二天，她抱着自己的小狗，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中只身走出官邸，对媒体她只微笑着说了一句话：“我不会离开秘鲁”。十一年后，她重回总统官邸的努力几乎获得成功。2011年的总统选举中，年仅36岁的她以48%的支持率惜败于现任总统胡马拉。藤森本人则于2005年被智利警方逮捕并引渡回秘鲁，因绑架和谋杀罪，被判处25年徒刑。
当毛主义造反派和“中国总统”的斗争以两败俱伤的结果落下帷幕以后，秘鲁的政坛似乎步入了正轨。然而，这两股势力都没有就此销声匿迹。支持藤森的穷人转而支持藤森惠子，成为秘鲁政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金光大道的处境则更为艰难，我不知道在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取得的成就之后，他们是否还在坚持毛的极左路线。然而，尽管其领导人接二连三地被捕，金光大道到今天仍然在边远山区坚持他们的斗争。而且据秘鲁朋友判断，如果经济持续恶化，人民的不满情绪增高，他们并非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尽管毁誉参半，以亚裔成为一个南美大国的国家元首，藤森到底开创了历史之先河。在他之前，只有圭亚那和苏里南两个小国曾有华裔政府首脑。这表明，在秘鲁，族裔间的差别已不足以成为政治角逐的屏障，通往最高权力的管道对任何族裔都是开放的。这一点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是难以想象的，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做到，也许只有美国是一个例外。在这个各民族之间的整合程度如此之高的国家，各个族裔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各种文化都在发挥自己的影响。其中，中国风更是一支独秀。当我们把目光从政坛转向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时，更能感觉到它的人气。
也许所有首都的的哥都饶舌吧，我们在利马碰到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话痨。在了解了我们的中国身份之后，他们都特别乐于指点利马的中国元素：大街上比例很大的中国车，车行房顶上和Honda，Toyota, Hyundai 并列的 Geely （吉利）标牌，时时可见的中国产品广告牌。。。第二天碰到的的哥是个有书本气的中年人，应该是个大学毕业生，因为他说藤森曾是他的校长。一得知我们是中国人，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CD机。音乐一起，我们都又惊又喜，这是二胡独奏“江河水”。我们问他怎么会有这个曲子，他说他喜欢中国音乐，每天都听。这话一定不假，因为这张CD早就在CD机里面了，并不是现翻出来的。我们问他知不知道这支曲子是关于什么的，他说不知道。我们告诉他这是一个很凄凉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要被卖了还债云云。当然这些是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看来的，真假暂不论。那位先生一听，忙不迭地伸手过去说，“那我换一个”。我们忙说不用不用，我们喜欢这个曲子。于是有一阵子，我们都停止了说话，听由这首曲子在车厢里回荡。在这个略显阴冷的冬日清晨，驶过热闹而陌生的异国街道，面对一个善解人意的秘鲁汉子，这段如泣如诉的久违的故乡小调，一时竟让人柔肠百转，莫名感动。
吃，总是旅行当中最引人入胜的项目之一。吃百家饭，尝万国鲜，固然妙不可言，但在肠胃厌倦了异国情调之后，有一口家乡口味的汤水，那就胜似神仙了。出发之前就已得知在利马每一个街角都有中餐馆，统一都叫“Chifa”,即“吃饭”。据统计，全利马有大概六千家Chifa。我们曾问的哥，有这么多Chifa,
是因为中国人多呢，还是因为秘鲁人喜欢中国饭？回答是后者。Chifa是有口味好坏档次高低之分的。大多数Chifa 的顾客群，是底层老百姓。最典型的一餐，是半盘米饭或炒饭或炒面，加半盘蔬菜，通常有青花菜，西芹，胡萝卜，雪豆，西红柿，水里烫熟，再任选鸡肉猪肉或牛肉配上，勾上薄薄的芡。一顿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新鲜出锅的热饭热菜，也就相当于4美元，难怪大受欢迎。不过对我们来说，习惯了麻辣鲜香煎炸炖炒，这种山寨版的中餐真是廉香寡味，形同嚼蜡，口里连一滴口水都引不出来。家乡口味的出现，一直等到临离开利马的前一天，来自“观花埠酒家”。
是因为中国人多呢，还是因为秘鲁人喜欢中国饭？回答是后者。Chifa是有口味好坏档次高低之分的。大多数Chifa 的顾客群，是底层老百姓。最典型的一餐，是半盘米饭或炒饭或炒面，加半盘蔬菜，通常有青花菜，西芹，胡萝卜，雪豆，西红柿，水里烫熟，再任选鸡肉猪肉或牛肉配上，勾上薄薄的芡。一顿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新鲜出锅的热饭热菜，也就相当于4美元，难怪大受欢迎。不过对我们来说，习惯了麻辣鲜香煎炸炖炒，这种山寨版的中餐真是廉香寡味，形同嚼蜡，口里连一滴口水都引不出来。家乡口味的出现，一直等到临离开利马的前一天，来自“观花埠酒家”。
我们误打误撞找到的这个酒家位于Miraflores广场的东北角，老板姓陈，来自广东中山。我们要的蛋花汤菜单上没有，但老板慨然亲自下厨为我们另作。番茄蛋花汤先来，颜色亮丽，香气扑鼻。一勺喝下去，我仿佛听到我的舌头，喉咙和肠胃一起叫了一声好。番茄鸡蛋汤，本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我却总在番茄的香与味的火候上举棋不定。你可以把番茄熬到浓稠，红汤一定味道醇厚，但清香没有了，有时还会有点酸。当然你也可以象下青菜一样只把番茄汆一下，那样清香可以保留，但味道总嫌不足。而这碗番茄鸡蛋汤，真正做到了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既香且浓。中国芥蓝老板做得很讲究：老叶一律去了，即使是嫩枝，也把皮剥了去。不用蚝油而用葱姜调味，更合我们的胃口。一盘干炒牛河，颜色有点白，不像美国中餐馆放很深色的酱油。但尝之味道极佳，肉嫩粉滑。尤其是吃完之后，盘底几乎没有油，这让我们肃然起敬。这顿饭，算不得得大餐盛宴，却当得起大饱口福。谁知道呢，也许只是久违了家乡口味而已。
因为同是大陆人且年纪相当，陈老板一直陪我们说话。他是1978年来秘鲁的。来之前正为超生被关押。他说：我真的很感谢邓小平，他看我们可怜，放我们一条生路。他指的是35年前中国放宽移民政策后来秘鲁投奔他爷爷的事。感激邓小平的话我们听得多了，但这么谦恭的口吻，如此诉诸生死的直白，还是第一次听到。真不知道有多少弱势群体因改革开放获得新生。观花埠酒家从他爷爷开始，已有六十年历史，他本人接手也有二十年了。看到生意挺红火，问他退休后会不会把餐馆传给他儿子。他叹口气说，他才不想接呢。他儿子在现在是银行高管，对餐饮业早就看不上眼了。事实上，秘鲁的中餐同仁都有这个问题，他们的下一代早就经由良好的教育进入了秘鲁社会的高层，不再愿意子承父业了。告别陈老板出来，我们既为秘鲁的华人感到高兴，又为Chifa的未来有些怀疑。但愿家乡的口味不会在利马销声匿迹。
从毛泽东的革命之风，到邓小平的改革之风，秘鲁对大洋彼岸的中国，仿佛总是报以关切的目光。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自从印加人走进大山，自从西班牙人闯进印加，安第斯山就成为一个开放的高原，为各种文化的生长提供了一方沃土。因此，当你带着一份开放的心情走来，安第斯山的那份神秘就悄然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