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一生 - 记前辈作家吴似鸿
费淑芬
在2006年的《文化交流》上，看到有一篇写吴似鸿的文章，说她出生于1906年。在我的记忆中，她是1907年出生的。于是就查找了《浙江文学志》，上面载着吴似鸿出生于1907年3月28日。那么今年才是她的百岁诞辰。
说起吴似鸿这个人，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十分陌生，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她在《东海》、《西湖》还发表过好几篇文章，特别是后来成书的她的回忆录，还曾在《西湖》连载过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1952年初，在当时的省文化局食堂。我们一批刚从各地区文工团抽调来省文联创作组的一些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在说笑，忽然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拿着饭盆从外面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开始大家以为是局里谁的家属，后来有人轻轻地告诉我们：她就是最早的革命作家蒋光慈原来的夫人，现在也是到省文联创作组来的。
以后，她和我们很快熟悉起来，在接触中，大家都感到这个人极其率真，有许多方面，比我们这些小她二十多岁的人更天真直爽，但是也有点不合时宜，为人处事，我行我素，毫不顾及别人印象和感受。但是她并不摆老资格，不倚老卖老，倒是常常用羡慕的口气说：“唉，你们多年轻，年轻多好啊!”
那时，她头发已经花白，有一天，她去理发店染了发回来，洋洋得意地走到我们面前说：“你们看，我是不是年轻多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头发是可以染的，都十分稀奇。男同志则在一旁起哄：“吴似鸿变成小姑娘了!”她哈哈一笑，也不生气，对着窗玻璃左看右看。
那时我们都住集体宿舍，在武林路138号二楼，当中大厅算是办公室，两边大房间是男宿舍，小房间是女宿舍。因为吴似鸿带着个孩子，特别给了她独自一个小间，她的小问很凌乱，也很温暖，我们常去坐坐。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男子来过，生得很高大，据说是个俄文翻泽家，姓李，就是孩子的父亲。以后，领导上就在三楼给了他们一个较大的房间。
自从搬上楼以后，就不时有他俩吵架的声音传下来，有时还动手厮打，锅瓢碗盏经常会从三楼飞到一楼的天井里。但是过不多久，两人又很亲密地出门了。因此他们打架，我们没人去劝，也不敢劝，弄得不好被捱上一记。
吴似鸿虽然大我们二十多岁，但大家都不把她当前辈看，她也不愿意我们当她是前辈。所以，在当面背后，都直呼其名，她也十分乐意接受。
那时的创作组，主要是写些配合中心任务的小小说、小演唱之类。因此，一年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农村体验生活，吃住都在农民家。吴似鸿因出生在农村，对农村生活倒能很快适应，群众关系不错。但是也发生过一些教人奈何不得的尴尬事。
按农村惯例，每到春耕，家家人家都会给主要劳动力增加点营养。那时物质不丰富，也就是买点猪肉、杀只鸡而已，虽然放在桌上，但我们从不去碰它。而吴似鸿却一筷一筷，照吃不误。事后我们与她打招呼，要她注意点，谁知她却理直气壮反过来责问我们：“你们想不想吃?想吃又不敢吃，岂不是虚伪?”弄得我们哑口无言，只好由她，反正不影响纪律。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比这严重了：我们房东隔壁人家，有一家老夫少妇，经常吵架，吴似鸿就去劝那个少妇与丈夫离婚。这事传到村干部那里，村长找到我们组长说：这影响到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组长知道，劝说吴似鸿是无效的，让领导来电话将她叫了回去。而吴似鸿却浑然不知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1954年吧，当我们又一次从农村回杭时，就不见了吴似鸿。据说是她自己要求回绍兴老家长期体验农村生活，文化局每月津贴她一定的生活费。
后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创作组也被撤销，大家自顾不暇，没有谁再想到她这样一个流落在农村的人。
长长的二十多年过去，1978年我调到《西湖》编辑部，在《东海》上看到有吴似鸿怀念郁达夫和肖红的文章，知道她还在人间。编辑部同志知道我和她熟悉，便由薛家柱、钟高渊、万正模、莫大林和我一起找到绍兴柯桥陈家湾的一座破屋里的她。
二十多年不见，我以为她一定不认识我了，谁知一跨进门，她就叫出了我的名字。猛一相见，觉得她确实老了，有点老态龙钟了。但是她在哈哈哈一阵笑声开始说活以后，看到她的眼睛仍像猫那么圆，声音还是那么脆亮，她，还是当年那个吴似鸿。
1980年，省二届文代会召开，她以绍兴地区代表的身份与会，并当选为文联委员。按她自己的说法：生平第一次有了个头衔。当她知道我即将调回出版社时，便告诉我她有一部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当时是应北京一个编辑单位编女作家传记写的，寄去后，嫌字数太多，摘了一部分，将原稿寄还给了她。她不知道浙江出版社能不能出，我要她回去后将稿子先寄来看看再说。
不久，她寄来一个大包，有十五六本练习簿的稿子，里面有用钢笔写的，圆珠笔写的，也有铅笔写的。页子里夹有蚊虫血和小昆虫尸体，可以想象，写作时的环境多么恶劣。
我翻读后，大感惊奇，她竟有着如此丰富的生活经历!这在50年代相处时完全不知道的。稿子写的都是她的亲身经历，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文坛往事，是第一手材料，真实可贵。只是文字实在太乱了，大概是信笔写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些地方衔接不上，有些地方又都相互矛盾。应该说还是个原始的草稿，必须加工整理才行。
我将稿子和我的书面意见交给当时负责我室的总编刘耀林同志。老刘看后，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立刻给吴似鸿写信，要她来杭州改稿，可住出版社招待所，吃住都由社里负责。过了一段时间，不见她人来，也没有回信；我又去信，谁知她回信说：为这部稿子她已心力交瘁，再也没有精力可用了，加上最近心脏病加剧，无法行动，问我是否可以帮助她加工整理？我将她的信交给刘耀林同志，他也动员我接受她的建议，说这是值得做的一件事。
可是就凭这十几个练习本，教我如何整理加工呢，回忆录又不像小说可虚构。50年代虽然相处过一段时间，但对她的过去并不了解。再说这倒并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任务，我自己对这部稿子确实也有兴趣。
于是，我又认真读了一遍以后，摘下疑点去到陈家湾，在她健康情况允许下，让她将她的一生主要经历从头到尾讲给我听，一共用三整天加四个黄昏的时间，一日三餐由她侄媳妇烧了送来。这样，对原稿中那些不清楚的地方弄清楚了，对她的一生也有了基本的了解。
也许是郁结得到释放的缘故，原来我担心会影响她的病情加剧的情况倒没有出现。一天清早我起床看她还睡着，我有点担心，用手探探她的呼吸，她睁开眼睛说：“还活着哩!”两人都笑了起来。
回到杭州，即开始工作，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一边整理一边撰写。分了章节，拟了小标题，一共大概花了一百多天，初稿完成。因灯光的照射，那年我案头的水仙花开得特别好。
我将整理好的稿子又送去让吴似鸿过目。她基本上满意，但对我删节了部分她贬责个别人的文字有点意见，经过解释，后来也认可了，这次我只过了两夜。回来后又按她的要求作了些修改，然后得到她完全认可后才交给出版社，由刘耀林同志指定李均生为责编。这部历经三年的《浪迹文坛艺海间》终于在1984年5月出版，印7000册。
为这本书拟书名时，李均生和我真是绞尽了脑汁，最后《浪迹文坛艺海间》这名字，是老李拟定的。我觉得真是太确切了!
吴似鸿写过文章，也出过书，是个作家，但是她作品不多，更没有留下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她读过艺专，能画画，与很多画家同过学，但没有什么成功的作品，她画的老虎我们笑它像猫，她自己也承认；她是早期的南国社成员，演过《卡门》《生的意志》等话剧，田汉更为她度身创作了《南归》，她与陈凝秋、金焰、唐槐秋等名演员同台演出过。可是后来也没有向这方面发展。
从她的生活伴侣来说，与蒋光慈结合，是田汉介绍的：蒋光慈去世后，她与艺校一个学生相恋，并有了身孕，却因为遭人离间，产生误会而分了手；后来又有一个姓曾的电影演员走进她的生活，并有了孩子。但由于对方有“托派”嫌疑，朋友们也歧视她，她主动离开了他。最后，在解放前夕的重庆，因生活无着，无处居住，经人撮合，患难与共，又与一个姓李的俄文翻译家走到了一起，并维持到解放后，最终还是分了手。
吴似鸿热情单纯，年轻时就倾向进步，参加过不少进步活动，结交了许多进步朋友，因此有了与蒋光慈的结合。那时她还是个学生，因为那时蒋光慈的身份是不能公开的，用的是化名匿居在上海，但时时要防止敌特的识破，经常要迁居，她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不仅要照顾他的生活，还要掩护他的工作。在1931年8月31日蒋光慈因肺病得不到很好治疗去世后，她依靠朋友的帮助过日子。后来当她再一次有了相爱的人以后，却因为革命需要，让她化装成一个阔太太掩护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员离开医院，以致产生了误会而分了手。后来她独自养大了他俩的孩子。她参加过沈兹九主编的《妇女月刊》的编辑工作，并代表该刊参与了陈波儿为首的“北上劳军团”慰劳傅作义领导的抗日健儿，到过朔风凛冽的绥远百灵庙。为寻找抗日军队，她误入了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当了文化教员。发现他们并不真正抗日而是反共时，她又冒险逃离。
后来她到过香港，在那里做过家庭教师，流浪画家，睡过马路。香港沦陷，她回到桂林，见到了许多朋友，参加了由柳亚子、李济深倡导的“文化委员会”做义工，为前线将士募捐。桂林受命撤退，她随一批文化人士来到重庆，住进了当时的“抗敌协会”张家花园。那时文化人都同样困难，没有谁可以帮助她。这个时候，她当过代课教师，也写过些文章，还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而且接受过经济上的接济。
以后一段时间她就住到夏衍家中。一直住到抗日胜利，夏衍一家回了上海，她只好离开。重庆谈判破裂后，所有进步活动都被封杀，那时她所在的“文协”也不例外，她除了帮助同志们转移了一部分马列著作外，随着“文协”人员星散，又到处流浪。
就在这时，她认识了俄文翻译家李葳，他也是单身，尽管生活也困难，但在一个学校教书，有个固定住处，在朋友的撮合下，两人生活到了一起。按她自己的说法，这是“痛苦的结合”。
重庆解放，万众欢腾，吴似鸿也高兴了一阵，但是由于个性和家庭生活的原因，她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执意回到浙江来。
从重庆先到上海，本来想找夏衍，正好夏衍出国了，上海文联由陈白尘负责。她找到他，陈白尘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她一听就来了气：“你陈白尘不认识我吴似鸿了?”转身就来到杭州。以后就是前面写到的情况了。
吴似鸿的一生，真可以说是历尽沧桑、颠沛流离的一生，难怪她的小儿子看了她的回忆录后对她说：“你这一辈子好像都在讨饭!”确实，她这一生没有过上几天安定正常的生活，差不多一直在为衣食奔走。她不是没有机会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当她流浪在香港时，一位女同学想将她介绍给一个有钱的生意人，她决然拒绝了，而宁可挣扎在饥饿线上。
她一直没有离开过文化圈子，结交的也都是文化人。解放后每个人都得纳入一个单位，她却受不了组织纪律的约束，最后选择了相对自由的农村家乡。应该说，在精神上她还是一直自由的，没有做自己不愿做的事。
最后几年，我对她每月只靠几十元津贴的生活表示过不平，然而她却坦然地说：“可以了，比那些农村老人靠儿女养活好多了，有时他们向我借一元二元的，我从来不要他们还。”没有抱怨，也不后悔自己当年的决定。这样，一直在农村生活到1990年去世。
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