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出国,转眼本命年就要到了,这近二十年的美好时光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特别是这十几年,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转行当起了房东。从叫法上,我还是更喜欢地主这个词,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痛恨它,要喜欢上这词,心理上还真得有很大的转变。
想花些笔墨记录一下这些年发生的事和心路历程,想了很久,就从出国前开始说吧。
九十年代初时,国内还穷,想出国就两个办法,考TOEFL和GRE,出来读书,或在国内读完博士,出来做访问学者。一直懒惰,不愿意考TOEFL 和GRE, 也不愿意出去工作,于是一直赖到博士毕业。读博士的时候还幻想着能交换一下到国外呆一阵子,后来发现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自己的事都得靠自己设计,努力,没有人会主动替你想着。
和妻在中科院某所做了两年博士后,都觉得应该出国了。其实,九十年代时博士后待遇还是不错的,每月四百多元,比起博士生时的¥120,生活好多了,工资比当时的付研究员(相当高校里的付教授)还高些。
不断有同学和学长们出国做博士后,每年两万多美刀,合人民币二十万左右,当时的汇率是1:8。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因此出国是有非常大诱惑的。
当时可以申请加拿大的技术移民了,妹妹在新西兰帮忙在加拿大找了个移民公司,给我们申请了。因为条件不错,办的很顺利,九五年夏天收到了加拿大使馆让我们十月份去香港面试的通知。当时加拿大在北京的使馆还不受理此事。
得先办护照,妻当年五月去香港大学访问了半个月(其实就是有个师兄在那当教授,出点钱让妻给他做半个月的实验),已有因私护照。我找了一家专门办理此事的小公司,老板姓林,很键壮和健谈的一个中年人,据说以前在公安局干过,门清,路子野,人却很好。后来发生的事还多亏他给摆平了。
老林伪造了我在泰国有亲戚的证明和邀请信,帮我把护照申请下来了,去泰国的签证也办下来了。去泰国要到香港中转,所以可以在香港办事,至于去不去泰国,就无所谓了,反正出了国,护照也活了。
总感觉在国内办很多事情都得偷偷摸摸的,或者想方设法拐几个弯儿才能办到,当局似乎喜欢别人骗自己一下才高兴,后来的事情更证明了这一点。
面试很顺利,当时就告之通过了,只需回去等正式文件就行了。在香港逛了逛,不是很喜欢那个地方,楼太高,人太多,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购物很不错,东西便宜且质量好,记得在那买的内衣穿了很多年都没坏,后来是实在不好意思再穿了。维多利亚港湾很漂亮,但也没有干净到一尘不染的地步,岸边的死角处漂浮着一些杂物,有些煞风景。
在香港呆了三天,来到广州。那里一大学有个课题组想开始搞我一直研究的课题,让帮他们建一套设备。我把博士论文给了他们,并画了一套设备图纸,这次正好看看。去材料系参观了一下,设备较陈旧,关键是人没有活力,老师们目光有些呆滞,没有心目中教授或科学家的睿智。当时心里感到一些悲哀,他们年轻时一定都风华正茂,在学校里待了几十年后,从眼神里却看不到快乐,也没有了活力。
当时我在想,这是我想要的人生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不能只为活着而活着。单纯从科研的水平和人员的角度来看,一般高校跟中关村的那些研究所比起来,差距还是挺大的。
喜欢广州的大排档,也许是没银子的缘故。第一次吃到炒河粉,很喜欢,儿子们从小就爱吃。
一切似乎顺利,回到北京,就要开始找工作了,出来了总得吃饭呀,要不出来干嘛来了。
忘恩负义的虱子还是挺多的,虱子要是早生几年在文革时被整死了,就没有那么多废话了,哎,猪在虱子死了多年后不会记得是哪只虱子咬过它,只会记得它需要吃更多的东西来填饱那空虚的皮囊,苟延残喘的国银看到虱子的无知,竟然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