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追影随四十年
费淑芬
多少次了，当我走到延安路龙翔桥时，两脚总会不由自主地向一旁的学士路走去，似乎她还在那里等待着我，有许多话要和我说。是小商品市场那烦嚣的叫卖声把我唤回到现实中，才使我惊醒过来：我已经没有必要再走进那座房子了，那里面已经没有了她，没有了那伏案写作的身影，没有了那双期待我的慈慧而美丽的眼睛。
最初知道陈学昭这个名字，是在赵超构先生写的《延安一月》上。赵先生在这本书中，写了好几位在延安的女性，而陈学昭三个字给我的印象最深，至今我仍能记得那上面写着：她穿了一件土纺的白羊毛背心，一双青布鞋，但仍不失从巴黎回来的女绅士风度。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在那个年龄，尤其是一个有点爱好文学的青年，对作家本来就有一种无条件的崇拜，何况是一位女作家，又是从巴黎去到延安的。巴黎，是举世瞩目的繁华都市，延安，却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圣地，不仅是路途相隔关山万里，社会性质和生活条件的反差又是如此之大，一位女作家能做到这点，真教人不可思议。因此，尽管照片也没有见过一张，而一个穿着白羊毛背心、青布鞋的形象，已深深印在我脑海中。不过这也无异是仰慕天上的神仙，并没有想到真的能有机会和她接触。
1950年土地改革，我所在的嘉兴地委文工团配合部队同志，派到海宁县工作。我们很多同志都下了乡，我被留在大队部做文书兼会计工作，住在县委所在地硖石镇上。在土改队员的名单中，发现有陈学昭的名字，开始我以为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后来得知这确实就是女作家陈学昭时，真是惊喜万分，顿时坐立不安，极想马上能见到她。土改队纪律十分严格，不能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我想方设法，找了个补充总结材料的借口，去了学昭同志的所在地斜桥区黄墩乡。
这时正是土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先到区里再到乡里，已是中午时分。学昭同志不在，就像一般工作队员一样，到村里去了。据说是去分配胜利果实，中饭也没有回来吃，我只好等着。不知怎的，在这即将见面的时刻，心情分外焦急，好像多年的期盼在此刻同时涌了出来。
直到傍晚，陈学昭同志才回到乡政府来。说实话，一见面，我有点失望。当然没有白羊毛背心，也看不出什么绅士风度，只是和当时所有的女干部一样，穿了一件灰布列宁装。才四十多岁的年纪，黑发中已夹有银丝缕缕。只是她身姿挺拔，皮肤白皙，举止文雅，说起话来带有浓重的书卷气。因为没有工作关系，也没有人为我们介绍。我见到了她，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而她却没有注意到我。那时乡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她当然不会想到，有一个女孩子是专门为她而来。我很想上前自我介绍，和她说几句话，却又不敢，一则是胆怯，再则也怕别人说我虚荣，想结交名人，所以见了一面之后，当晚就匆匆回硖石镇了。
没有想到，1952年我由嘉兴调到省文联创作组。不久，省文联正式成立，有了正副主席，正主席是史学家宋云彬先生，副主席却正是陈学昭同志。多年来仰慕着的作家，现在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真是天赐的恩惠，当时我们一群，特别是几个女同志，都十分兴奋。不过学昭同志平时住在龙井乡下，体验茶农生活，正在潜心创作《春茶》一书，只有参加会议或者外事活动才到城里来。虽然能经常看到她，但接触仍不多，因为她总是来去匆匆。
这时，我已经读过她写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因此，敬仰之心，有增无减，除了喜爱作品那清丽的文字，更仰慕作者的雍容风度。为了外事活动的需要，她有时穿上西式套装，有时又穿上中式旗袍，真是风姿伟仪，气度不凡，常使得我们这些比她小了二十多岁的女孩子羡慕不已，自惭形秽。学昭同志平易近人，她的为人并不像她的名声和身份那样使人觉得高不可攀。虽然接触不多，但遇到时总问长问短，很是亲切；有时我们正在说笑或议论穿着，她也会参加进来。她的审美水平较高，我的第一件连衫裙就是在她参谋下去做的。
真正使我和学昭同志熟悉起来的，还是1957年那场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灾难。不管大作家，小编辑；知名人士，无名小卒，突然被一股可怕的旋风卷进了一个无底无涯的深渊。知名如学昭同志首当其冲，无名的我也未能幸免。于是我们一起被打发离开了杭州。当时我怀孕七个月，被下放到绍兴东湖乡凌山社劳动；学昭同志因身体关系并过了下放的年龄，算是照顾，被放到绍兴文化馆做杂务。虽然同在一个县，相隔并不远，但彼此都不敢往来。
在秋收完毕的一个傍晚，我半年来第一次进城去浴室洗澡。因为要等候，我拿了一本《人民文学》在看，既是消磨时间，也可以避去一些不友好的目光。“你怎么也来了？”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我抬起头来，竟是学昭同志！她也是来洗澡的。这是到绍兴半年多来我们第一次相见。她穿了一套中式布衣裤。原来挺拔的身姿，稍微有点伛偻，如果单看背影，我不相信会是她，因为这样的老太太，绍兴城乡到处可以看到。
劫难中在异乡相见，彼此都悲喜交集，但浴室人多，不是互诉衷肠的地方。她见我手里拿着《人民文学》，便说：“你倒还在看这些文学刊物，我现在什么都不看了！”我问她身体如何，她说还可以。她突然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告诉她我已经二十九岁了，过了年三十岁了！她听了点点头说：“还好，你还年轻，我已经五十多了！”说罢，神情黯然，我也无言以对，只是泪水不由地夺眶而出。眼看这个沐浴过巴黎文明，获得过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又熏染过战争风雨，住过延安窑洞的女作家、女战士，竟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怎不教人心酸且寒。回顾自己，与她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可是此时此地，除了向她道几声多多保重之外，又能说什么呢？
坎坷的岁月，总是格外漫长。我下放的地点，受命一换再换，从绍兴又到海宁，从海宁又到良渚。自那次浴室里见过一面之后，一直没有看到过学昭同志。又是好多年了，只听说她十分艰难，这是可想而知的。更严重的是一度曾遭到人格侮辱，被诬盗窃，在她不啻是雪上加霜，后来幸亏有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问，才澄清事实，调回杭州来。我与她无由见面，只能遥祝平安。
结束了下放劳动的生活，1963年我被调回杭州，仍在出版社工作。一天，我去附近狮虎桥邮筒投信，正好她从旁边的一条巷子里出来，彼此相见，都很高兴，也颇有隔世之感。我告诉她我已回到出版社来，她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没有名分，做的仍然是编辑工作。她点点头表示安慰，并说：“能让你做编辑工作总算不错，但要小心！别出差错。”接着，她又压低了声音说：“你知道不知道？我到北京去过了，看到了葛琴同志，她还问起你呢，我告诉她，你也出事了，她很难过。”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酸，眼睛也热了起来。葛琴同志是1957年与邵荃麟同志来杭州时，经学昭同志的介绍才认识的。不想她倒还记得我，我使她失望了。
这次见面，她的情绪比在绍兴时好多了，还问我写不写东西？我摇摇头苦笑笑，心想，连你写了东西也没处好发，我何必又自寻烦恼呢？
分手时，她告诉我她就住在狮虎桥后面的戒坛寺巷，但没有邀我进去。即使相邀，我也不会去的。那时，我俩虽都已摘去右派帽子，但摘不摘帽，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在社会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依旧是右派，这个称号似乎要伴随终生。我们彼此，既为了对方，也为了自己，都不敢跨越这个“雷池”一步。
虽然仍带着印记，但总还算低眉顺眼平安地度过了三年。可是震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这场“革命”，对我这种无名小卒的“死老虎”无暇顾及，所以尚算宽容，而学昭同志是有影响的人物，过去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有较多的接触，所在的单位又是高等学府，正首当其冲。我十分惦念着她，她这时已离开戒坛寺巷住进杭大宿舍，无法得到她的消息。
1969年春天，省级机关人员进斗批改干校学习，我也去了。当时校址借原幼儿师范。因为我不是审查重点对象，每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星期一早上必须到校。为节省几个公共汽车费，我来去都是步行。一大清早，我匆匆去干校，在杭大后面的那条小路上，意外地遇见了她，她也是去学校学习的。
猛一见她，我有点吃惊，除了头发已全部白了外，面容也很憔悴，且步履蹒跚。她见了我，没立刻招呼，而是向前后左右环视了一周才走近问：“你好吗？”我告诉她还好，她又问及在北京被艺校红卫兵揪回来的，愿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同志的情况，我说现在还好，好像高潮已经过去了。她摇头说：“未必呢，事情没有这样简单的，你也要小心？”匆匆交谈几句后，立刻就分手了。以后事态的发展正如她所说，又“深入”了好多年。我简单的头脑看不到这点，她却感觉到了。也正是多年的对敌斗争经验，养成了她这样敏锐的洞察力。
以后不久，我又下放了，这次更是彻底，称为“拆庙”，我们夫妇连同孩子携着户口一起被逐出了杭州城。
不敢通信，也没法探听，只能在偶尔来杭时，从熟人那里得到一点她的消息。知道她虽然困难，仍然坚强地活着，这对我既是安慰，更是一种鼓励。
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我也结束了七年半的下放劳动生活，告别那个小镇，回到杭州。先是在《西湖》编辑部工作。打听得学昭同志的住处以后，我小心翼翼地捏着董校昌同志抄给我的门牌号码和线路图，心情十分激动地在杭大宿舍的一条堆满杂物的走廊里，找到了她的住房。伸手去敲门时，心跳得手有点颤抖。待我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激动敲开房门，她见到是我，开始一怔，接着没有来得及关上房门，就抱住我哭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大哭，我当然也哭了。在我们一起尽情地倾泻了多年来积压着的苦涩之后，她才招呼我坐下来。这时，我看见她狭小的写字台上堆满着稿纸，一旁放着已写好的《难忘的年月》。擦干眼泪，平静了一下之后，她告诉我：北京、上海都有人来向她约稿，杭州也有人来过，因此最近显得忙些。闲了二十多年的笔头，一下转动起来不太顺畅，有时甚至出现错别字，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时我细细地看她，面容仍然憔悴，但精神很好，只是当她站起身来给我泡茶时，走路有点摇摆，步履不稳。我问她原因，她说是坐骨神经出了毛病，是“文革”留下的记号。
这天，我们都没有谈及过去，只是说了些当前的事情，知道她的住房即将调整；女儿亚男已结了婚并有了孩子，工作也有希望调动。总之，事情一天一天往好的方向发展，她相信党的政策一定会得到落实。
彼此都消除了头上的紧箍咒后，我就常去她家，无论是杭大宿舍、龙游路四号、学士坊二号，我进进出出，毋需事前相约，随时闯去，她都十分欢迎。特别是我在出版社作她几本书的责任编辑时，一星期要去好几次。选稿，谈编辑体例，写前言后记，拟书名，看校样，都是在她的书桌旁，喝着她为我泡的一杯杯龙井茶，时而工作，时而谈心，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完成的。
常听有人说与大作家打交道很困难，年纪大了的更固执，在我前后为学昭同志编四本书的过程中，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学昭同志虽在海内外都闻名，又很早去了延安，多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从不炫耀。她十分谦逊，对出书没有太奢的要求，也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如我在编她的集子时，发现有的篇章内容近似，建议抽去，她也欣然同意，毫不使我为难。总之，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很愉快。使我感到有点惶恐的是在纪念她创作活动六十周年的大会上，她指定由我来介绍她，弄得主持会议的人介绍我的身份时只好说：“陈学昭同志的责任编辑。”
我离休以后，不再为她编书了，但仍常常是她书桌前的“座上客”。每次见面她总是说：“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她写了文章常要我先看看，并商量投寄哪里？
每次谈话，我往往只是个倾听者，除了偶尔回答一两句问话外，差不多都是她讲我听。特别是到后来几年，她讲话十分随意，没有中心，没有范围，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有时重复出现，我也不去打断她。我自己也进入老年，能够理解老年人的心情。她谈法国、谈延安、谈过去，也谈现在。谈得最多的却是她青年时代的生活，再就是为党作秘密工作的经历。她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更怀念那青春时代的友谊，怀念远方的友人。她很喜爱李商隐那首“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且话巴山夜雨时”，她谈起当年的“西窗剪烛”共读的情景，脸上会呈现出青年人的幸福的微笑。因此，我的朋友袁卓尔曾说过：“你是她的一个最合适的谈话对象，有些事情对一般人甚至对亲人小辈也不便说的话，对你可以讲。”如果确能如此，我感到此生有幸。从我知道她的名字到现在，已长长四十多年了，开始接触到频繁的交往，对她的了解日益加深，我崇拜她，敬仰她，也同情她。学昭同志的生活经历极不平凡，她辉煌过，暗淡过，但始终坚强、率真。她很少高谈阔论、豪言壮语，可是她留下近三百万字的作品是文学宝库的一笔财富，朴素真挚的谈话能使人深深受益，譬如她说过：“叫我不说话是可以的，假话我是不说的。”这话听来平常，但一个人一生要做到却何等不易！她对创作的执着与勤奋，也使我感佩不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她以最后一搏的精神，先后出书十二种，其中七种是新创作的，我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她是在病床上写成的。还早在我为她编书的几年，她就一再劝我：“你自己也应该写一点东西！”这些年我能写点小文章，应该说是受了学昭同志的感召和督促。
但是，在我们无所不谈的谈话中，也还是有着一个禁区的，那就是早已成为往事了的她不幸的婚姻。虽然，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提到过，但我怕触发她的伤痛，从来不敢问及。
我曾暗自分析，造成悲剧的很可能是由于性格矛盾，其中也许还有误会成分，但是对学昭同志的伤害是深重的，使她难以原谅。
去年夏初，我无意中看到一个与此有关的电视片，从片中内容看他是个好人。后来有好几次我想问学昭同志，始终不敢开口。有一次，她竟主动对我说：“想不到，那个人后来倒变好了，成了个忏悔者。”我知道她说的是谁，虽然这个评价不很确切，但她终于原谅他了！我为她感到高兴和安慰，埋在心头半个世纪的怨恨，是该放下了，心情平和，会利于晚年身体健康的。
八月中旬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篇《我在法国的日子》，要我转交《西湖》，离开时，她还一再叮嘱：“过几天再来！”没有想到9月20日她就进了医院，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坐在她书桌旁的谈话。9月21日我赶到医院，她还指指我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看她精神还好，我以为像以往一样，住几天就可以回家，不想这一住就没能出来！
“桂子飘香又一年”是陈学昭同志的一篇散文题目。到今年桂子飘香的时节，也就是学昭同志去世一周年了。我无法把四十多年来她留在我心头的叠影一一清理，这篇粗陋的文章，谨献给她作为周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