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追影随四十年

神追影随四十年
费淑芬
 
多少次了,当我走到延安路龙翔桥时,两脚总会不由自主地向一旁的学士路走去,似乎她还在那里等待着我,有许多话要和我说。是小商品市场那烦嚣的叫卖声把我唤回到现实中,才使我惊醒过来:我已经没有必要再走进那座房子了,那里面已经没有了她,没有了那伏案写作的身影,没有了那双期待我的慈慧而美丽的眼睛。
 
最初知道陈学昭这个名字,是在赵超构先生写的《延安一月》上。赵先生在这本书中,写了好几位在延安的女性,而陈学昭三个字给我的印象最深,至今我仍能记得那上面写着:她穿了一件土纺的白羊毛背心,一双青布鞋,但仍不失从巴黎回来的女绅士风度。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在那个年龄,尤其是一个有点爱好文学的青年,对作家本来就有一种无条件的崇拜,何况是一位女作家,又是从巴黎去到延安的。巴黎,是举世瞩目的繁华都市,延安,却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圣地,不仅是路途相隔关山万里,社会性质和生活条件的反差又是如此之大,一位女作家能做到这点,真教人不可思议。因此,尽管照片也没有见过一张,而一个穿着白羊毛背心、青布鞋的形象,已深深印在我脑海中。不过这也无异是仰慕天上的神仙,并没有想到真的能有机会和她接触。
 
1950年土地改革,我所在的嘉兴地委文工团配合部队同志,派到海宁县工作。我们很多同志都下了乡,我被留在大队部做文书兼会计工作,住在县委所在地硖石镇上。在土改队员的名单中,发现有陈学昭的名字,开始我以为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后来得知这确实就是女作家陈学昭时,真是惊喜万分,顿时坐立不安,极想马上能见到她。土改队纪律十分严格,不能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我想方设法,找了个补充总结材料的借口,去了学昭同志的所在地斜桥区黄墩乡。
 
这时正是土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先到区里再到乡里,已是中午时分。学昭同志不在,就像一般工作队员一样,到村里去了。据说是去分配胜利果实,中饭也没有回来吃,我只好等着。不知怎的,在这即将见面的时刻,心情分外焦急,好像多年的期盼在此刻同时涌了出来。
 
直到傍晚,陈学昭同志才回到乡政府来。说实话,一见面,我有点失望。当然没有白羊毛背心,也看不出什么绅士风度,只是和当时所有的女干部一样,穿了一件灰布列宁装。才四十多岁的年纪,黑发中已夹有银丝缕缕。只是她身姿挺拔,皮肤白皙,举止文雅,说起话来带有浓重的书卷气。因为没有工作关系,也没有人为我们介绍。我见到了她,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而她却没有注意到我。那时乡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她当然不会想到,有一个女孩子是专门为她而来。我很想上前自我介绍,和她说几句话,却又不敢,一则是胆怯,再则也怕别人说我虚荣,想结交名人,所以见了一面之后,当晚就匆匆回硖石镇了。
 
没有想到,1952年我由嘉兴调到省文联创作组。不久,省文联正式成立,有了正副主席,正主席是史学家宋云彬先生,副主席却正是陈学昭同志。多年来仰慕着的作家,现在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真是天赐的恩惠,当时我们一群,特别是几个女同志,都十分兴奋。不过学昭同志平时住在龙井乡下,体验茶农生活,正在潜心创作《春茶》一书,只有参加会议或者外事活动才到城里来。虽然能经常看到她,但接触仍不多,因为她总是来去匆匆。
 
这时,我已经读过她写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因此,敬仰之心,有增无减,除了喜爱作品那清丽的文字,更仰慕作者的雍容风度。为了外事活动的需要,她有时穿上西式套装,有时又穿上中式旗袍,真是风姿伟仪,气度不凡,常使得我们这些比她小了二十多岁的女孩子羡慕不已,自惭形秽。学昭同志平易近人,她的为人并不像她的名声和身份那样使人觉得高不可攀。虽然接触不多,但遇到时总问长问短,很是亲切;有时我们正在说笑或议论穿着,她也会参加进来。她的审美水平较高,我的第一件连衫裙就是在她参谋下去做的。
 
真正使我和学昭同志熟悉起来的,还是1957年那场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灾难。不管大作家,小编辑;知名人士,无名小卒,突然被一股可怕的旋风卷进了一个无底无涯的深渊。知名如学昭同志首当其冲,无名的我也未能幸免。于是我们一起被打发离开了杭州。当时我怀孕七个月,被下放到绍兴东湖乡凌山社劳动;学昭同志因身体关系并过了下放的年龄,算是照顾,被放到绍兴文化馆做杂务。虽然同在一个县,相隔并不远,但彼此都不敢往来。
 
在秋收完毕的一个傍晚,我半年来第一次进城去浴室洗澡。因为要等候,我拿了一本《人民文学》在看,既是消磨时间,也可以避去一些不友好的目光。“你怎么也来了?”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我抬起头来,竟是学昭同志!她也是来洗澡的。这是到绍兴半年多来我们第一次相见。她穿了一套中式布衣裤。原来挺拔的身姿,稍微有点伛偻,如果单看背影,我不相信会是她,因为这样的老太太,绍兴城乡到处可以看到。
 
劫难中在异乡相见,彼此都悲喜交集,但浴室人多,不是互诉衷肠的地方。她见我手里拿着《人民文学》,便说:“你倒还在看这些文学刊物,我现在什么都不看了!”我问她身体如何,她说还可以。她突然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告诉她我已经二十九岁了,过了年三十岁了!她听了点点头说:“还好,你还年轻,我已经五十多了!”说罢,神情黯然,我也无言以对,只是泪水不由地夺眶而出。眼看这个沐浴过巴黎文明,获得过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又熏染过战争风雨,住过延安窑洞的女作家、女战士,竟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怎不教人心酸且寒。回顾自己,与她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可是此时此地,除了向她道几声多多保重之外,又能说什么呢?
 
坎坷的岁月,总是格外漫长。我下放的地点,受命一换再换,从绍兴又到海宁,从海宁又到良渚。自那次浴室里见过一面之后,一直没有看到过学昭同志。又是好多年了,只听说她十分艰难,这是可想而知的。更严重的是一度曾遭到人格侮辱,被诬盗窃,在她不啻是雪上加霜,后来幸亏有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问,才澄清事实,调回杭州来。我与她无由见面,只能遥祝平安。
结束了下放劳动的生活,1963年我被调回杭州,仍在出版社工作。一天,我去附近狮虎桥邮筒投信,正好她从旁边的一条巷子里出来,彼此相见,都很高兴,也颇有隔世之感。我告诉她我已回到出版社来,她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没有名分,做的仍然是编辑工作。她点点头表示安慰,并说:“能让你做编辑工作总算不错,但要小心!别出差错。”接着,她又压低了声音说:“你知道不知道?我到北京去过了,看到了葛琴同志,她还问起你呢,我告诉她,你也出事了,她很难过。”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酸,眼睛也热了起来。葛琴同志是1957年与邵荃麟同志来杭州时,经学昭同志的介绍才认识的。不想她倒还记得我,我使她失望了。
 
这次见面,她的情绪比在绍兴时好多了,还问我写不写东西?我摇摇头苦笑笑,心想,连你写了东西也没处好发,我何必又自寻烦恼呢?
 
分手时,她告诉我她就住在狮虎桥后面的戒坛寺巷,但没有邀我进去。即使相邀,我也不会去的。那时,我俩虽都已摘去右派帽子,但摘不摘帽,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在社会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依旧是右派,这个称号似乎要伴随终生。我们彼此,既为了对方,也为了自己,都不敢跨越这个“雷池”一步。
 
虽然仍带着印记,但总还算低眉顺眼平安地度过了三年。可是震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这场“革命”,对我这种无名小卒的“死老虎”无暇顾及,所以尚算宽容,而学昭同志是有影响的人物,过去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有较多的接触,所在的单位又是高等学府,正首当其冲。我十分惦念着她,她这时已离开戒坛寺巷住进杭大宿舍,无法得到她的消息。
1969年春天,省级机关人员进斗批改干校学习,我也去了。当时校址借原幼儿师范。因为我不是审查重点对象,每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星期一早上必须到校。为节省几个公共汽车费,我来去都是步行。一大清早,我匆匆去干校,在杭大后面的那条小路上,意外地遇见了她,她也是去学校学习的。
 
猛一见她,我有点吃惊,除了头发已全部白了外,面容也很憔悴,且步履蹒跚。她见了我,没立刻招呼,而是向前后左右环视了一周才走近问:“你好吗?”我告诉她还好,她又问及在北京被艺校红卫兵揪回来的,愿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同志的情况,我说现在还好,好像高潮已经过去了。她摇头说:“未必呢,事情没有这样简单的,你也要小心?”匆匆交谈几句后,立刻就分手了。以后事态的发展正如她所说,又“深入”了好多年。我简单的头脑看不到这点,她却感觉到了。也正是多年的对敌斗争经验,养成了她这样敏锐的洞察力。
 
以后不久,我又下放了,这次更是彻底,称为“拆庙”,我们夫妇连同孩子携着户口一起被逐出了杭州城。
 
不敢通信,也没法探听,只能在偶尔来杭时,从熟人那里得到一点她的消息。知道她虽然困难,仍然坚强地活着,这对我既是安慰,更是一种鼓励。
 
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我也结束了七年半的下放劳动生活,告别那个小镇,回到杭州。先是在《西湖》编辑部工作。打听得学昭同志的住处以后,我小心翼翼地捏着董校昌同志抄给我的门牌号码和线路图,心情十分激动地在杭大宿舍的一条堆满杂物的走廊里,找到了她的住房。伸手去敲门时,心跳得手有点颤抖。待我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激动敲开房门,她见到是我,开始一怔,接着没有来得及关上房门,就抱住我哭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大哭,我当然也哭了。在我们一起尽情地倾泻了多年来积压着的苦涩之后,她才招呼我坐下来。这时,我看见她狭小的写字台上堆满着稿纸,一旁放着已写好的《难忘的年月》。擦干眼泪,平静了一下之后,她告诉我:北京、上海都有人来向她约稿,杭州也有人来过,因此最近显得忙些。闲了二十多年的笔头,一下转动起来不太顺畅,有时甚至出现错别字,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时我细细地看她,面容仍然憔悴,但精神很好,只是当她站起身来给我泡茶时,走路有点摇摆,步履不稳。我问她原因,她说是坐骨神经出了毛病,是“文革”留下的记号。
 
这天,我们都没有谈及过去,只是说了些当前的事情,知道她的住房即将调整;女儿亚男已结了婚并有了孩子,工作也有希望调动。总之,事情一天一天往好的方向发展,她相信党的政策一定会得到落实。
 
彼此都消除了头上的紧箍咒后,我就常去她家,无论是杭大宿舍、龙游路四号、学士坊二号,我进进出出,毋需事前相约,随时闯去,她都十分欢迎。特别是我在出版社作她几本书的责任编辑时,一星期要去好几次。选稿,谈编辑体例,写前言后记,拟书名,看校样,都是在她的书桌旁,喝着她为我泡的一杯杯龙井茶,时而工作,时而谈心,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完成的。
常听有人说与大作家打交道很困难,年纪大了的更固执,在我前后为学昭同志编四本书的过程中,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学昭同志虽在海内外都闻名,又很早去了延安,多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从不炫耀。她十分谦逊,对出书没有太奢的要求,也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如我在编她的集子时,发现有的篇章内容近似,建议抽去,她也欣然同意,毫不使我为难。总之,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很愉快。使我感到有点惶恐的是在纪念她创作活动六十周年的大会上,她指定由我来介绍她,弄得主持会议的人介绍我的身份时只好说:“陈学昭同志的责任编辑。”
 
我离休以后,不再为她编书了,但仍常常是她书桌前的“座上客”。每次见面她总是说:“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她写了文章常要我先看看,并商量投寄哪里?
 
每次谈话,我往往只是个倾听者,除了偶尔回答一两句问话外,差不多都是她讲我听。特别是到后来几年,她讲话十分随意,没有中心,没有范围,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有时重复出现,我也不去打断她。我自己也进入老年,能够理解老年人的心情。她谈法国、谈延安、谈过去,也谈现在。谈得最多的却是她青年时代的生活,再就是为党作秘密工作的经历。她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更怀念那青春时代的友谊,怀念远方的友人。她很喜爱李商隐那首“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且话巴山夜雨时”,她谈起当年的“西窗剪烛”共读的情景,脸上会呈现出青年人的幸福的微笑。因此,我的朋友袁卓尔曾说过:“你是她的一个最合适的谈话对象,有些事情对一般人甚至对亲人小辈也不便说的话,对你可以讲。”如果确能如此,我感到此生有幸。从我知道她的名字到现在,已长长四十多年了,开始接触到频繁的交往,对她的了解日益加深,我崇拜她,敬仰她,也同情她。学昭同志的生活经历极不平凡,她辉煌过,暗淡过,但始终坚强、率真。她很少高谈阔论、豪言壮语,可是她留下近三百万字的作品是文学宝库的一笔财富,朴素真挚的谈话能使人深深受益,譬如她说过:“叫我不说话是可以的,假话我是不说的。”这话听来平常,但一个人一生要做到却何等不易!她对创作的执着与勤奋,也使我感佩不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她以最后一搏的精神,先后出书十二种,其中七种是新创作的,我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她是在病床上写成的。还早在我为她编书的几年,她就一再劝我:“你自己也应该写一点东西!”这些年我能写点小文章,应该说是受了学昭同志的感召和督促。
 
但是,在我们无所不谈的谈话中,也还是有着一个禁区的,那就是早已成为往事了的她不幸的婚姻。虽然,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提到过,但我怕触发她的伤痛,从来不敢问及。
 
我曾暗自分析,造成悲剧的很可能是由于性格矛盾,其中也许还有误会成分,但是对学昭同志的伤害是深重的,使她难以原谅。
 
去年夏初,我无意中看到一个与此有关的电视片,从片中内容看他是个好人。后来有好几次我想问学昭同志,始终不敢开口。有一次,她竟主动对我说:“想不到,那个人后来倒变好了,成了个忏悔者。”我知道她说的是谁,虽然这个评价不很确切,但她终于原谅他了!我为她感到高兴和安慰,埋在心头半个世纪的怨恨,是该放下了,心情平和,会利于晚年身体健康的。
 
八月中旬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篇《我在法国的日子》,要我转交《西湖》,离开时,她还一再叮嘱:“过几天再来!”没有想到9月20日她就进了医院,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坐在她书桌旁的谈话。9月21日我赶到医院,她还指指我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看她精神还好,我以为像以往一样,住几天就可以回家,不想这一住就没能出来!
 
“桂子飘香又一年”是陈学昭同志的一篇散文题目。到今年桂子飘香的时节,也就是学昭同志去世一周年了。我无法把四十多年来她留在我心头的叠影一一清理,这篇粗陋的文章,谨献给她作为周年祭。
xiaomiao 发表评论于
我很喜欢她的《工作着是美丽的》。愿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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