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妈妈的生日，十年前母亲告别了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岁月无情，十年眨眼己逝，但十年前最后离别母亲的场面还历历在目，她那满头白发，刻满皱纹的消瘦的脸庞饱含慈爱的神情仿佛就在眼前，想起这，想起她的无微不至的爱，想起她含辛茹苦为子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就不知不觉淆然泪下?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母亲出生于吉林省一个小县城，家境在当时可谓小康殷实。母亲的祖辈早年从山东闯关东来此县城。外祖父一共兄弟两人，家传世袭都会一些拳脚功夫。外祖父是当地著名牙医，方圆百八十里，几乎所有人牙病都是外祖父医治，大部分假牙都是外祖父所做。弟弟早年曾参加东北军，进过抗联，部队被打散后，回乡随外祖父一起做牙医，同时经营着县城唯一的一家钟表眼镜店。兄弟俩辛苦奔劳把积攒的钱都用来了买房买地，在当时县城繁华商业地段有房十几间，在城边有地二十几亩。共产党进城，外祖父被划为了一地主成份，万幸的是因为外祖父行医远近闻名，对患者十分慷慨，免去了很多穷人的费用，对家中帮工照顾有方，逢年过节都要给帮工们发红包，家中红白喜事必到，土地革命时，我党发动群众揭发外祖父，无人愿意参与，哥俩才幸免于残暴的土地革命，但大半辈子的辛苦钱被打土豪分了田地，自己的诊所在公私合营的运动中充了公，在随后的三反五反和文革中吃尽了阶级斗争的苦头，哥俩都在文革中过早离世。
地主成份改变了妈妈的一生，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全家人的一生。
妈妈在家排行老大，按党的说法是地主家的大小姐，读书至高小，相当于今日的初中，那个年代读书人很少，尤其是女孩子，所以说象妈妈这样能识字，在小县城可谓凤毛麟角。
妈妈上学时，正值兵荒马乱之时。先是日本占据东北，吃的是亡国奴的饭。后是苏联红军进攻东北的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投降，驻扎在小县城的日本鬼子有好多人自杀。苏联红军进驻县城，几名红军光天化日之下追逐一名女学生，女学生荒不择路投井自尽。再后来解放军和国军争夺东北，小县城多次成为两军拉据战的中心。时而解放军进来，时而国军走。解放军擅于发动群众，学生自然是其重要争取对象。当时妈妈有好几位女同学参加了解放军，后来那几位女同学大都与家中失去了联系，不知身在何方，也不知是否战死。妈妈有位闺蜜，其父是当地有名的财主，其父和哥哥被共产党所抓，处决前夕，紧急关头，为救父亲和兄长，这位闺蜜毅然报名参军并以身相许，嫁给了19岁的共产党县长。然而为时已晚，其父兄都未能保住性命。解放后这位县长在北京做官，最终官至早期深圳市级领导。这位闺蜜也曾荣归故里，随夫参加小县的县庆活动。每当提起这位闺蜜，妈妈就略有遗憾，常半开玩笑似地说若不是当年外公看得紧，她也参加了解放军，也会走出家门，没准也弄个长官当。
妈妈虽未当上长官，但妈妈的婚姻却是十分幸福美满的，令我们做晚辈的羡慕不己。爸爸和妈妈的结合，可谓男才女貌，门当户对。爸爸出身富裕之家，为人谦合，识书达理，在外是强人，在内对妈妈体贴入微，是好丈夫。妈妈养育了我们姐弟六人，自身好强，什么事情都要做的完美，整天辛苦操劳，为我们缝衣做饭，除了上班，每年都养几头猪，一大群鸡鸭以补贴家用。劳累了多半生的妈妈，到了晚年，身体非常不好。爸爸曾先后几次带着妈妈去省城，赴北京，遍访名医为妈妈求医治病。不幸的是那个爱她，呵护她，在这个世上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爸爸，先于妈妈十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爸爸弥留之际，妈妈对爸爸说，这辈子能嫁给你，我很知足，尽管有那么多苦日子，可是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就不害怕！如果有来世，但愿老天还让咱们做夫妻！
爸爸走了，留下了在这个世界上让他最不放心的妈妈给我们姐弟六人。妈妈变了，变得不像以前那么有主见，变得让自已尽量地去适应周围其他人。姐弟六人中，妈妈最疼爱的是我。我在北京时，妈妈曾几次到我那，我每次都带着妈妈去不同医院去寻医，去寻找妈妈和爸爸的希望，但奇迹并未发生。妈妈每次来都说想多呆一段日子，但我们白天上班，只有晚上和周末才能陪伴妈妈，无奈每次妈妈都住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回到家乡同哥嫂同住，好在周边有邻居和姐姐们陪伴她，这或多或少地减少了老年的孤寂和对爸爸的思念。
父母在，不远行！这是我漂泊海外为人父多年后才真正意识到，这么多年它像一个沉重的枷锁压在我的臂头，这枷锁是我对母亲和父亲的深深愧疚，母亲生养了我，把一切她能够给予我的都无私地献给了我，而我却在母亲最需要我照顾她的时候，远离她，在地球的另一边，在异国他乡，为妻儿，为生存而奔波，无法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实乃不孝也！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万里儿方愁。
梦中依稀慈母泪，空寄来世报母恩！
另附以前的随笔：
秋雨知时节，残叶眷树梢；
梦中思慈母，白发念儿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