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感人落淚的文章
“ 梁實秋” 是20 世紀華語世界裡一個沉甸甸的名字，他用40 年的時間，以一己之力，翻譯了四百多萬字的莎士比亞全部劇作和三卷詩歌，又著成一百萬字的《英國文學史》，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及三十多種英文詞典和教科書，堪稱翻譯史上的一個輝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緻的的散文作品，確立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作為梁實秋的幼女，現定居於美國西雅圖的梁文薔也已是七旬老人。營養學博士梁文薔並沒有 “ 子承父業” ，但來自父親生前的鼓勵，一直成為她勇敢地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 。雖然父親離去已近20 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於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
作為梁實秋的幼女，現定居於美國西雅圖的梁文薔也已是七旬老人。營養學博士梁文薔並沒有 “ 子承父業” ，但來自父親生前的鼓勵，一直成為她勇敢地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 。雖然父親離去已近20 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於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
我的父親梁實秋
梁文薔
梁文薔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一個場景：1982 年夏 ，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裡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又有那麼一點點淒涼的味道。我當時正處於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心情有些煩躁。
“ 我發誓，我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 我有些發洩性地抱怨。
“ 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 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我有些吃驚地抬頭看他，父親並沒有回應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 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 什麼題目？” 我有些納悶地問。
“ 梁實秋。” 父親把目光從很遠的地方移過來，直視著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我一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只是默默地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他並沒有告訴我為什麼要我寫，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 爸爸” 。我雖不是文學家，但在父親故去的這些年來，我努力地用各種方式了解父親，零零散散寫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憶起來，感覺又回到了溫暖的父愛中。
1903 年父親出生於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注：清朝政府於1862 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 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 。1912 年，北京發生兵變，梁家被變兵流氓洗劫，從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職，不愁生活，以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時，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幾個孩子，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於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這都應歸功於早期教育賦予的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修養。
父親14 歲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父親是一個老式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外闖蕩過，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 件尋常之事；況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 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更是難以想像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決定後，便急得哭起來。
但父親很順利地考上清華。我想清華八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 清華學校” ，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進行西式教育。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 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那些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來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的8 年 學習中，對父親影響較大的一位應該是梁啟超。那時梁思成是父親的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學生商議想請梁啟超來演講。通過梁思成這層關係，父親他們很順利地請來了梁啟超。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 啟超沒有什麼學問――” 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 可是也有一點嘍！” 這樣謙遜又自負的話是很難聽得到的。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 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 ；講到動情處，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啟超的激情和文采給父親留下深刻印象。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
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 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父親還可以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的一關是游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一口氣跳進水里之後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虧他有“ 先見之明” ，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出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或許由於太緊張，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著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 極不光榮” 的一個 插曲。
負笈美國
1923 年8 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60 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 傑克遜總統” 號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並不是那麼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偷偷地戀愛了；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的第一句話便是：“ 我尚未被汽車撞死！” 隨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 年夏，父親在四川北培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的消息，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 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週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的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 您修習什麼？”“ 文學。你呢？” 父親回答：“ 文學批評。” 然後兩個人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致勃勃地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的旁邊，三天一換，報名定為“ 海嘯” 。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悵》、《紙船》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像是“ 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 。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 ，冰心並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 秋郎” ，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 文革” 中，父親在台灣聽說“ 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 ，他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一文，回憶兩人幾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見報後，女作家凌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1981 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 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但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 正在醫院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但仍能感覺得到她的風度和優雅。冰心見到我非常高興。我交給她父親叫我帶給她的一本書，我說：“ 爸爸讓我帶句話：' 他沒變。'” 冰心很開心地笑了，然後說：“ 我也沒變。” 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 年秋，父親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裡的醬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著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裡卻往小碗炸醬裡加了四 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拼命找水喝。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1925 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裡看戲。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對於戲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選，一時竟然競爭頗為激烈，爭來爭去之下，顧一樵乾脆讓父親自己來演。冰心在裡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 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 女演員 站在那裡微笑，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走過去，只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只好搖頭嘆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實外國人並不懂得他們究竟在演了些什麼，只是覺得那 些紅紅綠綠的服裝和正冠捋鬚甩袖邁步等的姿態很有趣，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插曲：他們讓演趙五娘的那位中國留學生抱著琵琶，選個詞闕自彈自唱，結果“ 趙五娘” 唱的是“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要知道這是唐朝賀知章的詩，而唱的人“ 趙五娘” 卻是東漢時期的人，不過好在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動盪歲月
父親在美國呆了三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著回國，是因為我的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之言而自由戀愛可是 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著年紀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意中人，家裡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著了急，學習一結束就趕緊回國了。1927 年2 月11 日，父親與母親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親以教書為生。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 戰爭” ，張舜琴經常哭著跑到我父母那裡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將她勸了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適、徐志摩等過從甚密，他們都是“ 新月派” 的人，父親與徐志摩管胡適叫“ 大哥” 。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 論戰” 。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那時我們在台灣 ，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 過節” 。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陸續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 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 父親回答得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作品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寫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現在關於那場論戰，已經有書把他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來，現在的讀者也有閱讀所有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 年，父親又帶著家人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 年在青島出生的，1 歲多時 ，因為父親被胡適先生邀請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1999 年我特地回到青島，尋訪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時，一看石碑上刻著的“ 梁實秋故居” 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有安定多久，1937 年7 月抗戰爆發，父親聽說自己上了日本人的“ 黑名單” ，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 。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后，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7 年之久。
1944 年，母親隻身一人，帶著我們三個孩子11 件行李，從北京南下，借助於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我們團圓的那一天，母親帶著我們站在屋子裡，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 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盯著我們三個孩子，用手指著我們一個個激動地說：“ 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裡，父親也許是個“ 洋派” 的人，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他們當時一半時間住在美國白人家庭裡，一起吃飯，就要遵守美國傳統家庭的規矩：吃飯要打領帶，正襟危坐。但骨子裡，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一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 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說英文？” 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只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穿中式長袍，千層底 布鞋，疊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父親也不以為意。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併沒有就此熄滅，1948 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二人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同行。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當我們漂泊了16 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著樹枝尖起飛。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結婚，沒有同我們一起走。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覺得台灣沒有什麼好的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北大。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
初到台灣時，我們可以說是“ 無立錐之地” 。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它物。
我們初到台灣時，對“2 ？28” 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陸人與台灣人的關係十分緊張。當時台灣有個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灣屬一屬二的工業家兼教育家，由 朋友介紹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親很過意不去，林先生就請父親到他辦的工業學校教課，教的是初中生，中文、歷史、英文，哪門老師找不到，他就讓父親教哪門課。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學習，父親的課他都坐在最後一排旁聽，並且記筆記，非常認真。每隔一段時間，他都來向父親請教問題，每次來都畢恭畢敬地向父親鞠躬，他們的談話絕對不涉及個人閒談，全部都是為人處世之類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幫助，我們度過了在台灣最初的艱難時期。
台灣那時也有“ 白色恐怖” ，報紙、雜誌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專心教書、寫稿。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竟直接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 道父親是否有“ 思想問題” 。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查此事，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週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然說出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的信件也會被偷偷地檢查。查私人信件、將內容外傳、又傳回寫信人，我們當時除了覺得滑稽，也只有無奈。
在台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著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的心臟，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 來，但仍以槍指著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
待我回來時，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 歐米伽” 手錶、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簾都拉起來，請求警察保護。結果警察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
那個“ 歐米伽” 是父親過生日時，30 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是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警察就在當舖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察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 梁先生，對不起您！” 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 少，一律判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母親後來替他求 情，但也無濟於事。
不盡的思念
到了台灣，父親重新開始了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
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只有3 歲。後來因為抗戰，顛沛流離，只譯了十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生活相對安定下來之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台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台灣的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但無論天氣多熱，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經常是揮汗如雨地坐在那兒翻譯，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
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建議父親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親與另外兩個人一起 翻譯，但其餘兩位後來中途退出，只剩下父親一人在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很苦的事，因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寫的，首先很難讀懂，再“ 信達雅” 地翻譯出來，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亞的原文，父親笑著說：“ 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
翻譯的後期對父親來說尤其艱苦，因為他喜歡的劇本已先譯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較枯燥艱澀的。這時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堅持下來。
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訂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親。這 一點，在我小的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而在長大結婚，有了家庭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但喜歡品。到了台灣、去了美國以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麼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的，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嚐了後，總是搖頭嘆氣：“ 不一樣，不一樣！”
我在台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 獨生女” 。飯後，我們經常坐在客廳裡，喝茶閒聊，話題多半是“ 吃” 。從當天的菜餚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最後，總是懷念在故鄉北京時的地道做法，然後慨嘆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 跟著我到西雅圖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裡發 現，他們手拉著手坐在一起。1974 年4 月30 日上午，父親與母親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前，母親以一慣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預感，對父親說：“ 你不要著急，治華（注：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 到手術室門口，母親還應醫師之請微笑了一下。幾個小時之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的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 年，我借到北京開會之機，專程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 。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踪。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託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只好偷偷藏起來，不敢多看。
雖然父親後來與韓菁清女士又結了婚，但我沒有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詳細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還是像以前那樣給我寫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壞，他仍然時常陷於對母親的思念裡不能自拔，幾乎每年在母親的祭日那天他都會寫一首詩紀念，而且幾乎在每一封信裡，他都會寫“ 汝母” ，他都會很沉痛地懷念母親。
父母在世時，他們盡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儘管他們心裡都明白對方的痛苦和思念。母親信佛，每天誦經焚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母親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 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 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台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平時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台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匯報，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騏33 年的經歷，講到激動處，時常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裡，珍存著。
1986 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時前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著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著腰，全身在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麼叫出租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做他的 沒出過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家，我充滿了不祥之感。
1987 年11 月3 日，父親因突發心髒病住院。當時，小量的輸氧已經不夠。父親窒息，最後，父親扯開小氧氣罩，大叫：“ 我要死了！”“ 我就這樣死了！” 此時，醫生終於同意給予大量輸氧，卻發現床頭牆上大量輸氧的氣源不能用，於是索性拔下小量輸氧的管子，換床。七手八腳忙亂了5 分鐘。就在這完全中斷輸氧的5 分鐘裡，父親死了。父親強烈的求生慾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臟停止，他留下的最後五句絕筆之一是：“ 我還需更多的氧。” 父親的手一生中寫了不知幾萬萬字，沒想到，留在人間最後的字跡，竟然是這樣的求生呼號。每思及此，肝腸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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